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丙申夏过烟台往栖霞怀王懿荣
上古探源世所嘉,感君懿范愈堪夸。
生前买骨惊天下,事毕捐身报国家。
金石图章虽小道,殷墟文字灿奇葩。
忠肝义胆全无憾,一瞥光波耀岁华。
黄德劲先生诗评:
王懿荣以“甲骨文第一人”名扬天下,广为人知。其实“独具慧眼”之“文敏公”,何止独具慧眼?还独有一颗赤诚刚烈之心,足以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彬宇先生怀王懿荣七律,恰正在“探源上古”与“捐身报国”两方面,给出了诗意盎然的高度评价:“感君懿范愈堪夸”,“一瞥光波耀岁华”!全诗在王懿荣两大闪光之处反复吟唱,首联颔联多写实,颈联尾联多赞美。读来节奏铿锵,唇齿留芳。
王懿荣(1845年—1900年),字正儒、廉生,号养潜居士、直庐花衣,山东福山县(今福山区)古现人,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爱国志士。幼承家学,188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曾三任国子监祭酒(古代朝廷官职之一——清朝国子监系朝廷最高学府,总管全国各类官学祭酒为国子监主管官);潜心金石之学,著有《汉石存目》《六朝存石目》《天壤阁杂记》等三十余种金石学研究著作。1899年,首先发现甲骨文,将汉字历史上溯至殷商时代,系甲骨文研究奠基人;投笔从戎,1900年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偕夫人、长儿媳投井殉国,谥号“文敏”。
买骨惊天下
“上古探源世所嘉,感君懿范愈堪夸。”人类对上古的探源,从未停止过。而以一人之力,为上古文明的探索贡献出改写历史的成果,其超世之“懿范”,让人由衷赞叹,不吝赞美!“生前买骨惊天下,事毕捐身报国家。”买骨天下惊,国难不惜死,一生之青春年华,热血智慧,全给了自己的国家。王懿荣55岁的人生岁月,浓墨重彩,十足堪夸!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庚子国难前一年,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个药方,其中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所谓“龙骨”,其实就是大型哺乳动物的化石,据说具有镇惊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涩的功效。
家人从菜市口的老字号中药店鹤年堂(一说达仁堂)按方抓药后,通晓医术的王懿荣亲自开包查验,却偶然在“龙骨”上发现了类似篆文的刻痕。
如同被电击一般,王懿荣惊喜万分。王懿荣在金石学方面有极高造诣,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大学者、金石学家、收藏家、书法家。其书法得到慈禧太后赏识,慈禧作画,甚至时常命王懿荣题志。一句话,王懿荣是“识货”的!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王懿荣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很可能是一种来自远古的文字,并且刻写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他立即派家人迅速重返鹤年堂,买回了全部带有刻痕的“龙骨”,同时在京城内大范围搜购。
消息很快传开。由于王懿荣在晚清学界的崇高地位,他的收购迅速掀起了一股旋风。颇具生意头脑的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闻讯后,立刻带着12片刻有文字的甲骨进京求见。王懿荣喜出望外,当即全部买下。此后,又有全国各地的古董商人陆续带着刻字甲骨到王氏府邸售卖,王懿荣悉数高价认购。
就这样,王懿荣不惜散尽家财,在很短时间内收购了刻字甲骨约1500片,并对上面的图形文字加以考证与鉴别,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成为发现、收藏甲骨文的第一人。
其实,翻检王懿荣的人生历程就可以知道,他能发现甲骨文并不是偶然的。机遇宠爱的是有准备的头脑。可以说,王懿荣独一无二的家学、努力、以及对历史文化的高度敏感与对金石之学的深厚修养,给了他独一无二的“慧眼”,让他对甲骨文“一见钟情”,对甲骨文研究“独领风骚”。
王懿荣秉承家传、好古嗜学,对金石文字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每有所得,虽“典衣”“倾家”在所不惜,自称“好古成魔”,有“书痴”“墨痴”之称。其金石文字著作,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有些还成为金石文字学工具书。
