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高面子大”、“万紫千红一片绿”……在我国一些地方，高价彩礼已成为阻挡青年追求幸福婚姻的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天价彩礼”以来，治理高价彩礼成为各地推进婚俗改革工作的重点。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要求，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彩礼是中国传统礼仪，是男女双方关系确定的象征，表达尊重、认同，寓意喜庆。如何让彩礼回归为礼、让婚姻重归爱的本质？一起来听听有关人士的看法↓↓

让彩礼重现美好意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等原因，婚姻支付数额也水涨船高。有研究者曾绘制了一张婚姻支付数额时代变迁图，从20世纪70年代的500元、80年代的2300元、90年代的1.5万元，快速增长至2010年的15万元。近年来，因彩礼数额未能谈拢而导致分手的报道屡见不鲜，高价彩礼成为美好姻缘的“杀手”。

　　彩礼本是我国婚嫁文化中的一种正常礼俗，婚姻支付包含着男女青年及其家庭对美好婚姻生活的期盼。而高价彩礼扭曲了爱情和婚姻的本质，也破坏了很多美好姻缘。这种不良风气的蔓延已经造成一系列连锁性社会危害。因此，以婚俗改革为抓手刹住高价彩礼，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环境，让彩礼回归美好意蕴，在当前是绝对有必要的。

　　婚俗改革成功需要两个要素，一是足够的时间，二是新风尚的“引领者”。当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良好的新风尚，那么旧的不良风气自然会被慢慢取代。此外，新风尚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也反过来作用于婚俗改革的时间周期——人群中接纳和采用“低彩礼”、“零彩礼”的人越多，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所需要的时间也就相应越短。

　　因此，在婚俗改革进程中，我们可将喜事新办、新事简办的倡导落到实处，进一步扩大婚俗改革试点的覆盖面；发动各地政府和群众充分结合地方特色，提出高价彩礼和大操大办的有效“替代品”；除了日常婚姻登记服务之外，提供更多既有权威性、严肃性和仪式感，又能赋予婚姻美好寓意的纪念形式，让彩礼回归我国传统婚俗“六礼”中的基本功能——认同、保障与祝福。（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高颖）

幸福选择权在自己手上

　　彩礼是中国传统婚俗中一个重要环节，新郎向新娘家送的礼金或者礼物，代表着男方对女方的尊重以及对家庭的承诺。“你商我量”地谈彩礼，在一定程度上是两个家庭间互敬互爱、相互认同的表现，也是夫妻相互疼惜、相互付出和信守承诺的相处之道。但是，如果女方不顾男方经济实力开口要价，难逃“待价而沽”的嫌疑；男方不顾自家经济实力，债台高筑迎娶，必然对女方产生怨气，为婚姻埋下隐患。

　　我在日常工作中，就遇到了不少与彩礼有关的案例。

　　男方小A和女方小B是高中同学，两人高考失利后结伴来到北京打工。三年过去了，两个人艰苦奋斗、省吃俭用，存了一些钱，便兴高采烈地告诉家人准备结婚。小B有一个弟弟，正巧也到了婚配年纪，面对女方要求的高价彩礼，小B父母没办法，要求小A“不准备好彩礼不能娶小B”。一边是自己的家庭困境，一边深知小A的不易，无法抉择的小B有了分手的念头。幸好，他们两个人有感情基础，非常心疼对方。所以，在经过几次心理咨询后，他俩愿意共同面对这个难题。两个人把弟弟也带到北京，并用彩礼钱送他去学了汽修。现在，三个人仍在北京打工奋斗，小日子过得不错。

　　这是典型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彩礼故事，我相信，这样的婚姻更能够面对风险考验，更能够稳固幸福。

