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十二岁时，曾经问私塾先生一个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先生回答：“惟读书登第耳。”阳明表示不敢苟同：“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追慕圣贤或曰“学圣贤”是其工夫路径。身在圣地学习工做的我，“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自然更能体味阳明所谓“学圣贤”之志。如果从1996年考入曲师大历史系学习开始算，我至今在圣地生活已有小三十年；如果从2003年考回母校攻读专门史硕士研究生开始计算，至今也有整整二十年了！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能够追随杨朝明老师研习儒学，体贴圣人之道的深邃博大，幸何如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潮流脉动成为时代大势。我也有幸置身其中，亲身参与了某些事情，与有荣焉。
2016年我入选首批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此后又受聘为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并主编《洙泗》《新礼乐》学术辑刊，同时兼任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贵阳孔学堂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敦和基金会经学资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山东孔子学会秘书长，山东曾子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理事，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山东周易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教科院兼职研究员，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特聘教授，曲阜市文史馆员，曲阜文化两创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借此机会，我做一回顾，加以反省。
一、“传播比研究更重要”
2017年9月28日，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是由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与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组建的一个民间松散联盟。我做为中心秘书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挖掘传统礼乐的精神需要结合时代需求，而儒学一定要介入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还提出：“传播应该比研究更重要，至少两者要并重。”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是基于我对现实的某种判断。我自己首先是高校教师，是人文学者，学术研究与教学本是分内之事，但何以说“传播比研究更重要”呢？因为从事研究者众多，但甘愿去进行普及、传播的学者不多。正是如此，社会上的传统文化普及平台往往鱼龙混杂，群魔乱舞，我为此忧心忡忡。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基础，往往会流入野狐禅，这也就是不少朋友所调侃的，国学圈骗子最多。我经常跟朋友说，这个阵地学者不去占领，就会被怪力乱神占据。那既是国学的灾难，也是我们的失责。所以，我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又走出书斋、做好传播普及工做。前者为基础，后者为宗旨，二者相互支撑，相互推进。我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儒家哲学研究，儒家文献整理与研究，儒家学术史研究，礼乐文明研究等，主要致力于结合出土文献研究先秦儒学文献及思想史、学术史，同时做一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目前出版了《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新探》《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儒家八派新探》等专著，整理出版了《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译注》和《孔子家语》（太宰纯增注本）等。大体来说，我在学术视野上涵括文献实证与哲学诠释，研究维度上包括儒学正本清源及其时代价值转化。
在文化的传播普及方面，我侧重儒学的当代价值转化与应用（“两创”）。利用学术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是新时代传统文化研究者的重要使命，本人自觉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以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三孔等文物如何活起来、礼乐文明的现代转化等为关键领域开展“两创”探索，在山东省大中小学传统文化骨干教师培训及传承工程建设、师德师风建设、干部政德教育、乡村儒学教育、文化润疆等方面进行了多方实践和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事迹和成果多次在央视《新闻联播》和《山东新闻联播》等媒体报道。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工做。
