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嫁妆几乎全部毁于我手，实在是罪孽。

第一次动用母亲的嫁妆，是在1963年秋季。那年我16岁，考入青岛一中高中部。告别家乡，踏上青岛求学之路那天，母亲给我收拾了一个大包袱，包着一床旧棉被和一身冬衣。蓝土布包袱皮，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还有一个网兜，盛着几件杂物和一个脸盆。脸盆是搪瓷的，外面为蓝色，里面是白色，盆底画有一簇大红花。在那个年代，这算得上时髦物件了。这也是母亲的嫁妆。母亲把它放在箱底，珍藏了二十多年。在学校，我用这脸盆洗脸洗衣，轻拿轻用，倍加珍惜。读完三年高中，又遇上“文革”，1968年5月，我作为回乡知识青年重返家乡，脸盆又被我背回家中。毕竟已经用了五年，那时的搪瓷品质量又不怎么过硬，全家又用了三两年，盆底便漏了。母亲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嫁妆就这样毁了。

嫁妆是女子结婚时娘家陪送物品的统称。旧时，在我们家乡，嫁妆主要指家具，方言称“颜房”，诸如大箱、小箱、“抽头”（类似带抽屉的橱子）、椅子（或方凳）、盒子（盛食品的有盖方盒）、梳妆匣（俗称“梳头匣子”）等。陪送颜房的件数，称“色”，分七色、五色、三色不等，以娘家家境等因素而定。母亲的颜房是五色，属中等水平。姥爷有木匠手艺。母亲的颜房大概出自姥爷之手，因而木材和质量均属上乘。

我的祖父也是木匠，以制作风箱为主，也兼做颜房、门窗、棺材等。我生长在木匠之家，耳濡目染，也渐渐喜欢上木匠手艺。拉大锯、刮木板、凿卯开榫等基础手艺，在祖父的指点和训斥下，渐渐入门。以祖父授徒的程序，只有在全部基础手艺熟练之后，方可独立制作成品。我却总是充满好奇，跃跃欲试，要自己制做一件完整的器具。于是，趁祖父不在家，我便偷偷拉锯挥斧，打造一个小文具盒，进而做一个带有抽屉和门子的袖珍橱子。一旦被祖父发现，一顿训斥是少不了的。

1968年回乡之后，我在生产队干了不足半年农活，便被安排做民办教师，每天记十分（一个整劳力的最高分），另外享受每月五块钱补贴。论待遇，比起上坡干活，显然优厚。然而，面对持家度日，娶妻生子，盖屋打墙这些必须挑起的重担，我还是深感危机。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外出做工的社员，将收入上缴生产队一部分，买够一个整劳力的工分，余者全归自己。我暗自盘算，若熟练一下木匠手艺，给成熟的木匠打个下手，外出务工，收入肯定比做民办教师可观。我决定一试身手，探一探这条路子。

我这个主意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母亲的颜房。祖父惜“材”如命。一块巴掌大的木板，他也要留着做一个风箱“舌头”。要想从祖父那里得到练手艺的木材，等于白日做梦。思来寻去，我瞅上了一个方凳。那是母亲的颜房，自然母亲说了算。方凳的材质是楸木，制作也很考究。四条腿都起了线，末端向内弯曲，木匠的行话，叫做“虎爪”。那是动了刀工的。凳面不是简单的一块平板，而是四块较厚的木板插出方框，框内再镶一块薄板。五块板子以卯榫相接，板缝只有隐约可见的一条直线。这是木匠的绝活之一，叫做“卡角子”，很吃功夫的。那方凳虽然已坐了二十几年，依然完好如初，连颜色都是鲜红的。

当母亲发现的时候，我已将方凳大卸八块。母亲的惋惜和心疼不言而喻，但也只是骂一句“踢蹬孙！”长叹一声而已。她懂得儿子要学手艺的心思。

我将方凳的肢体重新锯、刨、凿卯、开榫，组装、上色，成就了我的第一件木匠作品。新方凳身材显然小了一些，做工的粗糙自不待言。然而，那毕竟是我自己的作品，每看一眼，心里都充满成就感。

第二件牺牲品，是母亲的大箱子。为了学会箱子的做法，我将母亲的大箱子改制为小箱子。这一过程，主要是练习“开扣”。 开扣也是木匠重要的基本功。箱子的四个面，是割出公母口，紧紧扣为一体的，正适合做开扣的练习。

全家搬入新房后，缺少一个饭橱。我受祖父的启发，又打起母亲颜房的主意。祖父将老祖母陪嫁的“抽头”改做成一张饭橱，家中一直使用着。我照猫画虎，将母亲的“抽头”改成了饭橱。

到我结婚的时候，婚俗渐变为颜房不再理所当然地由女方娘家陪送，而是按照订婚时女方提出的条件，由男方置办。祖父年迈，已经很少动锯斧，但还是亲手用楸木为我做了一张橱子，当时称“半橱”，正值流行。这张“半橱”至今保存于储藏间，以作结婚的纪念，也是对祖父的纪念。

只有一色颜房，实在也太过寒酸了。母亲无奈，说把我的小箱腾出来，添上吧。于是，我将母亲的小箱油漆一新，勉强凑了两色颜房。

人的命运是由时代左右的，时代之变，决定人的命运之变。婚后不几年，我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其后又从文、从政。木匠没有当成，境遇却变得超乎预期。举家搬进县城，住上公房之后，家具换了一件又一件。母亲那些被我毁掉又重做的颜房，一一退役。只有那个由大箱改做的小箱，被母亲坚持保留下来，还加了锁，成为母亲保存私房的“百宝箱”，陪伴着母亲，直至老人仙逝。

反省毁掉母亲颜房的罪孽，我不由得感慨：即使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与子女，也在所不惜，这个人就是母亲。（作者：郭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