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高保国从如东专程送来王贺的《短篇小说集》，希望我为他的朋友王贺先生这部短篇小说集写一篇文章。尽管我与王贺先生素昧平生，至今尚无缘得见，我却非常乐意地答应了此事。
读了王贺的小说，我立刻被他笔下所描写的“乡野人物”深深地吸引住了。当今文学以其气象万千的风貌和纷纭繁杂的艺术形态，正在冲击着传统的文学观念。确切点说，它正在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学观念。王贺描写沐石河畔的“乡野人物”生活的民俗小说闪耀着奇异的色彩，向我们提出了不少值得探求的艺术课题。王贺的小说，一次次真实地再现家乡的风土人情，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驾驭民俗题材的艺术才能。
王贺用现实主义手法透视了沐石河畔的风土人情，再现家乡波澜壮阔的民俗画卷，让人们穿行在沐石河畔的百年风云之间，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个沐石河畔上的悲喜故事。“乡野人物”中的“陈七美”“葛大教鞭”“高老夫子”这几个人物，与汪曾祺的小说风格相似。王贺狠很抓住活生生的、鸡毛蒜皮的细节，描写了人类亘古至今的情爱、性爱和天、地、母爱。中外优秀作品都有一个近似的特点，那就是以纪实的文体，将一个地区的社会民俗风貌、文化特点、人物生活和命运加以故事组合，以小人物的命运撬动故事情节的杠杆，从而演绎出某种具有普遍典型意义的民俗风格。从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到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还有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等作品，都具有民俗小说的重要特征。在奈保尔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词中，就有这样的话：奈保尔先生是继康拉德之后的又一位民俗编年史作家。再往前推，巴尔扎克更是经典的民俗史作家，他自称是“民俗史家”。在《论人间喜剧》前言中，他以明晰而坚定的口气说，他这部书要写十九世纪初到四五十年的法国历史的“民俗研究”，《人间喜剧》是“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民俗史”。它以其瑰丽的民俗史画，把众多的人物和多式多样的生活场景“调整成一篇完整的历史”，“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王贺向往《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出于宋人张择端手笔的《清明上河图》，拥有五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的北宋京都汴梁的市人风俗画，它与宋代古典民俗长篇名著《水浒》交相辉映，对后来的中国民俗文艺产生了深远影响。王贺追求《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实际上道出了他的美学理想，表明了他的创作师承了传统的民俗小说的文学风骨。然而，师承并非照搬，法古不是仿旧，他有他的小说写法，他有他的创作思路。作者说“要用‘民俗学小说’的风格将原汁原味的、历史的写出来，留给后人，以保护文化遗产。”从这点看，王贺写了沐石河两岸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情，可以读成是一部变迁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几个人的生活史，就像人们把《百年孤独》读成整个南美洲的历史而不仅仅是马孔多小镇的历史。
作家不是为写民俗而写民俗，而是让家乡的“沐石河”贯穿全书。既是小说民俗描写的精彩片段，也是小说故事发展的高潮链接。对“沐石河”的描写，更具有一种民族文化的底蕴，以这一点上来说，把这部小说定位为民俗文化小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已故的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极其重视民俗描写，他说：“我以为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他又说：“我以为，民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仍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圈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融为一体。民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神圣化。民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民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引用汪曾祺老先生关于民俗描写的论述，是想借此表明民俗描写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将王贺家乡的历史衍成煌煌巨著，但王贺没有，他只选择了“乡野人物”的一系列小人物，而这些小人物和他们纵横开阔、跌荡起落、千折万回的故事确确实实的是在家乡土地上发生的。这些人物是由多阶层、多行业、多色彩结构而成的，可谓色彩缤纷。作家的笔锋挑开了古老沐石河的历史幕布，拂去了各色人们蒙着的奇特面纱，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推上了他所绘制的文学舞台，从商界名人、市井细民到流氓地痞，让人们真实地看到三教九流的众生相，以及由他们结构而成的光怪陆离的社会风俗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职业的历史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里也难以看到的风俗民俗史！
