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舆论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尹俊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3期

 引  言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平台和聚合性新闻平台出现并受到使用者青睐，传统新闻业对新闻生产和新闻分发的垄断难以维系，舆论空间的传统权力结构发生了改变。在媒介环境的这场转型过程中，机构媒体的把关机制遭到削弱，未经查验的信息在生产端增多，流通也更加自由，带来了虚假新闻、失实报道泛滥的问题。从西方到东方，作为媒体人坚守新闻职业责任的努力，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 journalism)的讨论与实践日渐成为一种潮流，席卷着新闻业界与学界，事实核查成为一个新兴领域，快速发展。

2016年无疑是事实核查领域发展过程中历史性的一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总统候选人发布了不同程度的虚假或误导信息，包括FactCheck.org在内的多家事实核查机构及时跟进，收获巨大的流量与合作需求。“后真相”作为理解事实核查的语境，被再次提出，将事实核查解释为主体“用来审视政治力量面向公众的言论，以评估其与事实一致的程度和精确性”的一种新闻样式。

在2015年，由美国新闻业的非营利机构Poynter研究院创立的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成立伊始便确立了事实核查机构理应遵循的工作标准，用于推广事实核查的实践经验。然而，在这一全球化实践扩散过程中，事实核查又受到了国家媒介体制、政治结构的影响，呈现出延续美国传统与本地化发展并存的特点。基于此，美国事实核查的历史及其困境便成为认识当代中国事实核查新闻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厘清其中的联系与区别，对中国事实核查的讨论与实践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西方事实核查制度的考察与反思切入，对事实核查实践中存在的“真相迷思”进行分析，对比中外事实核查，从而把握事实核查的生产逻辑。

 缘起于事实核查制度的事实核查新闻

事实核查新闻缘起于传统媒体内部的事实核查制度，是新闻业为了确保新闻事实准确的内部核查机制。19世纪的普利策时代，美国媒体便设立了“信息核查员”的职业，在采访报道与稿件成熟阶段进行核查工作。此时的事实核查指的是媒体内部“对文章中的核心人物或机构做背景调查，以筛除初始阶段新闻作假的可能”。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组建了一支负责核查报道内容的妇女小组，杂志前任主编Edward Kennedy对事实核查写下：“在核查过程中要牢记，报道的写作者是你的‘天生的对手’。他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蒙混过关，但你要记住，当读者来信指责我们的错误时，他们会将矛头直接指向你们而非作者，所以务必审慎对待报道内容。”

20世纪4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论逐渐成为西方新闻业的主流话语，而这项在美国传统媒体内部兴起的事实核查制度，随着美国新闻业范式的推广，逐渐成为传统媒体在采编过程中的工作准则，在欧洲的新闻机构流行起来。德国《明镜》杂志设立的事实核查部就针对文章内容进行核查，但与美国《纽约客》杂志所采取的“绕过记者致电采访对象进行确认”的工作准则不同，审核人员倾向于直接找到记者沟通，对比不同的信源。作为一项行业内部的规范，事实核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新闻作品中的虚假信息，保证了新闻作品的可信度。

在事实核查制度的推广过程中，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叙事被进一步放大。抵制虚假信息、保障真实的传播被认为是媒体参与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闻机构开始对政治竞选广告进行监督和审查，被学界普遍视为事实核查的前身。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非专业性信息采集者和发布者的大量参与给专业事实核查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而总统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夸大其辞的增加，也让新闻记者意识到仅仅如实报道候选人观点无法真实呈现事件，因此对政治言论真实性进行核实变得至关重要。2000年后，美国媒体开始系统性地进行事实核查工作，特别是核实政治家的声明，力图提供客观、无党派的信息。这一时期标志着政治事实核查机制的初步形成。随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公共政策中心的新闻事实核查项目FactCheck.org正式上线；2007年8月，比尔·阿代尔创建了PolitiFact.com，收集竞选人的声明并核实其真实性。这些独立事实核查项目，已经不再是传统媒体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作为独立的专业事实核查机构兴起。

