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马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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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江南运河水系的中枢，苏州城市的发展与大运河紧密相连。运河水系催生的农业大发展，将使得苏州真正成为横亘中国古代史的富足饱暖之乡。

明 沈周《苏州山水全图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长安、洛阳、开封、大都（京师），北方的都城每一次为“漕吴而食”所进行的浩大工程，都在将这片土地本身，化为古人梦想中少有饥寒的天堂。

饥饿的长安与江东的圩田

1971年，唐前期的关东与江淮漕粮中转站洛阳含嘉仓遗址出土了八块武则天时期的仓铭砖，内中有一块记有“苏州租糙米”字样，为吴米进京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证据。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唐的强盛时期，吴米远非长安朝廷漕米的主要来源，开元至天宝年间，岁漕粮可达二三百万石，当时，河北、河南、河东、山东、关内、陇右和剑南都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地，无论是大唐对辽东、西北的用武，还是关中官民的就食，都更加仰赖这些距离更近的产区。哪怕是细分南方漕运，江东的吴米地位也绝不高于淮河流域的楚米。

明 朱瞻基《宣宗嘉禾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所处的太湖平原，是一个典型的碟形地貌，靠近碟心的苏州更是低地沼泽遍布，地下水位居高不下，于是此地土质粘重，并不适宜农业生产，《汉书•地理志》评价此地“厥土涂泥，田下下”。所以，尽管苏州城长期是江东的交通枢纽，但人口承载力并不高，在六朝北人南迁，开发江东的浪潮中，苏州城的人口数量逐渐被原本只是其属下县城的杭州、润州、常州城反超：贞观十三年，苏州仅一万二千户，五万四千口，只有当时杭州的三分之一，也不及润州和常州。直至天宝元年，苏州虽然填平隋末战乱的影响，户口增长至七万六千户，六十三万口，但户数仍然在上述四州中垫底，人口数也仅仅超过杭州。而相比地势较高的丘陵地带稀少的人口数量又进一步限制了苏州农业的发展，于是整个唐初，苏州转向专门的军政城市的趋向愈发明显。

明 沈周 东庄图册（十）南京博物院藏

但这个趋势在盛唐之后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刘展之乱与永王之乱接连爆发，变乱之中，苏州是江东地区受到冲击比较小的地区。于是江东本土以及北来的民众纷纷向苏州集中，苏州户口在天下大乱中不降反升，突破十万，成为江东第一大州，而侨居北人又在其中占据三分之一。也是在这一时期，苏州刺史出身的名臣韩滉及其留下的镇海军，一度肩负起了供养唐廷的责任。其时，唐廷对于河北、陇右、两淮、巴蜀等重要的产粮地失去了强有力的控制，镇海军押解而来的吴米数次成为了唐廷的救命粮。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唐廷开启了对于江汉运输线的维护以及对江东的农业大开发。

南宋 佚名《明皇幸蜀图》大都会艺术博

在江东农业大开发中，苏州地区的受益是最为明显的。作为江南运河体系的中枢，唐廷派遣了大量名臣来苏进行水利改造，依托旧有的水运网络，建设起了覆盖浙西的农田水利工程网络。整个唐中后期，64位苏州刺史中35位有传，比例远超盛唐，而有传者绝大多数在农田水利领域有所作为。同时，苏州移民和驻军贡献的劳动力被投放进了开垦工程中，大量拥有配套涵闸系统的圩田成功地调节了水位，苏州广袤的河滩、湖滨地区得以被农业生产利用。

应用圩田技术，唐廷在浙江西道境内建立三大屯垦区，其中又以当时苏州境内的嘉禾屯最大。据《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记载，嘉禾屯下设二十七个分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曾经的沼泽地被改造成了亩产最高达到3石的良田，亩产水平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屯垦面积也达到了65万亩左右，以至于当时已经产生了“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的说法。大量涌入苏州的流民于是得以在此就食，扎下根来。

明 周臣《流民图》（局部）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然而，唐朝中央在漕运方面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随着关东藩镇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唐廷对通济渠彻底失去了控制，而江汉航道只能保障吴米到达襄阳，襄阳至长安的运输则只能改用陆运，因此运力骤减，年槽粮只在四十万石左右，最少时仅有十万石，尚不及唐初的水平，在这些运达长安的救命粮中，吴米已经占据半数。而自唐德宗元年至唐懿宗元年的八十年间，中国进入有信史时代以来的第五次大降温期，冬季海水结冰的南界推进至今连云港一带。

