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翻译批评领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批评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中既有按照领域开展的文学翻译批评、应用翻译批评、文化翻译批评、翻译诗学批评、科学翻译批评、翻译修辞批评等，也有根据研究手段或路径开展的语料库翻译批评、生态翻译批评、译者行为批评等；既有围绕本体建设的翻译批评话语和翻译批评模型，也有在外部开展的翻译批评史、翻译批评学科建设和中外翻译批评对比等。就领域和角度而言，主要涉及美学、哲学、修辞学、叙事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而有关翻译批评界定的讨论尤为集中，涉及功能、价值、方法、标准、原则、性质、类别、目标、过程、翻译主体、路径、方法、手段等多个角度。
翻译批评的核心问题
“翻译批评”一语指向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董秋斯1984年在《翻译批评的标准与重点》一文中提出，翻译批评的根本困难，大概有两种：1.没有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2.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第1条指的是理论本身，第2条指的是理论问题如何面向实践，并最终落实于操作上。两条之间相互制约，当缺乏真正的翻译批评理论或者理论建设不足时，任何翻译批评标准都只能是见仁见智。比如，当翻译实践者呼吁“忠实”翻译标准时，批评家也把它作为评价标准来看待，所以它与翻译实践者的言语冲突频现。这是因为“忠实”意义纷繁，扑朔迷离，当批评家以这样的标准对翻译实践者指手画脚或为翻译实践者代言时，就难免被翻译实践者诟病，认为理论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而批评家是“空对空”，是“天桥上的把式”。某些批评家在评价别人译文的同时，也会拿出自己的译文，但因为缺乏真正的理论武器而不具说服力。就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而言，目前的翻译批评大多还处于研究的“象牙塔”里，研究既不是翻译批评理论本身，也不是翻译批评实践之为，而是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种形态。
翻译批评活动是复杂的社会活动，它不仅是批评翻译文本的质量，翻译过程中涉及的语境、过程、教育背景、心理，执行者的意志、目标、个性、宗教信仰，甚至天气等因素，都会对 “翻译质量”产生影响，但传统上的翻译批评往往只限于文本。在 “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一语中，translation指的是翻译结果，作为批评对象，反映了传统上的文本中心导向，强调译文对于原文的忠实，所以评价译文质量必然是核心。但是，评价翻译质量的高低，不免带有苛责、欣赏、感动等情绪化因素，导致主观性有余、客观性不足。这类翻译批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翻译批评主观性的一面能起到部分抑制的作用，但终究难以服众，与科学精神渐行渐远。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是一个大概念，但缺乏自己独立的边界，翻译批评最常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翻译质量评估。比如，评价翻译产品的译介及其影响，既缺乏具体的研究方法，也缺乏总的研究方法论，诸多问题从“翻译批评”的众多定义上可见一斑。这些定义几乎都是有关性质和功能的，正如关于斧头功能的界定不等于对斧头本身的研究一样。关于斧头本身的研究免不了要讨论它的成分、种类、在工具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工具的比较等理论话题。翻译批评也是如此。迄今，在总体上，翻译批评尚不具备自己个性化的概念系统（个别分支批评理论除外）。有学者认为，“译者行为批评”系统理论是开展译者行为研究的理论工具，是以译者行为为中心，以译者意志及其行为为切入口，以社会视域为评价视域，旨在评价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译者行为和社会服务等双边关系的描写性、批评性和框架性翻译理论体系。当翻译批评没有自己的理论核心时，畅谈翻译批评之用就不免虚妄。
尽管翻译批评本身的问题很多，但翻译批评活动却从未停止。仅出于人们对“翻译批评”的字面认识，就足以对翻译质量和翻译市场发挥一定的警示作用。但科学的发展，终究是要由一条科学的出路作为支撑的。译学界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就开始对“随感式”“印象式”“挑错式”翻译批评不断进行挞伐。为增强翻译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批评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比如调查目标语市场或使用语料库等科学手段获得客观的数据，借助科学仪器观察并记录翻译的过程，寻找跨学科路径解决翻译批评上的问题等，这些既是研究的问题意识，也是客观化的必由之路。
翻译批评处于语言、文学和翻译研究等不同领域的“夹缝”之间。目前，我国的翻译批评研究主要由几支研究队伍组成，它们代表着各自的研究路径，主要有：第一，批评家身份进路；第二，翻译史研究进路；第三，译者行为批评进路；第四，应用翻译研究进路；第五，文学文化传播效果考察进路；第六，传统上的翻译鉴赏和文本质量评估进路；第七，借用批评本意规范翻译市场进路；第八，构建翻译批评学进路；第九，跨学科进路。因为进路不同，在同一个翻译批评会议上，甚至会产生各说各话、“八仙过海”的现象。“八仙过海”意味着繁荣，但不能远离翻译批评的核心，即既发展理论本体，又提升批评的可操作性。两个大方向并行不悖，可合二为一。理论工具要能够解释现象、解决问题，并能够直接指导翻译批评实践和间接指导翻译实践。
“夹缝”意味着生存艰难，但也意味着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还暗示着各种交叉路径的存在。坚持理论本体建设和实践上可操作性的提升于一体，便是翻译批评自己的空间。笔者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创建者，译者行为批评作为翻译批评的一部分，就是围绕着既作为理论本体，也要提高翻译批评可操作性的目标而建设的。总之，翻译批评研究大有可为，而翻译批评研究又与翻译批评实践紧密相连。
（作者系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7月4日第2926期
作者：周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