王懿荣家族是明清时期世代官宦的书香之家,“列翰林者先后五代(6人)”,可谓科第绵长。在山东福山乃至胶东的历史上,史无前例。王懿荣一族出任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祭酒、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等多达140余人,他们大多为官清廉,遵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勤政为民思想。
自福山一世始祖王忠以来,王懿荣家族家和族兴,诗书继世,靠着勤奋与才智迅速崛起,“历600余年,凡二十余世,犹如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繁衍生息,所荫成林。” 因此被世人称赞为“名门望族,科第继世、著述绵绵,天眷其后、世泽蝉联。”
福山二世祖之后,王家儒学持家,科第取仕,有督抚3人,翰林6人,二甲进士8人,三甲进士17人,武进士2人,举人38人,武举5人,贡生58人,庠生357人。
十四世祖王兆琛,即王懿荣祖父。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27年(清道光七年),擢江南道监察御史。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擢四川布政使。次年,擢山西巡抚,成为王懿荣家族第三位封疆大吏。
十五世祖王祖源,即王懿荣父亲。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考取乙酉科拔贡,朝考一等,候选教谕。1856年(清咸丰六年),授兵部主事。1859年(清咸丰九年),奉旨返乡筹办登州团练,次年,奉旨回京,擢升兵部员外郎官。1865年(清同治四年),外放四川龙安府知府、迁成都知府。1883年(清光绪九年),擢四川按察使。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抱病东归,次年病逝,朝廷诰授正二品资政大夫封典。
王懿荣家族不但世代为官,而且是诗书传家著书立说的世家,其先辈们熟读经史,学问渊博,多有著述行世。
1845年7月12日(清道光二十五年农历六月八日),王懿荣出生在山东福山县古现“太史第”高大房屋里。按族谱,王懿荣排名贻榘,祖父王兆琛则为其取名懿荣。
懿荣二字,取自《东京赋》:“东京之懿未罄,令彰于邦国,每钦忠懿”;《魏书·南安王桢传》:“懿范也”;陶渊明曰:“草荣识节和”“欣欣向荣也,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由此可知,王懿荣祖父为其取的名字,既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又寄予了深切的传承家学厚望。
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王懿荣5周岁,开始接受正规家教,在本族长房房舍“有棣堂”读书。王懿荣启蒙老师是其外叔祖谢斅之,后又拜母舅谢焕韶等人为师。谢氏也是当时福山望族,原籍安徽宣城,始祖谢魁一在登州千户所任小旗官,明洪武初,调防登州卫福山备御千户所,遂隶福山籍,以谢乃实、谢乃果兄弟一榜双进士,谢氏共考取进士6人。
王懿荣母亲是谢乃实玄孙女、谢牧之女儿。谢牧之,福山西关村人,官至虎门、澳门同知。王懿荣母亲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对王懿荣家教十分严格,在王懿荣牙牙学语时就教王懿荣背《三字经》《百家姓》《唐诗三百首》,稍长又督促其学《千字文》《三千字文》《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书籍。王懿荣在母亲及老师的教育下,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吟诗作对,才思敏捷,据《福山县志稿》记载:“有过目不忘之誉,时誉神童。”
正当王懿荣学业有进之时,王家突遭变故,祖父王兆琛在山西巡抚任上,获罪遗戍新疆,家产被抄,家道从此中落。此时,王懿荣已经记事,亲眼目睹了家庭的突变,世态炎凉。其幼小心灵打下了深刻烙印。据李宝嘉《南亭笔记》记载:“王廉生祭酒,官翰林二十年,喜金石书画,一贫如洗,典衣绝粮不顾也。书法雄健尽脱楷气。性耿介,好诙谐,动辄玩世,使酒骂座,同官均侧目,有‘东怪’之称。”
可见,王懿荣自有一股与众不同之气,被人以“怪”视之,其实是耿介正直,腹有诗书,心有操守,不同于流俗也。
1859年(清咸丰九年),王懿荣随母进京,与时任兵部主事的父亲团聚。这期间,王懿荣先后受业于表伯张恩煦先生。张恩煦当时在京读书应试,义不容辞担负起王懿荣的学业。
