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幻灯片或曾被带出国门
宣讲南京大屠杀暴行
卢彦名介绍说，这些都是最近几年在研究和收藏过程中的新发现，也包括海外回流的文物。
其中，首次发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照片的早期上色玻璃质幻灯片。该玻璃质幻灯片长10.3cm×宽8.5cm×厚0.4cm。英文手写说明文字：“难民在总部（宁海路5号）领取救济金。”画面依旧清晰，照片中有许多人，既有中方人士，也有外籍人士。其中，约翰·马吉、米尔斯、斯迈思等国际人士很容易辨认。
“以往关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的很多图片资料都源于美国的《耶鲁文献》，都是电子版的。这次找到一张玻璃质幻灯片实物，应该是比较新的发现。”卢彦名表示，查阅耶鲁文献和江东门纪念馆藏相似系列电子版照片后，确认此照片为首次发现。考证其真实性，经请教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难民在总部领取救济金确有其事。
目前，尚未发现同类型文物，但文物产生的具体年份尚有待考证。从玻璃质上色幻灯片为上世纪上半叶工艺技术，1950年代后逐渐被淘汰，可以确定其拍摄年代不会早于国际安全区成立，也不会晚于战后初期。南京安全区照片为何被制成玻璃幻灯片？或许它曾被带出国门宣讲南京大屠杀暴行。据史料，1938年，国际友人辛德贝格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胶片去欧洲放映、宣讲。另一份胶片则由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藏在自己的衣服里，躲过了日军的搜查，带到美国宣讲。卢彦名说，有可能乔治·费奇在宣讲过程当中，用这种幻灯片的形式配合纪录片来进行展示。这份幻灯片是从美国回流回来的，因此初步怀疑，这张幻灯片或为战后初期国际人士向公众宣讲南京大屠杀史实所用，接下来有待学者进一步考证。
一张新年祝福明信片
成日军侵华重要罪证
此次展出的文物史料中，还有一封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士兵寄回京都的军事明信片。明信片上面写有这名士兵对家人的新年祝福，以及“元旦于南京”。正面则写着“上海派遣军和多田春造”，以及其位于京都的家庭地址，盖有“南京陷落纪念”军事邮戳。卢彦名认为，明信片上很清楚地写明是“军事邮便”，时间地点都很清晰，这是日军侵华的重要罪证。
其中还有侵华日军片桐部队的写真帖，当时侵华日军为炫耀自己的“战争功绩”，出版了各自的纪念写真，照片全部由日军自己拍摄。“写真帖”不公开出版，仅作为内部资料在部队里交流。因此，“写真帖”中有不少日军在南京烧杀抢掠的照片。卢彦名说，这本写真帖由片桐部队的军士长私人收藏，有军士长个人拍摄的南京照片，也有他本人和片桐部队队长的照片，还附上了通讯录。据介绍，片桐部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臭名昭著，“百人斩”凶手向井敏明、野田毅就是这支部队的。
侵华日军步兵第12联队写真帖中，还意外发现了一组南京安全区的照片。据了解，侵华日军的写真帖一般都是炫耀战绩的，但是这本却从加害者的角度记录了当时南京安全区的真实场景。照片中，穿着破衣烂衫的难民脸上神情恐惧、苦恼彷徨。
也可以看出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市容市貌，日军占领的主要建筑，南京街头的空无一人与拥挤的安全区形成鲜明对照，曾经的家园不再。
国际安全区研究
要构建自身话语体系
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记录、制止日军暴行，救助中国民众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南京国际安全区模式也为当代国际人道主义法典和公约中的重要概念和依据提供了原初的范例和启发，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展现出来的人类守望相助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已经深深地融入南京这座城市的精神之中。
欣闻“人类守望相助精神与南京国际安全区”展览在南京南视觉美术馆举办，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约翰·马吉之孙克里斯•马吉从澳大利亚为此次活动致辞。他表示，“我的祖父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和留在南京的20多位西方人一起，为记录和制止日本的暴行，拯救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八十六年过去了，难民问题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愿各国人民深刻汲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卢彦名认为，“国际安全区研究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这很重要。通过相关档案文献文物，我们的研究要突破传统、拓宽视野。”目前抗战时期中国国际难民区档案整理与研究，以抗战时期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和上海犹太难民国际难民社区等国际难民区为研究对象，旨在进一步收集、整理与研究国际难民区档案资料，为当代国际人道主义活动的法理依据与实践提供借鉴和启发，同时有助于有关纪念场馆和高校等借助整理后的档案提升展览、研究和教学的水平。
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卢彦名表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材料和新证据不断涌现，如何让研究成果走出课堂，更好为公众所了解，以更直观形式的感受历史，通过公益讲座、城市行走等形式，我们还在不断探索。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编辑：秦小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