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举办的世界炎帝神农故里寻根节是国家批准的湖北省的重要节庆活动。活动己经取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是巨大的，其社会影响也是广泛的。目前，世界炎帝神农故里寻根节的影响因子还有非常巨大的增容空间，还可以激发出更大、更优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来。之所以没有发挥出更大更优的效益，主要是因为寻根节厚古薄今的活动结构所涵养的现代精神过少，民本因素不足，不利于其影响力的发挥。要使寻根节释放更大效益，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调整厚古薄今文化的结构，把视角放在发掘代表现在与未来的新神农精神这个基点上来，使节庆由思古之幽情转型为讴歌时代新神农的活动。增容寻根节的影响因子，使其效能趋于最大。

当下寻根节结构的问题及分析

湖北地区利用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精神力量的重要抓手就是在随州市举办“寻根节”（农历四月二十六日）。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于1993年在随州市举行。2009年，湖北将“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提升为国家级祭祀大典，命名为“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此后连年举办，如今，“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已经成为在全球华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族文化品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本来，“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是可以释放出更大效益的，然而受制于拜谒主题，整个品牌活动在结构向“古”，在价值选择上向“帝”，这致使结构面向现在与未来的气息严重不足，从而限制了品牌价值的进一步彰显。

（一）“结构崇古”。可以看到，结构向古的现象，在全国同类活动品牌中具有普遍性，“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亦然。炎帝神农文化本来就属于上古文化。这类文化的寻根主题，乃是聚海内外华人代表于烈山以“拜谒炎帝”，共同缅怀始祖功德，畅叙血脉亲情，传承炎帝精神。整个品牌活动都沉浸在“吾祖辉煌”的颂歌中。《炎帝大歌》云：

我用编钟唤醒你的梦想，我用五谷拜谒你的故乡，我用火把看清你的模样，我用胸膛点燃你的高香。忆我先祖 拓土开疆；作耒耜 教以农桑；遍尝百草 为民疗创；结弦为琴 仪风流长。我用歌声赞颂你的刚强，我用万鼓擂响你的乐章，我用泪水书写你的荣光，我用脊梁扛起你的担当。烈山之上 望我家邦；人文始祖 布衣先皇；大木千尺 同根四方；华夏子孙 济济一堂。

整个咏颂过程，反复传颂炎帝植五谷、尝百草等八大功绩，以加深人们对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了解。整体神农景区建筑都体现了这种主题，以仿古风格释放古韵，让人怀幽。品牌活动的现代形式虽然也有书法展、博览会等等，但是相对于整个活动营造的思念老祖宗的向古气氛而言，它只是一种衬托。结构向古的品牌活动氛围“古气沉沉”，而不是“朝气蓬勃”气象的释放。事实上神农精神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古人就知道，炎帝者世号也。因此，“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不仅要追思“老祖宗”，更要面向新时代，鼓励、奖励时代大潮所涌现出来的新神农。