1860年(清咸丰十年),王懿荣父亲王祖源奉旨回家乡登州办团练,王懿荣随之到济南,就读于济南泺源书院,深受当时遭贬的咸丰八大臣之一书院山长匡源赏识。后又拜礼部员外郎周悦让为师。周悦让经学造诣很深,被称为经学大师。师徒二人性情相投,又有同郡之谊。其对王懿荣学业、入仕、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福山县志稿》记载:“懿荣幼承家学,不屑于章句、帖括。”对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韵学,无不深入研究。
1862年(清同治元年)秋,王懿荣参加顺天乡试。其以深厚的经学功底,极用心作好八股文试帖诗,答卷呈上后,很快引起考官注意。考官许其光,翰林院资深编修,阅读了王懿荣的卷子,以为是“奇文”,以顺天府乡试之一名推荐给主考官,结果未被主考官认同。
王懿荣18岁起应顺天乡试未中,之后历经漫长17年,七次赴考均未中。光绪6年,王懿荣在北京参加会试,中为贡士,又经复试、殿试,最终以二甲17名进士及第。主考官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对王懿荣考卷的评语是“鸿文无范,旷世逸才”。
但是一次次科考失败的王懿荣并没有伤心,而是把精力和兴趣都放在金石文字考据与收藏方面。与其往来密切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金石名家,如陈介祺、赵之谦、潘祖荫、吴大澂、李佐贤、胡澍、缪荃孙、王瑾、张之洞、张佩纶、鲍康等,甚至与身居高位的李鸿藻、翁同龢亦交往颇深。其中,王懿荣与陈介祺往来最为密切。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王懿荣28周岁,而陈介祺60周岁,都爱好金石文字,学术交流把他们相互吸引串在一起,二人的交往在当时的金石界堪称佳话。王懿荣与陈介祺是晚清时代具有独特贡献的两位金石学家。在王懿荣与陈介祺十二年交往的书函中,目前可考共有七八十余封,其中,谈论金石约有六十余封,千字以上的就有20余封,最多者洋洋三千字,实是一篇篇学术论文。
其间,王懿荣还与潘祖荫、吴大澂、李佐贤、胡义赞、赵之谦等多人讨论金石,撰写了许多金石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南北朝存石目》《汉石存目》《说郘钟》《说匽侯鼎》《说齐子中姜鎛》《说釿》等。
《清史稿》云:“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学。”凡书籍字画、金石印章、钱币瓦当,王懿荣无不珍藏。在当时,他是收藏界的佼佼者。其时收藏界有两个核心,在京以潘祖荫为核心,在山东以陈介祺为核心,尤以陈介祺富藏精鉴,为海内宗仰。潘祖荫有才学有大力,收藏丰富,且门人故吏满座,研讨者多,系王懿荣乡试座师,王懿荣蒙其教诲,受益良多。
陈介祺与王懿荣为金石同好,且有姻娅之谊,王懿荣女儿王崇煐嫁给陈介祺外孙吴崶。陈氏对王懿荣的教导是全方位的,无论是金石收藏、拓片惠赠,拓法传授、释文考证,还是为人做事以及保养身体等,无不面面俱到。每得一器物,王懿荣无不拓奉陈氏,两人书札往来,情谊深厚。
在认识这两位之前,王懿荣就已开始收藏,对其影响大的除了其父王祖源,还有其族叔诸城王锡棨、业师莱阳周孟白。王锡棨,字戟门,收藏以碑刻、青铜器、砖瓦为主,晚年好古钱,曾教王懿荣氈蜡模拓之技;其业师莱阳周孟白,淹通经史,《倦游庵椠记》是其代表作,精通金石文字考据,每得重器,王懿荣总拓送周氏以求释文。后期,与王懿荣在金石收藏方面交流唱和较多的有吴县吴大澂、南皮张之洞等。
1879年(清光绪五年),王懿荣终以饱读诗书、才华出众,在第八次乡试中考取举人。次年,其又参加会试、殿试考取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成为王懿荣家族第五位翰林。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王懿荣在多次任考官期间,参加御史考试,钦取之一名,为记名御史,晋升为翰林院侍讲。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王懿荣参加“京察”被列为一等,以道员记名,任命为南书房行走,旋又补汉日讲起居官。一个月后,王懿荣又被擢升为国子监祭酒。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王懿荣奉旨回乡办团练,中日议和后,王懿荣又返京补国子监祭酒,是为二任祭酒。
清代“国子监”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同时兼有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进“国子监”学习的学生被称为“太学生”。而“国子监祭酒”作为“国子监”的最高长官,被誉为“天下师”。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王懿荣母亲病故,丁忧三年。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王懿荣服阕后第三次担任国子监祭酒。又因兼任《会典》馆总纂,头顶正二品顶戴。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盛夏时节,王懿荣勤勉王事、过于劳累,终于病倒,太医诊断为重伤寒。家人持药方到宣武门外鹤年堂抓药。药抓回来,王懿荣没把治病当回事,倒是由此发现了甲骨文。