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放弃了事实核查制度。新兴技术下对新闻时效性的要求，迫使新闻媒体压缩了传统制度中事前核查的工作，导致虚假信息和失实报道成为网络新闻报道中的不可忽视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新型信息核查机构如Storyful和谷歌新闻实验室应运而生，利用电脑程序和新的工具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上传内容进行实时监测和事实核查。这些机构为传统媒体提供信息核实服务，帮助新闻从业者从海量信息中寻找可靠信源和信息素材。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事实核查新闻”的实践逐渐涌现，事实核查也从一项行业规范逐渐转向了一种新闻样式。自从2008年总统选举开始，有越来越多美国媒体、高校和公民团体加入“事实核查新闻”的行动。事实核查新闻从传统意义上新闻刊出前的事实核查制度孕育而来，却已经脱胎换骨，主要进行的是报道刊出之后的核查，是一种类似“勘误”、纠正错误的行为，旨在揭发政治人物言论中的不实之处。

 困境与悖论：事实核查新闻的“前真相”幻象

尽管事实核查新闻在应对虚假信息和谣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也面临着受众分散及真相幻境等一系列潜在的困境。

数字新闻业对事实核查的影响并非局限于时效性。事实上，新闻业主体的迅速增加以及碎片化推送的新闻分发模式，使得传统意义上媒体所依托的“大众”的整体被削弱了，取之而来的是“分众化”的“大众”。换言之，政治整合意义上的大众在数字化时代被进一步遮蔽，市场营销意义上的“分众”成为媒体赚取商业利益的重要议题。而在2015-2016年《华盛顿邮报》的“Fact Checker”的栏目中，事实核查新闻关注的也更多是受关注程度高的不实言论。尽管将“事实”作为宣传口号，事实核查新闻也仍然难以脱离这种媒体的市场逻辑。

而在效果层面，事实核查的时间节点从“刊发前”转向“刊发后”，这种“事后”的作为无法阻止假新闻的流动，反而在舆论场中起着议程设置的作用，难以改变信息传播生态的污染乱序。事实核查新闻的传播范围与假新闻传播范围是否保持一致以及新闻受众的信息接受量是否一致，也受到分众化时代的挑战。此外，在事实核查新闻中携带部分虚假信息，抑或是新闻生产中的党派倾向，这实际上充当了虚假信息的载体，再次促成了假新闻与公众的接触，可能导致公众将谣言误作事实，引发“真相的幻觉”。大量不实言论的报道也让受众对于政治人物的负面言论“脱敏”，复杂的政治议题被压缩为简单对立的“政治真人秀”，在彼时产生了“报道越负面，支持率越高”的“川普”奇观。这种在政治新闻中事实核查的“徒劳”和悖论也表现出事实核查新闻的困境。

这些困境已经受到学界关注，常常在“后真相”语境下被讨论。2004年，美国作家凯伊斯提出了“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这一概念。“后真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展现了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特定语境下媒体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言论罔顾事实，民众根据情感而非事实做出“不明智”选择等事实。

然而，无论是指出“民众轻易受到精英人物诱导和欺骗”的宏观批判，还是技术赋权个体的信息生产效能消解了机构生产的专业约束的技术路径解释，都没有进一步诠释真相的政治经济学生产活动。寻求“后真相”语境下拯救事实核查新闻的路径，尽管致力于政治整合，却更容易陷入对“后真相”的简单批评，陷入受众根据事实判断的“前真相”幻象，从而将文化、政治、媒体精英制造出新闻失实的责任划入个人层面，突出寻求“提升媒介素养”而非“重构媒介素养”的“无冲突”的“平滑”互动，遮蔽了政治经济学视野，成为新闻业避免指摘的策略。

对于事实核查新闻的“后真相”语境，需要破除“前真相”时代的迷思。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前真相”时代，由知识、文化、媒体精英借助国家机器制造真实的历史一直存在，与其说真实的生产受制于政治和经济的限制，不如说它的生产与传播受到政治经济力量的支配。人们，其实主要是媒体精英和知识精英，之所以感受到一个“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分化和族群撕裂导致的前提的动摇。“后真相”不是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而是被数字技术所发现的，它的本质是“后共识”。知识、文化、媒体精英制造出的“共识”，被技术所解构，原本由媒体精英和知识分子发表的权威的、客观的、可信的“事实真相”不再被民众认可和接受，而诸如特朗普阵营发表的虚假的、主观的、信口雌黄的“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反而引发了民众的共鸣和狂欢。

对于事实核查新闻的困境，应当追问：新闻真实是谁的真实？讨论事实核查新闻不能忽视媒介体制以及社会阶层等关键因素，将不同“社会前提”的争辩，在话语上变成了“真相”对“假新闻”的严厉审判。

 中国语境：事实核查作为“工具箱”