与韩愈、白居易等人笔下的漫天春雪相伴的，是频繁的自然灾害与病虫害。关中、陇右、河东、河北等地的农业生产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山东、河南、江淮一带的农业生产能力也受到重大的影响，而江南地区反而因降水量降低，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唐懿宗死后，王仙芝起义与黄巢起义相继爆发，中国的南北人口分布走向平衡。病危的唐帝国在身后留下了饥饿的长安，以及饱暖的江东。

天下粮仓与私园别墅

北宋建立之初，江东尚未纳入其统治范围，其时“方隅未一，京师储廪仰给惟京西、京东数路而已”。随着吴越国纳土归降，宋代的漕运立刻转变为“国家建都于汴，实就漕挽东南之利”的格局。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产粮地，东南漕运每年定额大体为600万石，其中又以淮南和两浙为重中之重，年各漕粮150万石,“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即起自此时。进入南宋，虽然只供养半壁江山，但两浙的漕运负担不降反升，达到250万石左右。

宋 佚名《太祖坐像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一带在两宋一跃成为真正的天下粮仓，除了上文提及的气候变化因素外，还与北宋围绕运河水系坚持进行的水利工程密不可分，运河水的毛细血管全面生长，将土地的活力完全催开。北宋时期，江南已经从原先的洪涝灾害为主，转变为洪涝与旱灾并存，排水与灌溉设施的重要性骤然提升。《隆庆长洲县志》记载，“江南水利，无论汉唐，计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余度，殆不十年一兴利也。”在此基础上，宋代在两浙地区率先进行了农业技术的改进，这场技术革命扩大了苏州一带的耕地面积，提升了耕地亩产，加强了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

清 董诰《清音荟景册》-新畬耕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耕地面积的扩展上，宋代在两浙进行了远超前代的大规模垦殖活动。除却继续了唐中后期以来的圩田开发，还对江岸的沙田、沿海的塘涂田、甚至浮动沙洲上的葑田进行系统开垦，至范仲淹知苏州的宋仁宗景佑年间，苏州出税之田达340万亩，是太宗朝雍熙年间的八倍以上。至神宗朝，郏亶、沈括在苏州等地比户调夫或募民兴役，在浙西一带修成1038万亩水利田。北宋神宗朝的大开垦结束后，苏州配备水利设施的田亩已经几乎完全开发，后世的元明清三代垦殖面积没有再出现大幅的提升。此外，与唐代的均田制不同，永佃制度在宋代取得长足发展，在垦荒治水的进程中，脱产地主成为了官府之外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他们对于农业生产的组织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在耕地亩产的提升上，两浙地区在宋代率先改进了熟制。北宋后期，苏州一带已经出现小规模的稻麦轮作，即所谓的“刈麦种禾，一岁再熟”，但这种轮作并未得到推广，故苏轼有言：“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但南宋朝廷建立后，南逃北人的饮食习惯以及只针对秋季稻谷收成进行收租的佃租制度大大提升了种麦的利润空间，使得“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稻麦轮作制度在两浙地区全面铺开，完善的水利建设使得两浙的大多数田地都能够在水田与旱田之间进行切换。也是这一时期，双季稻复种连作也在两浙地区出现。在一年两熟、两年三熟的新熟制下，两浙之田亩产再度提升，平均达到3石，追平唐代上田水准，而其中的上田的亩产更是飙升至5石。

南宋 吴炳《嘉禾草虫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而在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的加强上，宋代在两浙率先推广了新的稻种。宋真宗时期，江南出现大旱，宋真宗于是从占城（今越南南部）以珍货作为交换，引入耐旱稻种20石，在福建试种成功后，在两浙等地率先推广，并专门告知农民栽培方法。这场稻种替换工程之迅速，以至不过两三代人的时间之后，苏轼就写下了“吴国晚蚕初断叶,占城蚤稻欲移秧”的诗句，中国的主流稻种也一改从前的粳稻，转为了籼稻。以至南宋初年，江南东西、两浙路转运司已经无力征集足够的粳米作为漕粮，遂请求南宋朝廷将籼米纳入漕运范畴。

宋代在江南的农业大开发，一方面保障了中央政府的粮食安全，使得开封和之后的杭州具有了供养庞大官僚机构与禁军系统的能力，于是即便其冗官冗兵、国土局促问题在中国历代正统王朝中最为突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住《清明上河图》中的东京梦华。另一方面，江南居民的生活也因之愈发富足，苏州府城内外，也在一片祥和中悄然更新变换。