是年秋,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收购了一批甲骨,精选12片送到王府。王懿荣分外高兴,告诉范维卿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王懿荣用一片二两银子的天价全部收下。
临行前,王懿荣为范维卿写了一副对联:“农事渐兴人满野,霜寒初重雁横空。”北京鹤年堂至今还挂着王懿荣画像及王懿荣抓龙骨发现甲骨文经过的展牌。
甲骨文的发现研究,重新确定了殷商历史,将中国文明上溯千年,并引发了殷商文明的发掘与探索,使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对中国考古学史,甚至世界考古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王懿荣作为发现、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国际上把他发现“龙骨”刻辞的1899年作为甲骨文研究的起始年。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并形成了甲骨学和殷商考古这两门全新的学科。
甲骨文与明清档案、敦煌文书、流沙坠简并称中国近代史上史学领域的“四大发现”。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先后流散到十二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以收藏有中国的甲骨文为荣。甲骨学已成为国际上一门新兴学科,它不仅是中国的学问,也是世界性的学问。
有清一代,金石学乃全社会的显学,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与人员的层次高,国家层面有《西清》《宁寿》两部古鉴图书,达官显贵多有参与;二是参与的人员广泛,不仅有达官显贵,而且乡野鄙夫也多有参与;三是收藏的范围广,凡是古物无所不收,且有扩展,比如吴式芬和陈介祺发现封泥的价值并开始收藏;四是人们鉴古的层次高,收藏者不仅收藏面广,还加以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三代器物上文字的重视是当时金石收藏的特点,人们每得一器,同好各作释文,书札来往,反复探讨,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有关文物认识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些都是甲骨文发现的社会原因和学术背景。
王懿荣对我国古代文物有着精深的研究,殷墟甲骨文经他之手,从“龙骨”变成了珍贵的古代文化研究资料,避免了被继续当作“药材”而遭毁灭的厄运。王懿荣对保护和发扬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和甲骨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懿荣家境并不富裕。除保持家庭基本生活开销外,他把几乎全部财力用来搞收藏。“处极窘时,则典衣以售之,或质他种,以备新收”。一次,“在厂肆见高邮王氏藏书出手,故质衣得百余金物,抵嘉靖本三札。精完自喜也”(王懿荣致陈介祺信)。王懿荣曾有诗曰:“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隆福寺归夸客夜,海王邨暖典衣天。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为钱。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
日积月累的负债经营,王懿荣背上的包袱愈来愈重,不能自拔。他在给堂弟王鸿发的信说,“积欠有利息者二万余金(银子),又岂一学差所能了结耶”。更麻烦的还在后面,庚子之乱,王懿荣殉国后,人们正忙着筹办“王懿荣家祠”,这才发现锡拉胡同11号这所房子已经不属于王家了,早已被王懿荣抵押给了“敏达之后”。“公子崇烈极力补值,以两年之久始克赎还”。王懿荣嗜迷收藏,倾其所有,真的是倾家荡产了。
王懿荣的金石成就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古文字的考证。比如《尚书·大诰》中“前宁人”“宁王”以前的解释迂曲难懂,王懿荣最早指出此“宁”字当为“文”字。陈介祺对此解释充分肯定,予以极高评价,在他致潘祖荫的书札中说:“则文王、文人之说,甚为有见。”
二是石刻存目的整理。王懿荣最早的金石学成果是《南北朝存石目》,汇集南北朝石刻拓片,加以编目,记录较为全面。此类还有《汉石总目》《晋石存》(此书未见)。