（二）“价值帝化”。文化的寻根探源活动应该具有人民性的立场。在我国，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因此“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这个文化品牌的打造，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问题是，将炎帝神农氏、黄帝等“帝王化”的傾向于古有之。当今的“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等品牌，都在试图将上古文化圣人“帝王化”。例如景区用以彰显炎帝神农氏的八大功绩柱取九九之数就有将炎帝神农氏帝王化的傾向。事实上，炎帝神农氏虽然是“圣人”，但并不是“帝王”，而是“老农”。神农文化起源于帝王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在这个“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神农之世，社会“治理”也是有的，但治理之具并不是“刑政”；“王”也是有的，但他们亦非拥有“甲兵”的“王”。《商君书》称之为“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将神农帝王化在古代儒家就开始了。例如在孔子时代，儒家重“诵《诗》三百，授之以政”的君王之学，而“请学为圃”，是小人之学。孔子直言“吾不如老农。”在诗礼与学稼之间，孔子强调的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到了孟子时代，周人的先祖后稷被儒家纳入“神农之言”的范畴，这可以说是将神农文化帝王化的开始。就随州地区的炎帝神农祭祀史而言，明代以前的祭祀将炎帝神农氏定位于救民之难的神。《随州志》艺文志收录一篇明人所作《炎帝庙像服记》。其云：“随之厉乡，炎帝所起。民因立庙，祠炎帝至今。”“其庙中偶土为帝像，而首之形如牛”。这里的炎帝神农氏显然不是“帝王”。但是到了明代，炎帝神农被帝王化了。这篇《炎帝庙像服记》说：“吾不知炎帝之在位服何服，冠何冠。孔子有言曰：服周之冕。冕之所美，无易于周，而为圣人之所取也。使炎帝出于周之后，其亦以周冕为服也，必矣。即遣工人因庙旧像，更其首形而始冕。”其实，炎帝神农氏不是帝王，而是中国最早的“老农”，也可以称之为“农业专家”。《周易》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白虎通义》是这样记载神农氏的：“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神而化之，使民易之，故谓神农也”。因为神农氏不辞辛苦以农教天下，以至于《淮南子》形容神农“憔悴”。正因为如此，在民间，神农氏被亲切地称为“忧劳百姓甚矣”的“五谷爷”“药王爷”。将炎帝神农氏理解为“帝王”，从满足民众对炎帝神农氏的崇拜之情上看，可以理解，孙中山也曾指出这一问题。他说：“神农尝百草，发明了许多药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生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劳的事，所以世人便尊奉他做皇帝。”可是这里所说的“皇帝”与人们所说的“专制皇帝”是根本对立的，他是指“忧劳百姓甚矣”的“五谷爷”“药王爷”，在价值选择上定型为以九五为尊的“专制皇帝”，在孙中山之后，特别是在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中国，是失去了人民性的文化，因而它“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   

（三）“民众缺场”。寻根节还存在着一个“民众缺场”的问题。包括神农在内的远古文化，在本质上是对厨子、医生、裁缝、木匠等特别能干的人民英雄的崇尚。有一个叫丁韙良的美国教授曾问题中国农民：“外国人为什么不能中国来做皇帝呢？”这个农民指着田边所挂的电线回答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了”。在民众的价值世界里，有大本领的人便可以做“皇帝”。因此炎帝神农氏的功劳并不体现在上层建筑领域，而是在经济生产领域。神农文化所崇尚的文化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发明与创造。湖北随州地区曾从八个方面概括了炎帝神农氏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功德，它们是种植谷蔬、制作耒耜、凿井挖渠、织麻为衣、日中而市、削桐为琴、作陶为器、发明医药。这八个方面的功德传说，集中体现了炎帝神农在经济生产领域的贡献，其内涵就是：“利民”。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神农、大禹利民，其志数千年后，可垂不朽”。可见寻根节所寻的“不朽”之“根”，原来是“利民”精神。可是在帝化了的价值结构中，民众价值世界中的人民英雄却缺了场，换言之，今天所祭祀的炎帝神农并没有走进民众的价值世界。寻根节应该是人民的文化活动，但目前祭祀的参加者主要是官员、学者、企业家等社会精英人士，民众则被挡在了场外，以至于很多老百姓说：“我也很想祭祀祖先，但是我们没有资格进场祭祀。”毫无疑问，官员、学者、企业家等社会精英也属于人民的范畴，可是“人民”的多数还是指“民众”。没有民众参加的祭祀活动，炎帝神农文化很难在民众的价值世界中扎根，活动事实上成为没有根的浮萍。

 调整寻根节结构，增强活动影响力的方案

炎帝神农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在先秦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其核心就是将天下这个共同体归结为“华夏”，将“华夏”的主体归结为“炎黄”。因此“炎黄”精神被归结到了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其实是炎黄文化。而其中的炎帝神农精神被放在了凝聚核心的首位。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中的炎帝神农精神源远流长，不仅有“古”，而且有“今”。在这个精神谱系中，能代表现在与未来的当然是新时代的神农精神，也就是“新神农”。