2013年，受颜炳罡教授“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的精神感召，积极投入到泗水尼山圣源书院的乡村儒学教育等活动中，先后为乡民、东南亚华人、台湾青少年、国内高校夏令营等讲座数十次。2014年后，转入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筹建工做，在课程开发、教材编写、现场教学点打造等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后受聘为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特聘教授，为济宁及曲阜、汶上、邹城、泗水等地干部政德教育培训讲授相关课程。
2014年，与杨朝明教授合做主编《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历经三年，最终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该书入选第二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推荐的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被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广泛报道，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以此为基础，又推出《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中华八德·青少年读本》《中华八德·校园读本》等系列读物。其中《党员干部读本》获得中组部、中宣部等多部委评选的“第五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创新教材”称号。山东教育卫视《宋立林说八德》等节目的录制，在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两创”与普及上也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2016年积极推动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开发，主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及教师教学用书（初一及高中学段），在全省多个地市使用。做为主要成员参与主编的高校人文通识课教材《孔子与论语》，获得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和一等奖等；做为主要成员参与教授的“孔子‘和’思想虚拟仿真实验”“孔子与论语”两门课程入选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2018年，做为主要业务骨干，组建山东省教师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和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在培训理念、教学体系开发、现场教学打造、课程规划及教材建设等方面，贡献良多。2018年以来，连续五年中标省培项目，并承接全国各地传统文化培训项目。
2020年，推动建立山东省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指导中心，组织多次会议，为我省传统文化教育建言献策。起草山东省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校建设评选方案，起草山东省中小学文明礼仪规划，编辑《探索传统教育之路》《与孔子相遇：三孔现场教学实录》等做品。
2021年，参与央视《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录制，任“论语”“周易”两集学术指导；担任纪录片《祭孔大典》顾问；参与山东卫视2021年祭孔大典直播，任顾问；担任曲阜祭孔大典学术指导，任山东卫视辛丑年祭孔大典直播顾问与总撰稿；担任教育部师德师风涵养基地中国教师博物馆杏坛学堂主讲，录制《万世师表话孔子》系列讲座。
2021年，推动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援疆指挥部与喀什大学共建国学院，推动我校与我省教育援疆与文化润疆工做。在新疆工做期间，受到山东省党政代表团及省主要领导的接见，就传统文化“两创”及文化润疆工做进行了交流汇报。2022年策划和参与喀什大学国学馆建设，使其成为南疆的文化新地标。
此外，近年来我与济宁政协、曲阜政协、曲阜政德中心等单位合做，撰写《孔子家语探微》《孔子弟子评传》《孔庙十二哲》《儒学与现代社会》等多部通俗性历史人文做品，并与齐鲁书社合做策划“中国人的礼乐”丛书，与山东教育出版社合做策划“国学经典课”丛书。
以上种种，都是儒者分内之事，机缘凑泊，才得以完成。而也有些规划或者想法，则因时机不够成熟而未能落地，我也坦然面对。因为在孔子故里的缘故，我比其他地方的师友有更多参与儒学事业的机会。在这些繁杂的活动之中，尽管有不少的“代价”，比如耽误了写论文、申请项目，但在这些活动的实践中，我个人不仅得到了太多师友和领导的关怀和帮助，赞美与提携，也锻炼了很多事功的能力。总的来说，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远胜于付出。
二、那些人，那些梦，那些事
