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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秧歌是歌舞戏多形态并存的民间艺术，学者眼中、民众心中的定县秧歌相似却不同，相依相异、各美其美。《定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立足田野现实和文献资料，以组织形式和演出模式为主线，梳理定县秧歌百年来的发展脉络，探究其传承演变的历史动因，展现定县秧歌潜藏着的无限生机与可能。

    ■ 谷子瑞

    以前碰到有人问“你们定县有什么特色”，我必要带着一种“我的老家我不了解谁了解”式的底气回他“定州焖子、定州塔”。然而后来，事情却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刚上研究生那阵，听导师说起“晏阳初”“平教会”“定县秧歌”这些语词时，我大脑一片空白，那一刻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是定县人吗？”于是便疯狂地搜集阅读各种跟定县有关的资料，似乎非如此不能算合格的定县人。之后才知晓，晏阳初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平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原本野蛮生长于定县这片土地的乡村戏——秧歌，是被知识分子们发现、搜集并委以重任的平民教育的媒介，而且它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时候，对我来说，这些语词及背后的意义似乎有关联又好像没关联，它们化作一团，在我脑海里各占一边。纵使千头万绪，毕业论文的选题总算是有了，然而一切也都还是不确定的。

    2017年底，为了厘清我心中的迷思，也为了找到田野调查的方向，我从学校回到老家，到文化馆、方志办、剧团等地都跑了一圈，收获当然是有的，但心里还是有一个声音在喃喃低语：“你确定要做这个？你能行吗？”

    直到2018年初，我亲自跟了两场演出，对定县秧歌终于有了实感，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也终于有了坚定的呼声：“就是它！就是它了！”

    接下来便是稍显枯燥的文献梳理，然后游走在无定法的田野。因为田野的不确定性，或许也有几分“近乡情怯”，我一度处于严重的自我怀疑中。幸而，我的导师以其丰沛的知识储备和经多见广的坦然，一直从旁鼓励、支持、鞭策我。我坚持了下来，串联了“晏阳初”“定县秧歌”“非遗”等数不清的语词及其背后的意义，使其在定县秧歌的演进历史中顺利“复位”，而我脑海中也有了清晰的脉络，透过“平民教育媒介”和“国家级非遗项目”，认识了真实的定县秧歌，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也重新认识了定县这片故土，实现了自我的成长蜕变，从而有了这本真心诚意向定县秧歌和故土致敬的小书。

    小书的研究主题是定县秧歌，是我老家一种土生土长的民间小戏。从乡村戏到非遗百年小史的梳理，无不证明定县秧歌本身是在不断演进变化的。定县秧歌最初只是乡音俚曲，在清朝中后期被搬上舞台。起初是一帮能唱善唱的农人的自娱自乐，后来，以经济为主导的私人班社兴起并逐渐壮大，演唱俱佳的秧歌艺人更是一度被政府“收编”成立了颇有规模的“正式剧团”。然而，无论外在形制如何正规正式，秧歌被土里刨食的农民从田间地头带上舞台，天生带着几分“土气”，与央视、非遗剧场等高大上的演出场合相比，庙庆节日和红白喜事等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演出始终是其主要演练场。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定县秧歌大多时候随波逐流，然而也有平民教育运动、非遗保护、现代化等或疾或微的风雨，对其产生或轻或重、短暂或持久、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然无论如何，定县秧歌的生命力始终在于艺人这个群体本身，在于定县这块热土，在于作为观者民众的主动抉择。

    诸如定县秧歌这种至今仍存活于日常生活中且较为复杂的民间表演艺术，只有亲身去实地贴近、观察、收集资料，才能真正认识她，而这正是我作为本地人的一大优势。也正是因为有了还算丰富的田野调查，我才能对定县秧歌形成比较成体系的深层认识。显然，这种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不断地梳理文献、田野调查、案头写作中逐渐形成并加深的。事实上，这本小书的写作很大程度上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与此同时书面表达也会反哺田野，使田野所得更清晰、更系统。

    日后再碰到有人问“定县有什么特色”，除了“定州焖子、定州塔”这两样定县尽人皆知的，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自豪地再加一个“定县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