明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于城内，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写道：“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这段记载向我们透露出了三个非常关键的信息：第一，苏州城墙以内已经全部建成，城墙以内的城市化宣告完成，在清代以前，这是中国城市中相当稀少的情况，城防以内往往还会存在大量的田地和荒地，而作为防御工事的苏州城墙在宋代就已经具有了区别城乡的作用；第二，苏州的城市面貌大为改善，砖石结构建筑除在城内普及，还成为了近郊的主流；其三，此地成为了东南地区贵人富户的集聚之所。于是，苏州城内和近郊建造私园、别墅的高潮到来，桃花坞一带由农地转变为梅园、章园、五亩园，城北立秀野园、盘门内立同乐园、石湖立范成大别墅。南宋，苏州已有私园50余处，其中30余处在府城内，与行在杭州不相上下。

于城外，宋代也是庄园建设的高峰期，隶属于官僚地主、世家乃至宗教团体的田庄、义庄遍地勃兴。其中又以义庄在两宋这个贫富差距扩大，儒学礼教影响力空前强化的时期对当世以及后世的影响为大。苏州地区的世家以义庄为经济基础，从汉唐以来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得以实现科举传家，累世簪缨。其中，范仲淹设立的范氏义庄，由北宋一直运行至清末。日后，范式义庄所属的学校又被称为私立崇范中学、五爱中学、第八初级中学、第二十二中学以及苏州市景范中学。

明 佚名《范仲淹画像》南京博物院藏

北宋庆历八年，黄河决口北流；南宋建炎二年，东京守将杜充为阻挡金军掘黄河大堤；元至元二十三年，黄河大决。二百年间，黄河下游扫荡了太行山东麓与两淮，并在元明清三代夺淮入海，曾经富庶的两淮由此水患频仍，曾经与江东在漕运领域并驾齐驱的繁华不再，“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的漕运格局渐趋消亡。

东南贡赋，岁无虚日

元朝对江南的统治堪称短暂，从至元十三年宋幼帝降元，到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攻取平江，只有短短的八十年。但元代漕运之特殊，却对苏州长江沿线的发展形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由于黄河的大改道，元代虽然在北方进行了运河建设与疏浚，建成了会通河和通惠河，将大运河取直缩短了900公里。但元代运河却饱受水位变化与黄河侵扰之苦，终元一世，河运畅通的年份稀少，漕运能力不足百万石。于是，元朝的漕运转向了海运，松江也在元代开始兴起。不过，雄厚的农业生产基础与在江南运河中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使得平江（苏州）仍然是两浙交通的孔道，元代诗人方回有《姑苏驿记》记载：“姑苏驿递，南接行省，北抵大江，东南贡赋并两浙闽海之供，悉由兹道，是以送往迎来，岁无虚日。”于是，整个江浙行省（即今天的苏南、皖南、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多数的漕粮贡赋，仍走江南运河体系到平江集中，之后走运河的经由镇江北上；而走海路的，则进入长江。

明 吴伟《长江万里图》（局部）故宫博物院

江海联运使得苏州治下的两处港口登上了历史舞台，即常熟福山港和太仓的刘家港，其时福山港“濒长江，峙海虞，粮储之富当东吴什之三”，成为江浙海运粮的重要中转地。海运粮由此出长江，至太仓刘家港集中后再行北上。至正年间，原来由集庆（南京）龙湾起运的漂阳二州漕粮转由宜兴置仓，苏州、常熟、福山一线由此漕云更加发达，时人称“平江赋役供国家经费什之七。”“粮镶之富，吴独擅天下什之五。”常熟、太仓两地在这不到八十年的光阴里，伴随着海运快速成长，在元明时期一度分别升格为常熟州与太仓州，虽仍在苏州府治下，但已与县城不可同日而语。日后，郑和的船队也将在此启航，沿着东南亚的海岸线，完成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重大的壮举。

海运虽然解决了元朝的漕运问题，但大海波谲云诡，海运的损耗始终大于河运，故而元廷仍然没有彻底放弃运河的建设。元至正年间，黄河再度泛滥，侵扰会通河，于是元廷决定征发民夫，挖通淤积的黄河故道，解决黄河夺淮的问题，一举重建北方运河的通航能力。据传也就是在黄河清淤的工地上，民夫挖出独眼石人一具，元末大起义拉开序幕。十六年的天下混战之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脱脱等一时豪杰最终皆败于朱元璋之手。