领略城乡风光、繁杂的细节、纷坛的社会知识和家乡“沐石河”的民俗味儿。小说中，人物的身世与命运、形体与动作都放在大背景里，将民俗历史和个人命运以一种极其奇异的印象传达给读者。在作家笔下的人物谱里，我以为塑造得饶有色彩而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是各类小人物，环绕着他们的行踪又展示了色彩斑斓的民俗历史画。作家用真切、幽默以至带点揶揄的笔调，撕开了这批人物的个性以及他们性格中所蕴含的传统的国民性的某些致命的弱点。写得各具个性，鲜活得很，概括了相当深广的历史生活和社会内容。
王贺具有炽热的爱憎感情，但他不是用火山爆发一样的喷射的方式，而是让感情像涓涓细流似的悄悄地流淌着；他不是用电闪雷鸣的艺术形象去惊动读者，去燃烧人们的心灵，而是以饶有情致的风俗画去陶冶人们的感情。因此，作为民俗风味小说具有迥然有别于一般小说的独特画面。这种小说的结构成分，必须有自己的带有浓厚民俗味的“人物群像”，如同作者所言，“必须有你自己创造的人物，除了你，别人没有的人物。”王贺的小说人物经历、身份及其性格特征，无不撒上了时代的烟尘，带着浓郁的民俗色彩而进入当代文学的画廊。他们独属于王贺的。王贺的小说对时代生活的描写，往往不是正面的突进而是精心选择一个或几个生活的侧影，画面上很少出现“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但从淡淡的风俗画里令人感到“大地微微暖气吹”。也就是说，民俗小说往往不是写重大的事件，而是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写出民心、民俗、民情、民德和民风来，从人情世态中折射出时代的光泽。
王贺的小说画面色彩与时代精神的光芒，呈现出反正相衬、表里烘托的审美特征，即形远意近，似淡亦浓。表静而内动。人物的一言一动，风俗画的一丝一缕，无不展示了那种“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民心和民气。
王贺的小说从道德的角度切人生活，从民德的演变中展示新旧更替的时代色彩。注意写民德，重视道德的感化作用乃是民俗小说的一个传统。鲁迅说民俗小说“尤以劝善为大宗，故上列诸书多关惩劝”。王贺的小说，写民俗而不媚俗，不是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但也不故作高雅，用“雅士”的目光去俯视、嘲弄、鄙视世俗，他把描写市民和民俗生活作为小说的正宗，态度严肃，笔姿真切，以现实主义思想作为小说的灵魂。传统的民俗小说往往以市民眼光写市民，王贺则以现实主义思想去观察、体验和剖析人情世态。一幅幅情趣盎然的民俗画上显现的民心民气民德和民风，无不映照了时代的色彩和历史的映像，画面的历史认识价值，人物形象的美学价值，启迪心灵的教化作用，这三者在小说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王贺的小说在故事情节的结构布局上汲取了传统的话本和通俗小说的长处，形成了他自己的特点。故事性强是传统小说的一大特点，但它有时又因偏重故事性而湮没了人物的性格；现代小说注重性格或心理的刻画，但往往又因忽视情节因素而不大容易给人留下印象完整而深刻的画面。刻画人物性格特征与描述故事情节，原本不是矛盾的，情节理应是性格的历史。王贺的小说兼顾二者，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中心来描述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他的作品采用多条的情节线交织而成辐射式的结构方式，严格选取足以揭示主人公性格的情节故事作为小说的支撑点，娓娓道来，故事连环故事，从一个情节或几个情节的发展来雕刻人物的性格。但情节与情节、故事与故事之间的联接点，作者决不多费笔墨，颇似传统的“说话人”采用的手法，用一二句交待性的话，即由前一故事过渡到后一故事，惜墨如金。然而，当他以重点情节来刻画人物时，毫不吝惜笔墨，一定把故事写足，把人物性格写透。如每个主要人物的出场，其身份、经历、个性和禀赋都写透了，同时将他个性的历史源缘与因果关也“带”出来了。在构思布局上，深思熟虑，用几个妙趣横生的故事连缀成篇，有重场戏也有轻轻一带的“过门儿”。这种有轻有重、有疏有密的笔法，显得更集中更鲜明，因而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更要完整而清晰得多.
王贺小说的民俗语言和小说语言的结合特别成功，我感到小说“特别狠又特别过瘾”。王贺对自己的语言风格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探索，结果创新了民俗小说的语言，使其更加丰富、广大和深邃。这位东北汉子，有着强烈的恋土情结，魂牵梦绕在记忆里纠缠的家乡民间俚语地方口音是构建小说的来源，也就是王贺小说语言的最高点是在寻找自己故乡的语言。在他的语言世界里，故乡赋予了他一种“民俗的力量”。我认为这“土得掉渣"的民俗，是真正的民族的东西，在这个充斥着白领和“高雅艺术”的世界里感觉是有一丝丝怪异。然而它的气度、格局、力量在当今普遍绵软的文坛上是极为罕见的。王贺的小说是一部让生命与时光会更加长久的小说，它的一切内容与形式都将永存于王贺的文本世界——他个性化的结构、语言、故事都是新的。与此同时，以其文，见其人；虽说还不曾见过面，我似乎也已经十分熟识了这位颇富才华而又脚踏实地、勤于耕耘的作家。
欣然从命，草成此作。
蒯本佑
2023年10月6日于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