三是区域金石志,比如《福山金石志》残稿。
四是金石序跋。古人慎于著述,很多金石见解散见于序跋中,《求阙文斋文存》收集了一部分。这只是对王懿荣著述的有关内容作出的概括。其他多散见于其致同好的书札中,这些书札所涉内容广泛,涉及书画、拓片的鉴别等,比如王懿荣致张佩纶、孙毓汶的书札。此类信札,“实为著述”(梁启超语)。其他小类诸如封泥印章、泉布镜鉴、墓志造像、瓦当彝器等,皆在其收藏研究之列。
陈介祺、潘祖荫去世之后,王懿荣称得上是当时金石界之领袖。其入上书房,整理宋元书画,皇上向其询问古器鉴别就是明证。王懿荣与当时金石商人过从甚密,如潍县那些古董商人,没有不和王懿荣熟悉的,所以潍县商人得到出土的甲骨后,首先售卖给王懿荣。
王懿荣去世后,二子王崇烈、四子王崇焕延续家学,都有金石论著传世,可谓善于继承先人遗志者。再之后,其孙女王福重捐献甲骨500余片给天津文化局,此举以文化人、嘉惠学林,亦可视为王懿荣传古之志的延续。(《王懿荣书札辑释》邱崇 齐鲁书社)
不少人还有个疑问,“有人就纳闷了,为什么这3000年中,没有人发现甲骨文呢?”《投井、流放、跳湖……发现甲骨文后,他们的命运像受到了诅咒》一文解答了这个问题:
考古学家李济认为,安阳殷墟周边的隋墓中已有甲骨碎片,说明晚商文化层在隋代就已经出露地表,只是隋代学者没有“发现”甲骨文,这些甲骨就被工人掺入隋墓回填土中。他们没有一个人像王懿荣一样,偶然发现甲骨上的神秘文字,也受限于时代的影响,让这一古老文字被掩盖了3000多年,直到近代才得以重见天日。
李济先生说:“知识的进步是循序渐进的。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
对甲骨文的质疑由来已久。清末民国,甲骨文研究风行一时,频频火出圈,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一文字是伪造的。
近代的另一位大师章太炎,率先对甲骨文研究者发难。他言之凿凿,说甲骨文不过是“欺世豫贾之徒”伪作,就是古董商造出来忽悠人的。章太炎之所以看不上甲骨文,有人说是出于对甲骨文大家罗振玉的鄙夷。罗振玉是前清遗老,章太炎是反清斗士,二人当然互相不对付。
罗振玉的姻亲王国维,就用他开创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甲骨文的真实性与实用价值,狠狠打了质疑者的脸。
历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记忆,但随着年代越来越久远,真相往往会被扭曲,史籍中的记载也就失去了本来面貌。所谓“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之新材料”(考古发现的文物)与“纸上之材料”(古籍)相结合来考证历史,补正史籍中的记载。
甲骨文是殷人祭祀时的占卜记录,属于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史料。比如甲骨中就有历代商王的名号,于是王国维用这些记载,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先王、先公的位次,颠覆了自古以来对商代帝王世系的了解。从商汤到帝辛,这么多个商王,谁是谁儿子,全被王国维捋顺了。
王国维(号观堂)与罗振玉(号雪堂)都以清朝遗老自居,他们长期合作,在古文字方面的研究被称为“罗王之学”,二人又与后来的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并称为“甲骨四堂”。
……
可惜对于王懿荣的金石成就,《清史稿》只有一句话:“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博学。”好在公道自有后人评。
“金石图章虽小道,殷墟文字灿奇葩。”金石图章的学问,虽然不是治国安邦、经世致用的大学问,但却是人类文明的印记与符号。金石学大家赵明诚曾在《金石录原序》里说:
“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尔。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两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
人类文明所留于金石者,一勾一画,都是先人前行的足迹。殷墟文字留给世界的,是“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而其铁画银钩之优美,也备受赞誉:
“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殷契粹编》·郭沫若)
王懿荣拿过的不是“龙骨”,是龙在中华大地飞翔的华丽轨迹。
光波耀岁华
王懿荣的一生,是悲剧还是喜剧?若是悲剧,纵观中华几千年风云,伟大的发现与伟大的灵魂,几人能够?若是喜剧,坎坷的官途,殉国的命运,又哪里喜得起来?