洪武皇帝一方面出于对江南士民抵抗的报复，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固和充实明王朝在江淮一带的统治，在苏州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移民活动，是为“洪武赶散”：洪武初，迁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府，洪武二十四年又徙富户五千三百户于南京，三十年又徙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被驱赶的苏州民户大部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民户迁徙到淮安府境内。洪武赶散，是苏州自衣冠南渡，数次吸收移民以来最重大的一次人口流散，在这次人口大流散后，运河水系和受其滋养的千万亩良田再一次起到了为苏州城托底的作用，终明一世，仍然是全国比较重要的都市和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以235万口的人口体量占据整个南直隶的五分之一。

明 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 隋唐大运河

明 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藏

靖难之变后，明代的统治中心迁移至北京，南粮北运的需求再度出现。永乐九年，朱棣下令重开会通河。在工部尚书宋礼的领导下，明朝放弃了恢复黄河故道的方案，而是采用了在大汶河修筑戴村拦河坝，同时将安山、南旺、马场、昭阳四个天然湖泊改建为水库的方案，成功解决了会通河枯水断流的问题，明代漕运于是再次回到河运。

而苏州府也在明代成为了全国粮赋最重的地区，苏州府985万亩田地，实征税粮281万余石。换言之，苏州以全国1%稍多一点的土地，提供了将近10%的税粮，苏州府亩均纳粮额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以上。随着大批自耕农的破产以及棉花种植风潮的出现，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地区成为了缺粮区，需要从湖广、江西买米就食，沉重的实物征收使得苏州一带出现了买米纳粮的奇景，苏州作为粮食征收中心的地位已经无法维持。

但与此同时，在大运河上往来不绝的，除却西来再西去的粮船，还有绵延不绝的商船，伴随着明中后期以及清代一些列税收改革与商业扶持政策的落地，我们已经可以听到苏州城最鼎盛时期的脚步声从江波中回荡而来。

参考文献：

1. 裴淑姬.论宋代科举解额的实施与地区分配[J].浙江学刊,2000(03):121-127.DOI:10.16235/j.cnki.33-1005/c.2000.03.029.

2. 陈峰.试论唐宋时期漕运的沿革与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03):85-95.

3. 虞云国.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J].中国农史,2002(01):64-74.

4. 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J].文物,1974(02):57-66.

5. 黄纯艳.论宋代发运使的演变[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2):77-84.

6. 高荣盛.宋代江苏境内漕运工程考述[J].江苏社会科学,1997(02):126-130.

7. 鲍彦邦.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4(01):75-83.

8. 孟繁清.元代海运与河运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09):11-18.

9. 周生春.宋代浙西、江东地区水利田的开发[J].浙江学刊,1991(06):104-109.DOI:10.16235/j.cnki.33-1005/c.1991.06.025.

10. 耿曙生.从石刻《平江图》看宋代苏州城市的规划设计[J].城市规划,1992(01):51-53+64.

11. 严火其,陈超,夏如兵等.宋代占城稻的引进与气候变化[J].中国农史,2013,32(05):9-17.

12. 路征远. 元代大运河的修治及其漕运[D].内蒙古大学,2004.

13. 李碧妍.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J].中华文史论丛,2011(02):157-205+404.DOI:10.16837/j.cnki.1002-0039.2011.02.008.

14. 魏嘉瓒.苏州园林史漫录[J].东南文化,1992(Z1):221-226.

15. 方健.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之一:农业篇[J].宋史研究论丛,2007(00):104-194.DOI:10.16764/b.cnki.ssyjlc.2007.00.007.

16. 吴高璇.中国古典园林的功能简析——以宋代江南地区苏州私家园林建筑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13(19):144-145.

17. 刘鑫.元代漕运体系下江南农业区田赋对中央王朝的供给情况[J].西部学刊,2019(15):53-56.DOI:10.16721/j.cnki.cn61-1487/c.2019.15.015.

18. 刘丽.唐代苏州农业发展原因述略[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06):62-71+144.

19. 刘秋根,罗文.宋代东部地区的私人田庄[J].宋史研究论丛,2015(01):148-175.DOI:10.16764/b.cnki.ssyjlc.2015.0037.

20. 曹生文,俞扬,茆贵鸣.“洪武赶散”传说与明初苏北的江南移民[J].江苏地方志,2022(01):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