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

自古就有开放包容、

兼收并蓄的胸怀

交融和包容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式的。诸多各具特色的文明散布于早期中国大地的各个区域，通过各种途径有着相互的联系、交往和借鉴。

近年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比如，三星堆的青铜铸造工艺来自中原地区的商王朝，玉琮、玉锥形器具等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陶器和稻作技术等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明交融的力量，足以突破自然地理环境的阻绝。正是在碰撞和交融中，中华早期文明逐步从“满天星斗”过渡到“月明星稀”的阶段，为“多元一体”提供原初动力。

中华文明真正进入“多元一体”阶段后，各种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也从未停止过。江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一个例证。

历史上的江南，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发育出相当成熟的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早期文明。2000余年前，吴越文化逐渐成形，其实质是泰伯、仲雍奔吴后带来的中原文明与本地文明融合生成的一种区域文化。

汉唐以来，北方移民源源不断来到江南。唐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江南地区的发展逐渐超过北方。移民不仅充实了人口、带来了人才，还在交融和包容中形塑江南文化的丰富内涵。

再举个例子，北宋时首都东京城内的“番物”常年受人追捧，如番刀、番笛、番扇、番画、番曲等。当时政治、军事上的对立，没有阻隔文化的日常交流和交融。正是这种开放与包容，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为后世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

中国还是15世纪以降早期全球化的缔造者之一。当时，通过丝绸、棉布等产品的大量外销，中国与东亚乃至更广阔的地区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之相伴，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大量洋货、洋物进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一时间，各地以“外洋之物是尚”，南方各省甚至“通用洋钱”。

清代前中期的上海因地处江海通津，又设有江海大关，与海外联系尤为密切。嘉庆年间，在上海县东门外已有一条专门从事洋货买卖的洋行街。来自荷兰、西班牙等地的银币大量流行于上海市肆，以至于当时流传开“街头好用是洋钱”的说法。

道光初年，一些西方人还观察到暹罗有专门行驶于上海和曼谷之间的大型商船，贩运的货物有蔗糖、苏木、海参、鱼翅、藤黄、靛青、棉花和象牙等。这种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与互通，为早期全球化以及和平共处提供了有利条件。

据统计，处于同一贸易圈的东亚诸国，从明朝建立开始到鸦片战争之前，将近500年间只发生过两次比较大规模的战争。反观同时期的欧洲，大小战争从未停止，仅英法之间在1300年至1850年便至少发生了40次战争。

阳光透过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穹顶。神秘的古蜀文化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开放、多元与辉煌。新华社 发

创新和延绵

中华文明对不同文明一直秉持着兼收并蓄的态度。它并非简单的复制性模仿，而是各种外来文明来到中国后都需要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留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性地加以转化创新，在不同的时代赋予新的内涵、新的表达方式。

中国宗教信仰多元并存格局的形成就说明了这一点。任何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都要通过对自身教法、教义的不断创新，实现本土化，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绵延长久，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从东汉时传入中国，最初也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形：佛教经典翻译佶屈聱牙，不能贴近普通民众；因为主张“沙门不敬王者”，故与皇权的关系十分紧张……

在此后的发展中，佛教积极调整定位，不断与本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价值序列相磨合，最终实现了中国化。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宗派，还进一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也抱持开放心态，援佛入儒、援佛入道成为历史上的常态，为终成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奠定了基础。

这种文化融通的取向，为中华文明的不断创新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是儒佛交融的一个高潮，这一时代风习突出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唐诗，意境空灵而幽远，读来令人回味无穷，便与很多诗人受到佛学的影响有关。

一个突出的代表便是山水诗人王维。他深谙佛理，自号“摩诘居士”，更有“诗佛”之称。苏轼称誉其作品为“诗中有画”，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是中华文学史上的瑰宝。

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包容与再创造，同样体现在中华地域文明的演化过程中。晚明时期是江南文化与域外文明借鉴交流的一个高潮，当时的上海人徐光启与人合作翻译了许多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我们今天讲到的几何学的点、线、面、三角、直角、锐角等，都是那时候确定的。

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近代上海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走在前列，并整体带动江南文化变迁。海派文化的多元与近代思想的活跃，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最终催生出红色文化。从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再到红色文化，地域文明因时因势迭代更新，正是中华文明得以创新和延绵的例证。

总之，文明的相互包容不意味着迷失自我，不意味着对外来文化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来都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进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作者：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字编辑：夏斌

微信编辑：佳思敏

校对：泰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