“忠肝义胆全无憾,一瞥光波耀岁华。”一身忠肝义胆并无所憾,因为已将不朽光辉留于后世千年。《清史稿》中一段话,多少血泪在其中!
二十六年,联军入寇,与侍郎李端遇同拜命充团练大臣。懿荣面陈:“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然事已不可为。七月,联军攻东便门,犹率勇拒之。俄众溃不复成军,乃归语家人曰:“吾义不可苟生!”家人环跽泣劝,厉斥之。仰药未即死,题绝命词壁上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於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掷笔赴井死。先是懿荣命浚井,或问之,笑曰:“此吾之止水也!”至是果与妻谢氏、寡媳张氏同殉焉。诸生王杜松等醵金瘗之。事闻,赠侍郎,谥文敏。
1900年8月15日凌晨,被八国联军吓破胆的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有史料描述道:
15日清晨6点,慈禧率光绪及大阿哥浦口等仓皇出逃。天未明时,载澜飞驰入宫,说夷兵已攻东华门。太后知事情已到最后关头,要跳水自杀,载澜拉住她衣服说:“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太后乃徒步涕泣而出,发不及簪……隆裕、瑾妃及大阿哥等一同登车,王公大臣或骑马,或徒步,踉踉跄跄,形成一支千余人的扈从队伍,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行,上午8时出西直门。天忽细雨,从者皆未携雨具,悉被淋透,其状萧索凄苦。
日暮,抵昌平。“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蜀黍,以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时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夜燃豆箕,人相枕藉而卧”。
“老佛爷”尚且如此,更何况守城官员?王懿荣徘徊于庭院,门外的枪炮声和百姓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当他得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已逃出了京城时,忍不住仰天长叹:“吾可以死矣!”
身为京城团练大臣的王懿荣,认为自己再也不能苟安于世,毅然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不愿做亡国奴,决意以身殉国。他用楷书写下绝命词: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 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
王懿荣吞金、服毒,两次未死,又令家人将井石挪开,准备投井。众仆人“环跽而劝”,王懿荣厉斥之,曰:“有义仆抢出小主人,此为义也,吾家可谓忠孝节义俱全,死而无憾!”言罢,纵身跳入井中。夫人、长儿媳也相继投井,壮烈殉国。王懿荣时年55周岁。
而在此之前,王懿荣已竭尽全力,欲挽国难于将颓。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王懿荣看到国家内忧外患,而慈禧仍大操大办“万寿庆典”,毅然上书《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此疏一上,满朝为之变色。王懿荣随即被疏远。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军队由朝鲜半岛打到辽东半岛,又由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王懿荣看到战火蔓延至自己的家乡,心急如焚,愁虑彷徨,寝食俱废。遂上书光绪帝,请求回籍兴办团练,以御倭寇。
光绪采纳了王懿荣的意见,任命其为山东团练大臣,命兵部“刊该关防,并请发给勘金”,着户部借支银2000两,以作筹备之需费用。
3月9日,王懿荣经过长途跋涉,在莱州府会见了山东巡抚李秉衡,至此才知北洋水师已全军覆灭,威海已经失陷,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陆军统领戴宗骞等,已全部殉国。王懿荣忍住悲痛,不顾沿途劳顿,立即与李秉衡商谈布防及巡视团练事宜。
3月22日,王懿荣一行来到黄县。黄县团练总局董事候选知县山民、四品衔候补员外郎丁世常等人向其汇报了黄县团练组建、训练、巡查、值勤、筹款、开支等事项。王懿荣听了汇报,认为黄县是登州府办团练行动快、组建实、范围广的好县,“办团练认真扎实为全郡之一”。