儒学是生命学问。学问的工夫离不开师友的导引与扶持。我个人驽钝，年逾不惑而无所立，惟有一颗向学之心，满腔赤诚之情，黾勉从事，蹒跚前行，所赖者惟师友之助。几十年来，对我的成长有重要影响的老师很多，这些老师用他们的学识与人格启迪和教诲了我，指引我不断进步和成长。在学术上，我也受到非常多前辈的影响，比如李学勤先生，他是我的太老师，学术地位极高，每当我读他的书，亲近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震撼。前辈学人、文史大家刘梦溪先生，对我垂爱有加，对我寄予厚望，时常打电话予以督导，令我不敢懈怠。此外，李纪祥、廖名春、梁涛、白奚、颜炳罡、杨海文等老师都是我学术路上的贵人，他们的激励、扶持、提携、关照、指导，让我受益匪浅。当然这个名单应有很长，恕不一一列出。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两位业师。一位是硕士、博士生导师杨朝明先生，一位是博士后合做导师郭齐勇先生。二位老师性格有别，但是他们对儒学的信仰与信念是一致的，他们对儒学复兴所付出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二位老师的道德文章，都是我的楷模，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杨师在2013年11月26日参加了孔子研究院专家座谈会，此后以更加忙碌的节奏，参与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事业之中，席不暇暖，奔波于各地，讲学传道，希望孔子的真精神能够在中国大地再次滋养斯民。他性格刚毅，但刚中有柔。他待人真诚，事父母至孝，并且恪守孝友之道。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一点，杨师做得极好，也最能感人。他不用多说一句教训我们要孝要悌的话，我们就被他孝友的精神所感召，反躬自省，见贤思齐。郭老师温和慈祥，但柔中有刚，正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我们听学界很多师友谈过郭老师的壮举，从而更感受到儒者在学问之外的担当与坚守。郭师向来对晚辈不吝赞誉和鼓励，让我们沐浴在师恩的春风之中。每个时代，都需要真正儒者，今天尤是如此。我有幸追随两位真儒，小子瞠乎其后，不敢少怠。
人生离不开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儒学的复兴。而为此的具体梦想还有几个。比如，办刊物就是我的梦想之一。早在2004年读研究生期间，我就创刊了孔子文化学院的内刊《孔子文化》，后来又协助杨师主编《孔子文化辑刊》。他调任孔子研究院工做后，我受聘学术委员，策划并推动了《孔子文化》季刊及《孔子学刊》辑刊的出版。后来随着孔子研究院自身学术力量的增强，我才渐渐淡出。2021年下半年，我奉命借调到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临时负责文献期刊部的工做，主要是《孔子研究》的编辑。不久我又受命策划《走进孔子》的复刊工做。这是我付出极大心血又投入巨大情感的事业，经过同仁的努力，刊物得以成功复刊。2022年起由孔子研究院与齐鲁书社合做，正式出版《走进孔子》双月刊，我受聘为杂志执行主编。两年来，约稿、审稿、编稿，都是既繁杂又快乐的事。除此之外，我又在王钧林院长的支持下，策划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的“洙泗学人”工做坊和公众号。
我还有一个书院梦。2004年时，我就与段炎平兄策划了“洙泗书院复讲仪式”，2017年与杨朝明师、颜炳罡师、廖晓义老师等推动“洙泗书院复院大典”，让古老的书院重新焕发生机。2018年，受刘强兄感召，我担任汶源书院院长，邀约学界二十多位好友做为学术委员，推动了莱芜汶源书院的复院，并策划了各类学术活动，一时间这激起我巨大的热情。可惜，2020年后因为疫情影响，汶源书院陷入困境，活动不得不取消。由于疫情的影响，我们师门的学术交流也受到巨大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与杨师、衍华、房伟等同门师兄弟分别凑钱租了一个房子，称做“慢庐”，做为师门共同体的活动场所。在这里，在疫情三年之中，我们组织了慢庐“《论语》通讲”“《孟子》通讲”“二十四节气”等共计80多场公益讲座，人文雅集两场，学术工做坊若干期，出版《洙泗》辑刊3期。通过线上线下参与活动的学友有近万人次。
在这些年的推广传播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好学的、热情的听众。他们给我以感动，更给我以信心。有几件小事，令我难以忘怀。
有次，我在泗水县一个书院里讲课，前排坐着一个80多岁老先生，他腿脚不好，我把他扶起来，和他聊了起来。老先生告诉我，他是隔壁村的，离这里有40多里，他自己骑着农用三轮车过来听课。老先生是村里的文化人，爱好写诗，写了三千多首诗歌，但是在村里很少有人能交流。他听儒学课很认真，还做了笔记提问。还有一次，我在旅游景点孔子大学堂讲课，有一对外地来的父子游客，站在课堂最外边听，我请他们坐下，他们告诉我，火车还有1小时就要开了，但想利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感受下儒学的熏陶。老先生和这对父子的求学精神很让我感动，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讲学。这几年类似的事，不胜枚举。2015年左右，裴东升兄带着他的学生来曲阜，请我到孔子研究院讲解。当时的二楼展厅人很多，熙熙攘攘，我讲了一会儿，人就围上来，跟着我听讲解。讲完出门，外面艳阳高照，一位长者，撑开伞为我遮阳。我哪里当得起，赶紧阻止，但是老先生执意为我打伞。后来在三孔、孔子博物馆讲现场，都是如此：有给我递纸巾的，有给我递矿泉水的，还有给我打伞、扇扇子的。这都令我既感动又惶恐。前几天，暑热难耐，我为青海的学员们讲孔庙。一位老者，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我一边讲，他一边记，不懂或没听清的，就过来问。这种好学精神令我大为感动。
三、让礼乐生活化、让生活礼乐化
近年来，我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到礼乐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因为在我看来，礼乐才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也是两创的重点。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色就在于礼乐。礼乐是最具有可操做性、可体验性的传统文化，也是最易于开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传统文化。礼乐文化弥漫于传统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维度，关涉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制度建构、伦理规范，也关乎我们的信仰世界、情感生活、审美意蕴。礼乐文明的神圣性与世俗性是相通的。过去中国人的生活就是礼乐的生活。在我看来，文明和教养都是由礼乐教育熏陶出来的，而儒家文化之所以历经两千年没有中断，正是因为和生活密切相关。
