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 记者 严粒粒

浙江图书馆，无数杭州人的记忆。

全新的之江馆区已经是“网红”，黄龙的曙光路馆区仍是大家默认的主馆，湖州嘉业堂藏着珍稀古籍，西湖旁的孤山馆区是西泠印社的邻居。

但很少人知道，从地铁5号线万安桥站B出口步行五分钟，它还有一个老馆区，藏在一个场官弄的老小区里面。

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是这里的常客。偶尔会年轻人会专程赶来，拍几张光影斑驳的复古照片，然后赞叹着便离去。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区，图片源于小红书

这大约是杭州市最低调、安静的图书馆了。

尤其在整修的这几年里，它几乎让人忘记了姓名，忘了它有蔡元培先生亲笔提写的馆名，忘了它是郁达夫先生常来的地方，忘了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忘了它曾经是浙江图书馆总馆的过去。

12月5日，经历4年修缮，“90余岁”的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区重新开张。

沉睡的历史，又鲜活了起来——

01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区，诞生在历史上那段多事之秋。

1914年的一天，想要收买人心的袁世凯，派人专程将一笔20万银元的巨款送至杭州汤府。

这汤家不是别人，正是建成浙江第一条铁路的爱国实业家汤寿潜。

汤寿潜，图片源于浙江在线

汤寿潜为人正直清廉，为官两袖清风。来人传话，20万银元是对汤氏此前不支薪俸、从事路政四年的补偿。而在这之前，这20万银元已被汤寿潜明确拒绝了许多次。 尽管此时，汤寿潜与人合股的元大钱庄已经倒闭，负债累累。他却坚守初心，依旧不肯松口。 这一次，逐客令就在嘴边，却被女婿马一浮拦下。马一浮认为，如果再拒收，怕会找招致杀身之祸，便建议先收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待机为人民谋福利。　

1917年6月6日，汤寿潜病逝。作为清末最早认识到教育救国、实业富国的有识之士之一，他生前嘱托家人在自己死后将政府所奖的20万银圆捐赠用于浙江教育事业。 这笔钱，后来便被用作建造浙江公共图书馆馆舍。

1929年1月1日,在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的主持下，浙江图书馆立奠基碑。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竣工照，图片源于网络

1931年3月，在杭州大学路浙江大学旁宣告竣工时，汤寿潜的同乡、同科进士、老朋友、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先生特地前来题词；1932年作为浙江图书馆总馆正式开放。

1931年，据刘大白所作《浙江图书馆落成记》载 :“前省教育会所保管之汤氏捐资为二十二万五百五十一圆；而浙江省政府，则又以三万圆增助之。其中三万圆为选购图书之用；用于斯馆之建筑与设备者，实二十二万五百五十一圆，而馆于是乎成。盖自斯馆之成，而汤氏恢宏文化之愿遂矣，而全浙最高之文化中心于是树矣。后之观者，其将毋忘斯馆之由来，及其与有劳焉者！”

02

这里有一段插曲：在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区建设捉襟见肘的日子里，浙江大学曾出手相助——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试行“大学区制”，每区设立大学一所，统一命名为“中山大学”，分别管理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并决定在杭州筹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因而，在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决议将汤氏捐款交由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保管。

1927年7月8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接收汤氏捐资，本息共计二十二万零五百五十一元。

1928年2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1929年8月，大学区制停止试行后，浙江图书馆仍委托国立浙江大学代为管理。

因此，为了筹建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可谓不遗余力。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奠基碑，图片源于网络

因按照协议，捐款中仅有三万元以供图书选购，浙江大学又将学校文理学院及工学院原有图书，全部移存浙江图书馆。

1931年10月，省政府决定收回浙江图书馆。当时，除一部分设备因无经费尚未置办外，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各项建筑工程皆已完成，具备了移交的成熟条件。

1931年12月15日，浙江大学与浙江图书馆正式办理移交手续。

03

今天，在四处崭新的城市建设中，修旧如旧的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区，保存着那个年代的气息。

像一个时空机，走进它，回到过去。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区外景，图片源于浙江图书馆

馆舍立面采用古典主义纵横三段式处理，底层为宽阔高大的台基，踏步和台座均为花岗石砌筑，入口平台以红黄缸砖铺地；大门中间16根廊柱雄伟高大，类似雅典神庙风格；一排大窗4米多高，中间三对红漆大门2米多高；大门顶上是蔡元培所题“浙江图书馆”五个大字，台基上有蒋梦麟奠基的石碑；室内大厅平顶为井字梁，楼梯两边立爱奥尼克柱，地面为马赛克砖铺砌。

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博采众长，恢弘壮丽，极具特色。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区内景，图片源于浙江图书馆

建筑，是时代的纪念碑。

翻开中国近现代建筑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风潮涌入的时期。“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四处开花。《马关条约》后，通商口岸之一杭州便是如此。

抱青别墅，图片源于钱江晚报

除了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区，西湖边建于1931年的抱青别墅（现杭州国画院美术馆），一栋三层西式楼房，壁面堆塑大面积西式缠枝花纹样，是非常典型的西式古典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又保存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

上城区中山中路261号的浙江兴业银行旧址，东面及北面临街，入口台阶两边弧形石鼓上为爱奥尼克双柱式门楼、门面、台阶，柱身采用苏州金山花岗岩，建筑中部冠戴高突的圆顶，结合了欧洲古典主义和巴洛克建筑风格。

这些中西融合，尤其是“中式大屋顶+西式墙身”形制的建筑，带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潮。

浙江兴业银行旧址，图片源于浙江日报

在一些人的眼中，这种形式上的“融合”，纵然有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文化意义，却争议不小，被认为“褒时被誉为中国名族精神之体现，贬时被斥为历史倒退之逆流”。

有学者还指出，这种“中西合璧”是传统面对近现代建筑发展潮流的窘境，有客观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入侵的无奈。

然而，站在特殊历史背景之下，无论被动还是主动，它们无疑都是中西方文化互为渗透融合的结果。

再看今天，我们谈及“融合”的时候，更多被提及的已经不是各种元素的“中西”，而是“传统和现代”——一种文化内涵上的传承与创新。

鸟巢和水立方夜景，图片源于新华社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先后完成的鸟巢、水立方是这样。

2010年亮相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是这样。

去年同步开馆的位于北京、杭州、广州、西安的四座中国国家版本馆也是这样。

放眼全国，还有很多很多的新建筑。

结合过去和现在，你能从建筑与建筑的区别中，体味出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时代演进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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