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据不完全统计，近50年来，现代人为苏东坡所作的各类传记多达50余种，相关书籍更是数不胜数。不久前，由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日报社编辑蒋蓝和青神县作协主席邵永义共同编创的新书《东坡与竹》出版，该书因填补苏轼与竹文化研究的空白而备受关注。就在6月8日，又一本由蒋蓝所著的《苏东坡辞典》将全新发布。该书以辞典式传记写作，集结80多个东坡关键词，用物品、地名、事件等与苏轼相关的词条展开讲述，串联他的一生。这本《苏东坡辞典》，将解锁一个怎样的东坡先生？

辞典式写作 发掘出苏轼鲜为人知的典故

在《苏东坡辞典》这本百科全书式的传记里，蒋蓝用“文曲星下凡”“东坡赤壁”“画扇制案”等80多个词条，从一地、一事、一物中展开，结合对宋代历史文化的赏析，讲述苏东坡的种种经历，完成了一次对苏东坡重大地缘关系、人生事件、性格嬗变、写作突变的全方位生动描摹。

为何选用“辞典”这一形式来为苏东坡作传？蒋蓝表示，现如今已经出版的苏轼传记中，基本可分三大流派，包括以张志烈等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为代表的学术谱系类传记，以林语堂《苏东坡传》为代表的文学传记，以及文化普及类传记，不同类型的传记多达五六十种。

由此可见，要为苏东坡这样一位“全民偶像”作新传，要别出心裁，写出新意，让人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已经研究和书写苏东坡多年的蒋蓝不断搜集新的文献、史料、研究和书籍资料，从中发掘出鲜为人知的典故和全新关键词，又以采用开放性辞典式写作的世界经典著作为灵感，决定为苏东坡编写一部辞典传记。

与传统的传记写作方式不同，在《苏东坡辞典》里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多元的、不确定的、开放性的辞典式写作。“辞典式的写作，既是向中国古代笔记的致敬，也承袭了一种古希腊哲人的‘思想断片’写作方式。”蒋蓝阐释道。“断片”，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书写形式。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许多哲学家使用断片形式表述其思想。“断片是对思想、事件的深犁，既是生命的切片，又是对思想在场的无限贴近。”蒋蓝说，“这样的辞典式、断片式的写作，逾越了叙事的惯常，恰恰也是一种对于苏东坡思想自由性的体现。同时，也开门见山地彰显了东坡人生的来路与去向。”

世界的苏轼 苏东坡的“人民性”贯穿整部书籍

苏东坡何以成为一个在世时就享有“名人效应”，至今仍然备受推崇的文人？谈到对于苏东坡的理解，以及东坡文化的当代价值，蒋蓝表示：“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苏东坡是中国历代文人中，最具人民性的一位。”他表示，“苏东坡的足迹历经了中国70多个城市，纪念东坡先生的点位达500多处，这足以窥见苏东坡身上的人民性。”在《苏东坡辞典》里，词条虽然分散，故事虽然独立，但贯穿整部书籍的核心思想，都离不开苏东坡的“人民性”。

“老百姓最关心的从来不是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有多高，而是他所做的惠民实事。”蒋蓝说，在把超凡脱俗的文人才气化为为民请命的民本情怀这一点上，东坡与竹的系列典故就让他感触颇深。“以‘竹’为例，我们知道苏轼是把中国竹文化推向崭新历史高度的一个代表人物，但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并非仅仅爱竹、咏竹、画竹，而是将竹用之于民。” 在《苏东坡辞典》中，“卓筒井”“治理河道、再淘六井”“惠州西湖泯恩仇”三个词条，便讲到了苏轼利用竹子创新和改良水利工程、改善当地民生的经历。

蒋蓝介绍，北宋庆历年间，卓筒井技术在蜀地出现，而苏东坡作为一名文人，却对此有着高度的敏锐观察，还专门写下一篇《筒井用水鞴法》，成为后世研究中国钻井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后来，任杭州通判时，他将这种技术“横向推广”到当地，以竹管导引西湖水，创造出中国最早的城市引水管道系统。在惠州时，苏轼得知广州老百姓所饮用的都是又咸又苦的劣质水，有损健康，他便推荐实施了用大竹管接引离城20里山泉的简便易行的引水工程计划。这就成为有史以来岭南地区第一套自来水系统工程。

“苏轼是人民的苏轼，更是人类的苏轼。”蒋蓝认为，苏东坡的“人民性”，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能够延伸至世界的范围。在《苏东坡辞典》全书当中，蒋蓝也多次引入西方作家、诗人、哲学家对苏东坡哲学、美学、艺术立场的阐释，展现出一个“世界的苏轼”，形成一场穿越时空的共鸣和对话，为解读苏东坡打开了全新的视角。

《苏东坡辞典》中鲜为人知的苏轼

苏轼与“刀剑”

“一个并不以刀为生的人，似乎却在刀影的暗示下，抵达了一个词锋凌厉、精墨飞溅的地域。”书中，蒋蓝写道。“人们也许知道苏东坡的《却鼠刀铭》，但实际上，他与‘刀’之间有着更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在《苏东坡辞典》中，一条名叫“东坡的刀剑往事”的词条，将自称“少年带刀剑，但识从军乐”的文人东坡“尚武”的“儒侠”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描写作为器物的刀剑出发展开，又道出苏轼的人生故事与深刻哲思：东坡的刀剑，联结着苏轼、苏辙二人之间的兄弟情深，刻录着苏轼与郭祥之间千古知音的珍贵友谊，承载着他“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精神境界。

苏轼与“纡竹”

熟悉苏轼的人，除了读他的诗词，必然也对他所开创的文人画有所了解。而在苏轼的画作中，枯木、歧竹、怪石，是他尤其钟爱的题材。而在《苏东坡辞典》里，一条“纡竹启示录”，特别将“纡竹”这一品种的竹子单独列出，深度精解苏轼对其的偏爱。

纡竹的盘曲不直，被东坡想象为是嫩竹为蛇所伤造成的扭曲。他认为，纡竹“困于嵌岩”而奋然向上，是其根性所在。“纡竹从出生起，‘懵懂’之时就已经形成了屈而不挠的天性，在它的身上，苏东坡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纡竹于是成为他心目里文人风骨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显现。”蒋蓝说。

苏轼的“反向美学”

在另一词条“天石砚”里，蒋蓝通过叙说苏轼少年时期拾得“奇石”，被父亲称赞为“一方天砚”的故事，追溯了苏轼与奇石的早期渊源。蒋蓝表示，《苏东坡辞典》中关于“木假山”“天石砚”和“纡竹”的故事，实际上都体现着苏东坡的“反向美学”。

蒋蓝对于自己首创的新概念“反向美学”的诠释，不仅仅停留在将其视作苏东坡异于常人的审美理念，他还将这种审美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结合庄子“无用之用”的道家精神，深度刻画了苏东坡“野性”的思想体系。（记者 泽登旺姆 实习记者 王茹懿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