• 钟思燕

问题的缘起

老年数字弱势群体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老龄化程度加剧与数字化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群体，其群内（老年群体间）与群际（代际之间）双重弱势境地使老年人成为社会转型新时期最脆弱的群体之一。近年来，学界对老年人数字化生存问题的关注度显著上升，但研究多聚焦于亲子两代之间数字能力差异，缺乏对同辈群体差异所引发的群体压力等的研究；在调研地点的选择上，也多集中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缺乏对二三线城市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形态的勾勒。对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问题暴露出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的社会矛盾，需要更多的理论关注与情感关怀。

研究方法

研究对35位在数字技术采纳与使用上处于弱势地位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时间在30~60分钟不等。研究主要采取偶遇抽样与滚雪球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在广场、公园、社区等老年人聚集地随机拦截访谈及由上一访谈对象介绍下一访谈对象相结合的方式最终确认35位访谈对象，样本在地域上覆盖南昌市新建、青山湖、东湖、西湖4个行政区域，年龄上覆盖60~69岁（24位）、70~79岁（8位）、80~89岁（3位）三个年龄段，35位访谈对象在文化程度、从事（或曾从事）职业等方面各有所异，样本代表性与广泛性较强。

研究发现

1.老年数字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形态

（1）基本生活受挫。在“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一种基本的、常态化生活方式的今天，由于数字能力较低，老年数字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出行、支付、就医等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几个场景上。面对已经变化的外部环境，身处新的社会“场域”，老年人仍保持着旧的“惯习”，这就导致生活习性与外部世界之间不同程度地断裂，这也是老年人在现实生活频频受挫甚至出现矛盾与冲突的主要原因。老年人在数字技术的使用上高度依赖子女或相关服务人员，但这种外在支持一旦消失，他们将感到不安和不知所措，甚至不得不延缓或放弃行动。

（2）社会交往弱化。如今，作为人际互动、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微信以其简单易用、低成本、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特性获得很多老年人的青睐，他们充分发挥微信社交功能，突破空间限制，不断强化、巩固自己的初级社会群体成员关系，并依托微信与次级社会群体成员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从而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同时，老年群体中也不乏拥有智能手机但不会使用微信的人。这部分老年人大多数仍然通过电话或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与他人保持联系，其社会关系仍以初级群体成员为主。但随着微信使用的普及，其原有初级社会关系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

（3）娱乐方式单一固化。数字能力的不同让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方式也逐渐显现出差异。访谈发现：微信除了联络感情外，亦成为老年群体组织、策划集体活动的重要工具。但这种线上组织活动的方式如同一道隐形的门槛，将那些不会使用微信的老人排除在外。此外，数字能力强的老年人还会选择观看视频、听音乐、阅览微信推文等线上娱乐消遣方式。而老年数字弱势群体的娱乐方式则较为单一，仍以传统娱乐方式为主。

2.失效的数字反哺

家庭作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成为数字反哺的主要阵地，而子代的数字原住民与赡养者双重角色身份则使其成为数字反哺的主力。从访谈结果看，大部分老年人心理上倾向寻求子女的帮助。但就实际行动而言，老年人“问出口的求助”远小于其“想要求助”的数量，这是由主观（向晚辈请教时的心理障碍等）、客观（居住距离、子女空闲时间、教学态度等）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从反哺效果来看，谢婉婷认为只有当老年人需求与年轻人配合时，反哺行为才能更加有效；周裕琼则发现年轻世代“给出去的反哺”与年长世代“接受到的反哺”虽大体能达成共识，但仍有三成左右相互矛盾。这意味着来自子代的数字反哺与老年人实际需要的反哺之间仍存在较大缺口，仅依靠子代的数字反哺并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数字需求。

目前学界对数字反哺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促进双代沟通、弥合数字代沟等积极意义的探讨，研究发现数字反哺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总是朝预期方向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接入沟上，限制了亲代智能手机APP下载的种类与数量。洪杰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父母购买智能手机的过程中，虽然子女没有直接支配资金的权力，但通常子女的话语权起到决定作用”，大部分受访老人不知道如何下载软件，其手机上的软件均由子女下载安装后得以使用，软件数量较少，且以系统自带的工具性软件为主，微信在老年数字弱势群体中的使用量最高，使用功能仍局限于发消息、视频通话、朋友圈等传统工具性或小部分社交性功能上。

在使用沟上，代理式反哺现象在受访老人家庭中较为普遍，即为节省时间，提升效率，子女往往选择跳过教导老年人使用步骤，而直接代为操作，但这种代理式反哺只是暂时解决了老年人当时的数字需求，对老年人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的提升帮助不大，甚至助长了老年人的依赖心理。

在知识沟上，研究发现在信息内容选择上，部分子女倾向于向父母传达由数字技术引发消极影响的相关信息，如老年人网络上当受骗的新闻等，这种单面信息传递方式无形中将老年人推离了数字技术。

3.同辈影响：融入数字化生活新的动力与契机

随着微信在老年群体中的扩散与普及，同辈影响为填补数字反哺缺口提供了新的可能，成为老年数字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生活新的动力与契机。身处同一地域的老年人线下往往保持着密切且频繁的交往，彼此间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在数字技术出现以前，同一地域的老年人在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方面十分接近。随着数字技术的融入，数字能力逐渐将他们区分为敢于采纳新技术且数字能力较强的老年人和数字能力较弱或受观念等因素影响在数字技术采纳上滞后的老年人。这种区分使其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娱乐休闲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差异，这种良性的来自同辈群体的压力成为老年数字弱势群体学习使用数字技术的动力，促使其积极向数字能力强的同辈请教学习，努力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结论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考察了老年数字弱势群体数字化生存的基本形态及其家庭数字反哺情况。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使用上的弱势地位对南昌市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侵害；受思想观念、经济条件、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子女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随着微信在老年人中的普及，同辈影响成为老年数字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生活新的动力与契机，为解决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困境提供了新思路。在调研过程中，研究者了解到南昌市万达星城社区与周边大学合作，由青年志愿者定期到社区开展针对老年人的数字帮扶活动、社区内成立一“老”带三“新”固定数字互助小组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并获得社区老年人的广泛好评。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周裕琼.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07).

[3]谢婉婷,祝嘉静,赵浩如,赵娜.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家庭场域的新媒体互动初探[J].传播力研究,2019,3(14).

[4]周裕琼,丁海琼.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42(03).

[5]洪杰文,李欣.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9,41(10).

责任编辑：马  文

刊发于《中国报业》杂志2023年度5月下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