早在中国近代，新闻从业者便学习西方办报经验，设置媒体内部的事实核查制度。新记《大公报》便在办报初明确追求新闻真实的理念，设立自我纠错方式并在媒体内部延续使用，沿袭至今。作为舶来品的新闻社会责任论在彼时成为事实核查的重要理念，影响深远。

随着事实核查领域的发展，中国的事实核查在不同历史渊源的媒介体制下，展现出新特点：不再限于媒体自我核查，转向对不实信息予以验伪、纠偏的新闻样态。在这过程中事实核查领域涌现出多重主体：主流媒体，如人民网开设的“求真”平台；商业传播平台，如腾讯新闻设立的“较真”平台；传统网站与社交媒体平台，如果壳网“流言百科”和新浪微博“微博辟谣”；高校机构，如“NJU核真录”等。对比国际事实核查的几种主导模式：美国为代表的编辑室主导型、欧洲为代表的NGO主导型、印尼和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以及各国都涌现出的公民参与型，中国的事实核查在多方力量中探索边界。有研究针对俄乌冲突国际新闻核查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中美事实核查新闻大体上遵循一套国际事实核查的工作准则，在时效性、公共性上有着近似的价值取向，美国在核查对象上的选择限制更小，却在核查文本中出现明显的情感倾向。事实核查新闻在实践中的差异实际上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媒介体制与社会样态。

伴随新冠疫情大流行，事实核查关注的对象从传统的政治候选人言论拓展到社交媒体传言（rumor）和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中国的事实核查新闻业也与互联网信息规制中的重要本土实践——网络辟谣汇流。有别于欧美国家通常由专业新闻机构或人员从事事实核查，由平台发起、用户参与的信息纠偏成为我国本土的一种核查创新。相较于西方事实核查新闻经典语境中对新闻事实的“神话般”的一元论叙事，中国的事实核查更像是新闻业中众多可能中的一个“工具箱”，瞄准传言和阴谋论中社会撕裂的问题，借助事实核查新闻进行社会整合。

近年来，事实核查这一新闻样式得到新闻业内业外广泛社会群体的关注，参与式事实核查的形式也成为中国语境下事实核查新闻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些丰富事实核查实践所涉及的议题也在重新定义新闻工作。传统上，媒体主要关注政治、经济等重大议题，而现代数字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平台上涌现出的各种流言、谣言、阴谋论等也成为核查的对象。中国语境下的事实核查，强调关注核查结果对于构建社会共同知识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接续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政治整合的历史语境。在面对事实核查新闻的困境与悖论时，重新考察延安时期的“新闻为政治服务”，重解新闻业的“政治化”，让其去除“工具化”的行政色彩，试图挖掘一种“政治家办报”的新闻工作可能，介入一种“有机知识分子式的新闻从业者”的生成。经历这种现实的“冒险”，新闻从业者将在西方式新闻自由面前提出列宁主义的问题：“自由，谁的自由？”在被奉为圭臬的真实性原则面前质疑其“神话”——即商业逻辑、效果悖论与新闻从业者逃脱责任之“策略”的三者并轨。突破“平滑的历史”与“扁平的主体”，在新闻业中重获结构的想象力。

 结语：事实核查与新闻业

面对事实核查的困境与悖论，不应该忘记事实核查的使命。与其问事实核查新闻何以可为，不如问新闻业何以可为。

当新闻从业者饱含热情地投身人民的新闻事业，理想不应奉行“拿来主义”，而是需要结合中国媒介体制和中国社会阶层问题，超越“看门狗”(watchdog)的欧美资本主义新闻神话，将事实核查新闻的新闻事业与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结合起来。

事实上，事实核查新闻的困境并非来自一个过去的真相时代，而是源自真相的政治经济学生产活动受到政治经济力量支配的现实。追溯媒体的历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真相的构建一直受到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影响。因此，认为存在一个“前真相”时代是一种误导，真相的制造和传播一直受到特定权力结构的支配。对于事实核查新闻而言，要超越简单的“后真相”批判，需要关注真相的生产与传播在特定媒体体制、所有权结构、政治影响等情况下的互动过程，并在这个背景下审视事实核查的有效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机制与方法研究”（编号：21CXW001）、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智能时代的认知战作用机制研究”（编号：2023THZWYY05）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虞鑫,尹俊雲.“后真相”的真相：再论中外事实核查新闻[J].青年记者,2023(23):13-1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