今天，我们努力要做的就是把被“五四”先贤批判过、污名化的礼乐文化，经过现代诠释和转化，重新进入社会，进入大众，进入生活。礼乐生活化，传统文化才有基础。生活礼乐化，社会文明才有提高。基于这一认识，我工做的重心开始向礼乐研究与推广转移。我早在2018年就提出“新礼乐”的设想。当时，我在《新礼乐》第一辑发布会上，曾有这样一番表白：
为什么叫“新礼乐”？
在现代中国，“新”是个顶时髦的词。且不说其他，即以传统文化领域为例，以“新”冠名的新名词就很多，如新儒家、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比如新理学、新心学、新经学、新子学，如新四书、新三字经、新弟子规等。不少朋友对此颇有微词。大家怀疑，各种各样的所谓“新”，是不是一种自我标榜。在这样的当口，突然有人举起了 “新礼乐”的大旗，是否也在凑热闹？是否也是自我标榜？
其实，诸位不要误会。我们需要传统为现代铸魂，也需要现代为传统立本。做为现代中国人，我们当然应该了解“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但我们并不需要“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只存在历史之中，而无法“活”在当下。儒家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与时偕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都是反对“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复古主义的。所以，我们的“新礼乐”当然是强调“礼乐”在“新时代”的新形态、新使命、新价值。所谓“新礼乐”之“新”，正如“新民”之“新”，首先是个“动词”，意味着传统的礼乐应该“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实，历史上改朝换代之后的“制礼做乐”，无不体现礼乐的“因革损益”。因为“礼乐”本身就内蕴着“自我革新”的要求。所谓“礼，时为大”，就是圣人的教训。
其次，我们的“新礼乐”之“新”，也是一种自我期许，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展现一种“新”的“礼乐”，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礼乐，不仅是道，而且亦是术。道术一体的礼乐，是中国文明的重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属于制度化儒学、生活化儒学。与在书斋里进行哲理的创构不同，礼乐更多地在影响社会、生活。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复兴离不开礼乐的复兴；儒学的新发展，离不开礼乐的新发展。我们认为，只有“新”——经过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扎根传统，又应乎时代——的“礼乐”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这就是我至今未改的基本立场。基于此，2021年我负责组建曲阜师范大学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2022年参加山东卫视齐鲁频道《中国礼 中国乐》第一季的学术策划指导，并担任主要嘉宾。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化综艺节目，但是据编导与观众反映，我的表现尚佳。我不喜欢电视抛头露面，但感受到媒体对文化传播的力量之后，我在孔学堂公益讲座、孔子研究院春秋讲坛、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尼山讲堂等平台都着重讲礼乐文化。2022年，我与袁梅老师共同为曲阜市的新礼仪改革策划了新中式婚礼、鲁源小镇等两创品牌，效果显著。2023年，我与田耘社赵松涛先生策划新编相声剧《杏坛·礼乐》。我希望能够通过各种可体验的新礼乐项目，让礼乐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大众能更广泛地接受、参与其中。我希望，在社会上对礼乐文化进行普及，让礼乐的精神和意识能够熏染陶冶培养出新一代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这对于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新一代青年来说，希望使他们既有公民意识又有人文教养。这个问题的解决才是儒家传统文化真正地对社会发挥积极影响的重要表现。
这十年来，我在圣地曲阜，看到了比其他地方更频繁更丰富的传统文化两创实践活动。做为旁观者，我乐观其成；做为参与者，我愿有所献替；而做为某些活动的组织者，我更是不遗余力。“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觉得老杜这首诗，最能反映儒学的精神。人文化成，必如春风化雨。“绚烂之极，复归于平淡”。我认为，儒学真正的复兴，并不能仅以学术论著的产出做为标准，而必须是儒学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变得无所不在又好像无所在，是那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儒学的生命力应该体现中国人的正常的日子里。
做者：宋逸民，本名宋立林，博士，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
编辑：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