举办寻根节，就是要发扬新神农精神。要使“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影响力，必须充分发扬新神农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寻根节现有结构进行调整。一是将结构的“向古”转型为“面向当今”。不同时代都有自己的“神农”。《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 自夏以上祀之  ”。 《礼记·祭法》讲得更清楚：“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岛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岛，故祀以为社。” 这就是说，在夏之前，“能殖百谷”的，是厉山氏之子农，他被尊为神农；夏之后，周人的先祖弃又教导百姓耕种收割，种植庄稼，庄稼成熟了，百姓得以生存繁殖，所以他也被尊为神农，称为“后稷”；还有共工氏之子后土教导百姓平水土，发展农业，也被称为“社神”。可见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神农。神农文化所歌颂的“神农”乃是对时代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因此，我们的寻根节结构只有面向当今，才能将聚蕴藏在民众中的发明与创新英雄以“新神农”的形式凸现出来，使他们正为神农文化的真正主角。二是将活动“帝化”的价值取向转型为人民英雄的取向。根据唯物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寻根节所要寻的是那些为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文化英雄，而这个英雄的本来面目是“民”。三是去围墙，让寻根节变成民众的祭祀活动，即将民众代表作为祭祀炎帝神农氏的重要参与者，这将使神农的文化烟火与人民所崇尚的精神合而为一。 具体方案如下： 

（一）重奖“新神农”。根据炎帝神农氏功德传说的本质在于贡献于农，祭祀神农，就要重奖新时代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国家设有科学技术进步奖，同时国家出台有引导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项的管理办法。这为设立新神农奖提供了法律与政策依据。 根据炎帝神农的历史功绩进行分类，对在新代为农业、农用机械、健康产业、建筑、音乐等领域有创新性贡献的人进行奖励，奖励层级依据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奖而立，命名为“中国新神农创新奖”，分“新神农”（一名，五年一评，评不出宁缺无滥）、“神农文化创新杰出贡献奖”（五名，一年一评）、“神农文化创新鼓励奖”（若干名，一年一评）。“新神农奖”从“神农文化杰出创新奖”获得者中评出。积极申请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实现“新神农奖”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对接。

（二）成立重奖全国联动机构。与全国节庆类祭祀活动地联合，共同组建“新神农创新奖”的社会评选机构，推进工作。 结构分工作专班、专家委员会和基金会三部分。工作专班的职能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寻找各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专家委员的职能在于从中选出获奖人与获奖等次，从中评出新神农。设立中国新神农创造基金会，支持炎帝神农文化研究、故里建设，特别是重奖在建设美丽乡村中有杰出贡献的人们。新神农奖的颁发地可采用参与地轮流颁发的形式。 在国家没有批准之前，本奖可以先在湖北省或随州市辖区内试行，以取得经验，便于推广。

 （三）优化节庆活动链，增加节庆的人民性，涵养并放大活动影响因子。一是活动主题化。每年的寻根节活动应该根据炎帝神农氏的功绩之一设立小切口的活动主题，围绕主题筹划、设计活动。比如明年选择“医疗”这个主题，那么，一切活动都要体现“医”。二是升级优化节前活动。将现有节庆活动前的民俗活动提升为新神农创新成果的博览会和交易会，促进新成果向实用、向生产力、向效益的转化。三是增设农民及行业代表团。在全省其他地市的每镇、随州市的每村推选一名家风好、有贡献的农民、全省每个行业推选一名杰出代表组团参加寻根节，并且将其确定为第一团入场，以彰显整个活动的人民性。这种推行活动最终是面向全国。四是将现有节庆活动可分为祭祖大典和颁奖礼式两类，前者是追思“老祖宗”，后者是奖励“新神农”。最后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延长节活动链，将神农文化，特别是新神农精神的种子播种在人民的心田。

（武汉工商学院国学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随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王文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