　　我也遇到过没有彩礼但不幸福的婚姻，当然，这个没有彩礼的意思跟我们提倡的移风易俗“零彩礼”并不是一回事。

　　男方小C和女方小D都在大城市打工，并在一起同居。两年后小D怀孕了，两家开始操办婚事。结果，小C的母亲到处炫耀“我们家没花一分钱就娶了媳妇”。这种带有蔑视和贬低的话语，让小D在婚姻面前犹豫了。这个案子咨询起来有些沉重，多方协商后，最后形成的建议是：小C及其父母主动去岳父母家商议彩礼事宜，并且选吉日操办婚礼。宝宝出生后，如婆婆帮助照顾，则皆大欢喜；如婆婆不帮忙照顾，小D全职带娃，家庭收入由小D掌管；孩子三岁后，小D去学一门技术，重返职场。在后期跟进中，我们可喜地看到，小C和小D的婚姻有了积极的打开方式，他们也学会了换位思考和相互尊重。

　　彩礼引发的故事形形色色，投射的问题却总有雷同。有社会风气不良的、有底层代际叠加引发生存能力不足的、有男女双方性别角色认知差异的、有双方婚姻观念不同的，但幸福的选择权始终在男女双方的手上，彩礼是宝藏还是暗礁，全看自己怎么选。（民政部婚姻家庭建设专家组成员、心理咨询师齐淑娟）

治理高价彩礼

要多管齐下久久为功

　　高价彩礼话题近年来不时引发热议。今年两会，一些代表委员也纷纷为治理高价彩礼支招。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鹰认为，治理高价彩礼，要强化宣传引导，培育正确婚恋观；开展专题调研，为精准治理高价彩礼、树立文明新风提供依据。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河间市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则建议，把“低彩礼”落到实处，在推行“低彩礼”的基础之上提倡“零彩礼”。

　　早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提出治理要求。2020年、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及治理农村高价彩礼问题，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要求“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并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5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四次点名“高价彩礼”，足见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治理决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治理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

　　五年来，民政部门对高价彩礼治理多次打出组合拳。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先后推出两批共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地方积极探索治理举措，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公益红娘、婚前辅导、集体婚礼、“零彩礼”、“低彩礼”家庭表彰等有效措施层出不穷。

　　从中央到地方的持续发力，使高价彩礼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高价彩礼有其纷繁复杂的社会成因，治理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扎实推进高价彩礼治理，巩固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在认识层面。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扬正气、树新风，选树一批自觉抵制高价彩礼的家庭典型，创作刊播一批文艺作品、公益广告，举办简朴而温馨的集体婚礼，邀请各行各业的典范作为特邀颁证员为新人颁证，大力宣扬“不要彩礼要幸福”、“婚后共同奋斗”的婚恋观，努力营造抵制高价彩礼的强大舆论场。同时，充分发挥基层民主，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中增加相关规定，推动形成喜事新办的公序良俗，引导城乡居民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中增进认同。

　　在政策层面。治理过程中不搞“一刀切”，注意结合当地经济条件和文化传承，让村民自治在移风易俗中发挥更大作用。抓“关键少数”，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签订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承诺书，并将婚丧嫁娶情况列入考核述评进行监督管理。发挥红白理事会、乡贤等作用，对高价彩礼现象及时发现、教育、纠正。规范红娘、媒人行业标准，严禁哄抬彩礼行为。

　　在社会层面。培育社会组织，搭建公益婚介平台，为未婚男女提供免费婚介服务。加强婚前辅导，帮助新人了解婚姻的意义与内涵，提高新人经营婚姻生活的能力。村委会用好“红黑榜”、“积分超市”等治理方式，做好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激发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刹住高价彩礼之风势在必行，但也要认识到，这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长远性的工作，需要政策的多管齐下，比如加快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完善，为小家庭的奋斗打拼解决后顾之忧；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等。

　　如今，我国婚俗改革在行动倡导和制度建设层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用惠民政策排忧解难，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高价彩礼问题终将会成为历史名词。（《中国社会报》记者翟倩）

来源：《中国社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