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生长于中国，传播至东亚，影响在世界。作为古人读书、讲学、做学问的特有场域，书院最早现于唐朝，发展于宋代。据统计，中华大地上曾存在过的书院有八千多所。随着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逐渐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对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便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不仅沿袭了中国的汉字文化、儒家文化，更承袭了有着厚重底蕴的书院文化，先后创立过百余所书院。怀德书院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所，为日本“最年长”的书院，极为重视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教育精神，在中日书院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将在现代文明交融互鉴中焕发出新的魅力。

　　从怀德堂到现代大学的三重跨越

　　1724年，在富商子弟中村睦峰、富永芳春、长崎克之、吉田盈枝和山中宗古“五同志”的共同资助下，儒学家三宅石庵在大阪创立了一所町人学问所怀德堂。这是一所由富商、学者自行筹款建立，主要服务于庶民阶层而有别于官学的民间教育机构。初代学主将其命名为“怀德”，正是出自《论语·里仁》篇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告诫学生不应只顾眼前的物质利益，而要注重自我修养，体现了初创者的办学意图和对学校的基本精神定位。从它的办学主体、服务对象及学校性质可以看出，它是模仿中国传统书院而设，不仅承继了中国书院的儒学教育理念，更传承了中国书院的办学特色和文化内蕴。

　　1726年，二代学主中井甃庵参考中国书院得到官赐的经历，申请幕府赐田赐银等援助，争取到了德川幕府的领地和资金支持，怀德堂从一所私人性质的町人学问所转变为半官半民性质的汉学塾怀德书院，获得了统治阶级的认可与保护，对它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推动作用。此后，怀德书院在一代又一代学主的共同努力下，一直延续到幕府末期，持续开办了145年。历经百余年发展演变的怀德书院，无论是从教学内容还是课程开设来看，都体现了从单一性向多样性发展的趋势。从早期注重教授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汉学，逐渐融入教授日本传统学艺的国学，并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尤为重视西方的医学、天文学等实用之学。在正式课程之外，书院还常常聚焦时事政治和经济活动举办师生会谈，体现出了商人办学的特色。与此同时，其教授方法主张有教无类、倡导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能力实行分层教育，既有较高层次的属于成年人的讲学会谈，也有针对少年的基础教育课程。不同的学生所习的科目亦各不相同，如商人子弟以习字、算数为要，医生、学者子弟以研读儒家经典为主。

　　1910年，怀德书院经过学制改革重新焕发新生，以“怀德堂纪念会”的形式广泛开展活动。人们不仅每年在此举行对怀德书院行政管理者的吊唁，还对怀德书院的贵重资料进行复刊、展览、研究，同时定期举办讲座向大阪市民开放，延续着中国传统书院讲学、祭祀等重要职能。1949年，怀德堂纪念会与大阪大学展开密切合作，成立“怀德堂文库”。在藏书与刻书方面继续发挥着中国传统书院的重要职能。怀德书院除了完整保存了从江户时期到昭和时期珍贵的书籍资料，还收录有书画、匾额、扇联、印章、雕刻等珍贵器物，总数在五万件以上，成为见证日本近代教育发展的“活文库”。为更好地保存和利用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大阪大学成立了专门的复刻刊行会，对珍贵资料进行复刻刊行的同时，还建立各类数据库将这些文献资料电子化，以更好地服务于现代教学和研究。

　　传递儒学教育精神的场域空间

　　中国的孔庙和书院是主要的儒教空间。怀德书院虽由大阪商人资助创立，但十分注重吸纳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不仅体现在诵读儒家经书等教学内容上，更体现在教学场所的布置上。怀德书院的儒教空间由三部分构成，分别为前方的正门、中门、讲堂等公共空间和后方的“文质”书斋、印刷文库等较为私密的空间，以及祠堂和圣庙等祭祀场所。

　　从怀德书院的正门走向玄关，有中庭门，称之为“入德门”，两侧挂着四代学主中井竹山手书的对联“力学以修己，立言以治人”，以强调儒家修己治人的精神。从玄关走入东房，映入眼帘的便是四行朱子语录“读圣贤书”“立修齐志”“存忠孝心”“行仁义事”。从读、立、存、行四个方面对做人的品格做了具体要求。在东房与讲堂的交界之处，则挂有中国古代著名的“宋六君子图”，分别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司马光、邵雍。瞻仰这些人物像，对书院师生有着一种精神洗礼的作用，可以使其逐渐产生“希圣希贤”的人格理想追求。讲堂内悬挂着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中国书院制度和儒家教育精神的象征，《揭示》为怀德书院的学子完善自我指明了具体的路径，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和领悟圣人之道。

　　讲堂后的“文库”书房和“文质”书斋，也体现了书院完备的规制功能和儒家的教育理念。“文库”具有中国传统书院藏书和刻书的功能，“文质”则取自《论语·雍也》篇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语，希冀书院学子成为内外兼修，具有君子之风的人。此外，最能体现儒家教育精神的当数祠堂与圣庙。为适应日本建筑狭小的特征，怀德书院并未设立独立的祠堂，只是以一间被称为“祠室”的小屋代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祠室该有的祭祀功能在其中都有体现，供祭着历代怀德书院的学主，祭礼则根据中井甃庵仿照朱子《家礼》撰写的《丧祭私说》执行。这个简化的祭祀场所，也体现了日本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折中之法。

　　中西文化滋养下焕发新的魅力

　　中国书院东传日本后，日本书院依据本国需求呈现出种种不同于中国的样态。江户时期，随着朱子学的东传，日本人开始以中国传统书院为模型而创造书院，并将私塾、乡校等教育机构命名为书院，藤树书院和怀德书院便是其中的代表，体现了书院在日本作为学校的功能。此后，日本根据本土大量书籍出版的需求，吸收强化中国书院刻书的功能，创建了专门从事图书出版的书院，至今仍能看到明治书院、汲古书院等出版机构活跃的身影。明治维新后，中国留日学生日渐增多，于是作为留学教育机构的日本书院应运而生，用以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如东京的亦乐书院、同文书院等。这类书院是中国士人学习日本的直接产物，是中日文化交流在新形势下的一种体现，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怀德书院是以中国传统书院为模型而创造出的日本近世教育的特色模式，是日本七十余所具有学校功能的书院中的典型代表。它自创立以来，既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书院讲学、藏书、祭祀等基本职能，也根据本土的民族特色与文化需求，对中国传统书院的各项功能和规制进行创新性发展，并在其中融入西方先进的教学管理机制和自然科学思想，在这种对先进文化兼收并蓄之下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书院，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转而成为传播新式学问的场所。此外，其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自由平等的教育理念，为日本近代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教育条件，也为日本教育走向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这也正是怀德书院能够在近代很好地融入现代大学的原因，同时也为中国书院更好地走向现代、服务社会提供了有益启示。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和发展。怀德书院始终保持开放包容、因材施教的办学理念，承继和发展了中国的书院制度和儒家文化，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中西方文化共存的综合性教育机构，实现了由传统私塾到书院再到现代大学的蜕变。它不仅是中国书院文化东渐的缩影，也是中日文化、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者、实践者，在今后进一步传播中华文明、深化中日文化交流和推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中必将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国家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23&ZD26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14日第2912期

• 作者：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