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过程中的广州中山纪念堂

广州中山纪念堂举世闻名，历近百年而不衰，成为广州的一张历史名片，每年有大批中外游客前来参观、瞻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李济深担任广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为广东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掌管党政军财大权。李济深亲自操持、逐步推进，为中山纪念堂的筹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广州人民率先提议募集经费，建筑中山纪念堂及图书馆，希冀后人铭记革命先辈的功业，居安思危，以图进取。4月13日，胡汉民在孙中山追悼会结束后，发表《致海外同志书》，官方名义首次提出“募捐五十万，于西瓜园建纪念堂图书馆。另筹巨款，在粤秀山建公园，以伟大之建筑，作永久致纪念”，正式开启筹建广州中山纪念堂。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筹建过程历经4年，于1929年1月5日奠基，1931年10月10日建成。

推动筹备机构重新运作

1926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成立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特派邓泽如等7人担任筹备委员，负责筹办建筑中山纪念堂、纪念碑事宜。该筹备委员会组织评审了中山纪念堂图案的一、二、三等奖和名誉奖，最终选择了吕彦直的设计方案。随着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9日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第一次国民革命运动重心也随之北移，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12月迁至武汉，蒋介石于1927年4月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各筹备委员均为国民政府要员，他们相继离开广东，来到武汉、南京。由于忙于革命事务，无暇顾及纪念堂筹备事宜，筹备委员会一时成为空架子，筹备工作完全陷于停顿。

李济深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追随者、支持者，受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三民主义民主革命纲领的感召，他于1921年毅然放弃北京陆军大学教官、陆军部职务，南下追随孙中山，成为孙中山麾下的名将。孙中山逝世后，当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梧州善后处处长的李济深，悲痛不已，写下“痛失民权权首，谁招我国国魂”挽联，倡议梧州各界筹建中山纪念堂，以纪念孙中山为国家、为民族建树的丰功伟绩。

1927年，李济深开始执掌两广党政军大权，在了解中山纪念堂筹备现状后，鉴于对孙中山的深厚感情和梧州中山纪念堂的建设经验，随即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调整筹委会。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九次联席会议同意，委任李济深为筹委会主席，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广州市市长林云陔、中央银行行长黄隆生为筹备委员。从本次委任的人员构成情况来看，事实上国民党已将建设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工作移交给地方，由以李济深为首的广东国民政府承担下来。1928年2月、9月，为完善筹委会架构，更加有利于推进筹建工作，李济深指示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接连加派国民政府参事杨西岩、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万、国民党元老陈少白等为筹备委员，并设立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在李济深的主持操办下，筹委会会务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据统计，李济深接手筹委会开始到举行奠基礼的一年又8个月的时间里，筹委会召开了约15次会议，研究、议决了很多筹建中遇到的具体问题。1929年3月，李济深因政治斗争被蒋介石软禁南京汤山，没有再参与筹建工作。

亲自操持具体筹备工作

1926年底，李济深开始担任众多党政军职务，日理万机，但是始终没有忘记筹备工作，事事关心过问。中山纪念堂建设的管理者多数是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他们希望引进并严格按照西方建筑理论与规范推进纪念堂建设，要有预算、公开招投标、合同、工程监理、建筑师负责制等管理制度，李济深非常支持，并常常在寓所召集筹委会会议议定上述事项。李济深接手筹委会后，很快于1927年7月6日上午在寓所召集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商定复函吕彦直，要求将纪念堂详细图案尽快寄来筹委会进行复审。10月30日复审通过23张工程图样后，即刻安排向全社会公开招标建设。李济深亲自组织召开中山纪念堂的“开票会”——即现代所称的建筑工程招投标的开标会。李济深高度重视，亲自议定开票会的举办时间为1928年1月25日10时，协调举办会议场所广东省政府会议厅，具名签字向党政机关、社会各界代表100多人发送开标会请柬，审查参加投标承建商的资格条件。当天，李济深主持开标会，以“价低者得”为原则，宣布上海陶馥记中标取得承建资格。随后，筹委会与设计、建筑施工单位签订一系列合同、合约，很快进入开工兴建阶段。1929年1月15日，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举行，由于李济深在南京出席全国编遣会议，无法返回广州参加仪式，特意安排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冯祝万代表主礼。

有力保障前期建设经费

广州中山纪念堂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孙中山纪念堂。总占地6.1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占地1.2万平方米（含四周平台），堂高48.63米，南北纵深72.65米。外观模仿宋代宫殿建筑形制，八角攒尖顶下四出抱厦，蓝色琉璃瓦和红色门窗柱子构成的主色调鲜明夺目；内部采用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形成大跨度的空间，气势恢宏，富丽堂皇。当年，建造一座如此宏大的纪念堂，建设经费无疑是巨大的。据有关史料，最初动议兴建时候的预算建设费用是50万元，实际上建成纪念堂、纪念碑共花费400万元，其中海外华侨、广州人民、各团体捐款30.097万元，政府库拨370.7万元。当时战乱不断、经济积贫积弱、税收难以为继，财政部特别是广东省政府愿意以财政款项支持纪念堂建设，难能可贵。筹委会初期开展工作的费用主要来自募捐，资金难以维持。1927年5月，李济深接手筹委会工作后，中山纪念堂的建筑费用开始有了保障。从1927年7月至1929年5月，广东省政府拨给筹委会的款项为116万元，为纪念堂顺利筹建、早期工程提供了充沛的资金。当时，军费支出占据了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财政相当困难。但是，李济深主持的筹委会从未拖欠过资金。在陈济棠主政时期，常常缩减财政拨付款项，拖欠承建商的大量建筑费用，严重影响了纪念堂建设的工程进展，到1931年主体工程才勉强落成。

题字刻碑以示纪念

李济深亲自为纪念堂书写奠基石，长约90厘米、宽约68厘米，镶嵌在纪念堂正面东侧第一开间的墙裙上，上书：“中华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五日为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奠基筹备委员李济深等立石”，字体端正浑厚。李济深还为位于中山纪念堂之后、越秀山之顶的中山纪念碑书写奠基石和《总理遗嘱》。中山纪念碑和中山纪念堂为同一期工程，同样是为了纪念孙中山，也属于李济深主持的筹委会负责工程。李济深所书写的《总理遗嘱》碑石，高约7米、宽约4米，古隶书体，工整而苍劲，力透石背。此外，李济深积极征集各界人士为纪念堂、纪念碑的题词，曾在1928年9月21日亲自撰文，登报说明中山纪念碑内四旁设计嵌石百块，以备各省市高级党政机关题字之用。先后收到国民党元老、各地政府、海内外国民党党部的题词40幅，勒石成碑，可惜被后来者挖撬销毁。

李济深对纪念堂的筹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做了大量而有效的筹建工作，为纪念堂的最终落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历经近百年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在历史的风雨不断地冲刷下而越发光辉，屹立不倒，成为世人瞻仰先辈的重要场所。

（作者：周小龙；单位：民革广州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