3月25日,王懿荣在黄县检阅团练队伍操练之后,甚为满意。即起程赴府治蓬莱。次日,王懿荣视察了登州蓬莱阁炮台,表彰了日前提督夏辛酉亲自率守军向三艘日舰发炮轰击,使日“吉野舰受创,急回旋挂白旗后逃遁”的抗战事迹,亲笔题写了《郓城夏公印辛酉字庚堂德公碑》。
正当王懿荣指挥团练奋勇杀敌之时,朝廷却派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王懿荣闻听,义愤填膺,夜不能寐,挥笔怒题:
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
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
5月17日,王懿荣接到朝廷上谕:“和议已定,勿庸招募,著即回京供职。”王懿荣此举,在当时贪腐成风的晚清官场上确实独树一帜,难能可贵。然而,轰轰烈烈的办团练之举,顷刻烟飞云散。
1896年,谢太夫人去世。王懿荣悲痛之余,在给儿子王崇烈的家书中这样写道:“吾父母不能奉养矣,此后之致身君国者,赴汤蹈火亦不敢辞。”可见其志向。
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攻掠天津,屠杀基督徒,坊市流血。慈禧对义和团态度暧昧,诏命李鸿章、袁世凯入卫京城,荣禄以武卫中军护各国使馆。6月17日,朝廷上谕:着兵部侍郎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接到诏命,王懿荣叹曰:“此天与我以死所也。”剖心明志,要以死难殉国。
同被任命为团练大臣的李端遇则郁郁休于家,次年病逝。王懿荣因武器缺乏,写信与妹夫张之洞,自称“看街老兵”,感叹“即有钱也无处购买”,并向张之洞“暂乞军械”。
当时的大臣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主战派纵容数万义和团涌进北京城,各国公使威逼清廷镇压义和团,慈禧同意各国派遣卫队进入北京,各国使馆卫队近千人,全副武装,开进北京。中外敌对情绪高涨。五月,义和团焚烧北京正阳门城楼,又焚烧教堂和部分洋行。清兵击毙德国使节克林德于崇文门内。慈禧令清军与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并敦促身在广州的李鸿章北上勤王,李鸿章回电“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王懿荣面陈:“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
六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联军部队向北京挺进。在北京外围,直隶总督裕禄战败自杀,水师大臣李秉衡也兵败自尽。王懿荣自知京城“必不能久”。
王懿荣起五更爬半夜筹划团练事宜,轮流值日巡逻城际,严阵以待,随时迎击来犯之敌。身为京师团练大臣的他,却并没有军事指挥权,下属千余人,半是老弱残兵,而且缺乏武器,在敌人的洋枪、洋炮下形同虚设。王懿荣在极其艰难条件下,仍日夜操劳,“往往夜晚漏三下,未即就眠,心力交瘁,殆难言喻”。其操练兵马,准备抵抗八国联军,一旦兵败城破,决心赴难与京师共存亡。此时八国联军各国陆续增兵,已达到2万余人。
王懿荣在锡拉胡同11号住宅第二个院落有一个小花园,花园中心栽有一棵高大的枫树,枫树下有一口深井,平素为安全起见,王懿荣叫家人在井口上放了一块大横石,并请石匠为井做了一个围栏。当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王懿荣预感到时局愈发严重了。其亲率仆人将井淘深,面对这口老井,意味深长地对家人说:“此吾之止水也。”一旦城破之日,这口井将是最后的归宿。
虽然做好了死的打算,王懿荣仍旧每日到团练局率兵勇巡逻城防,并四处购置武器,以应不测。8月4日,八国联军由天津沿运河两岸进犯。沿途,北仓杨村清兵防线被很快击破。清军守将宋庆、马玉昆率部节节后退。这时,新任帮办武卫事务大臣李秉衡临危受命,奉旨迎敌。次日,八国联军兵力倍增,而朝廷仍无援兵,通州失陷,北京暴露于八国联军之前。
8月13日,八国联军3万余人,在通州烧杀抢掠之后,直逼北京,先是围攻齐化门、东直门、广渠门等。此时,王懿荣亲临东直门、朝阳门组织指挥清军抵抗敌军。攻打两门的日本、俄国军队用大炮轰开了城墙,到晚上九时,东直门、朝阳门皆破。王懿荣被部属强行送回家中。
北京陷落,军机大臣荣禄逃往保定,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上吊自尽。在得知慈禧太后等一干皇族大臣已经逃出京城“西狩”后,王懿荣毅然决然,投井殉国。
8月25日,礼部侍郎张英麟,筹银70余两,置办了3口薄棺,亲率国子监诸生到王懿荣府邸,由国子监学政王伯恭、监生王杜松等率诸生,将王懿荣暨夫人、长儿媳尸体从井中捞出。
史料记载,“三人面容如新”,众人将他们装殓,浅葬于花园空地。一个月后,道台王瑾与侍郎张翼又把王懿荣等三人的灵柩运入城宝应寺义园内暂厝。
10月30日,内阁抄奉上谕:
“二品衔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敦品绩学,持躬清正,侍从南斋,迭承恩眷。平日夙怀忠义,恩济时艰。本年七月间,临难捐躯,从容就义。洵然大节凛然,加恩著追赠侍郎衔、照侍郎例赐恤。其妻谢氏及其长子妻张氏亦同殉难,忠烈孝义萃于一门。允宜特别予以褒扬,以彰贞节。王谢氏、王张氏均著其旌表。长孙王福坤著服阙后,以主事分部行走。寻予谥‘文敏’,钦此。”
“忠肝义胆全无憾,一瞥光波耀岁华。”王懿荣的壮烈举动令朝野上下为之叹惋,人称“忠烈孝义卒于一门”。光绪皇帝祭词“……奋雄心而敌忾,义不偷生;考彝典以摛文,恩宜特沛。”袁世凯撰挽联“五经无双,学者仰之若山斗;三节如一,大义凛然为日星。”张之洞撰五言长诗“……楚毒备三死,所求臣志伸,绝笔卅八字,劫焰不敢焚”。
1983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题为《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评论文章,文中说“……陈天华、王懿荣为了向外国侵略者表示抗议,不惜蹈海或坠井自尽,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留下的爱国主义精神像丰碑一样,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他们将永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所崇敬、所纪念”。
买骨惊天下,捐身报国家。光波耀岁华,懿范愈堪夸。王文敏公所树立者,所为人深自敬仰者,正是中国千百年来仁人君子的精神丰碑:允文允武,国之干城;志节凌云,士之高风——文能领袖群伦,而专精金石,独具慧眼发现甲骨文;武能不惜身命,临阵而勇,保家卫国,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章多参考《魅力胶东:烟台王懿荣和甲骨文之父的故事》与《功昭日月 义炳千秋——纪念王懿荣殉国120周年》)
张红星教授注:
探源:寻求源头;探求本源。宋·张九成《辛未闰四月即事》诗:“相马须相骨,探水须探源。”明·袁宗道《刻<玉海>序》:“而此书繇天地及经籍制度,探源溯流,栉比鳞次,万无漏一。”
懿范:美好的道德风范。晋·陆云《赠顾骠骑‧有皇》诗:“思我懿范,万民来服。”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续资治通鉴‧宋太宗至道三年》:“吕端等曰: ‘践阼初首行此令,哲王之懿范也。 ’”清·刘大櫆《少宰尹公行状》:“公少时尝读《义田记》,慕范文正之为人,后见朱子社仓,益钦仰其懿范。”
捐身:牺牲生命。《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蒙耻没身,辱及执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
金石:指古代镌刻文字、颂功纪事的钟鼎碑碣之属。《墨子‧兼爱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孙诒让《间诂》: “《吕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绩铭乎金石,著于槃盂。 ’高注云:‘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唐·韩愈《平淮西碑》:“既还奏,群臣请纪圣功,被之金石。”清·戴名世 《<傅天集>序》:“扬厉无前之伟绩,可以勒之金石,垂于无穷。”
一瞥:迅速地看一眼。常喻极短的时间。宋·苏轼《聚星堂雪》诗:“模糊桧顶独多时,历乱瓦沟裁一瞥。”金·元好问《知曹子凶问为作诗》: “一瞥风花纔过眼,半生歌笑几伸眉。”
光波:指荡漾的眼光。唐·沈亚之《柘枝舞赋》:“骛游思之情香兮,注光波于秾睇。”
岁华:时光,年华。南朝·梁·沈约《却东西门行》:“岁华委徂貌,年霜移暮发。”后蜀·毛熙震《何满子》词:“寂寞芳菲暗度,岁华如箭堪惊。”宋·梅尧臣《次韵任屯田感予飞内翰旧诗》:“岁华荏苒都如昨,世事升沉亦苦多。”
(廖彬宇,四观书院创院院长 ,华夏文化促进会驻会主席,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