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2期P93—P94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研究所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摘自《学海》2023年4期，刘倩摘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生发出一系列旨在描述与解释中国经验的建制性概念。将这些概念纳入知识地图，有助于厘定既有概念，也有助于建构新概念，赋予其理论意涵。
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的现代转化
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全盘反传统”之后，新世纪最大的变化在于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某种和解，以“学术”或“社会科学”的方式来重新审视古代中国的一些核心特征，并提出一系列关于共同体性质、存续、组织方式和知识论述等的建制性概念。
共同体的性质：“政—文—教”同构的“文明型国家”。赵鼎新将帝制中国归结为儒法国家，儒士阶层成为“政—文—教”结构的中枢。当然，这些研究也面临挑战，如新近的一篇论文将传统中国界定为“家产官僚制国家”，认为官僚制受制于家产制而难以走向公共导向的理性主义。
共同体的存续：大一统。政治学界论述大一统，着眼于政治分析中的“政治集中”及其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历史延续；史学界论述大一统，则有着深刻的史学理论甚至史观的冲突与回应。大一统及天下观中蕴含的另一现代维度，即多民族国家或中华民族的塑造与形成。中国政治学的“国民”或“国族”议题，一方面来自 20 世纪下半叶由现代性引发的移民及边缘人群体身份认同的普遍性议题，更主要的一方面来自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及其背后由民族自决权而来的“中华民族”的政治建构。因此，“国族”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命题是现代产物，是政治学的。
共同体的组织形式：贤能政体。“尚贤制”或“贤能政体”是前些年贝淡宁教授对中国政府组织形态的概括，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贤能政体或民本主义的政治学意义，在于其将鼎盛王朝初期或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想状态进行了理想类型的学术抽象，但无法解释王朝中晚期的变质以及政治分裂混乱期的“去贤能”化。贤能政体与公民权利的辩证统一、协调共进是中国政治学论证的未来指向。
共同体的政治知识论述：以“治”为中心。治体论以政治共同体的秩序构造为着眼点，以体系或逻辑的配合为用作为标准，将传统中国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观念与议题组合起来，形成秩序理论范畴。治体论的核心是“治”，包括“治道”“治法”和“治人”三者合而为用，提供了一个比政体政治学更为宏观完整的政治共同体维系理论。
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权力结构
现代中国权力结构的重构与理论阐释包括三个方面。
集权或分权的权力结构，以及由它衍生的国家能力或政府有效性。如果说亨廷顿的集权秩序观点来自转型国家变动社会的政治观察，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认知来自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那么，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则将其溯源接续到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上，它拓展了中国权力结构的历史谱系，使大一统与政治集中成为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中轴概念。
回应现代性公民权利诉求，形成代表政治与有效政治的叙述。中国政治学在“共和”范畴内探索与挖掘中国经验，形成以人民民主为中心，涵涉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政治协商、统一战线等具体形态的代表政治理论的建制性概念。当代中国政治分析建构出与西方代议制/政府相竞争的“代表政治”，以及与西方有限政府相对的“有效政治”理论，进而构成“中国政府原理”。
当代中国政治共同体的组织形态：“政党—国家”。现代中国政治的最大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核心，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中轴。在此维度上，构成两个命题：第一，比较政治学角度的“政党—国家”与政党类型研究，“把政党带进来”是其分析进路，“政党中心主义”是并立于国家中心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义的理论成果；第二，“政党—国家”与“政党中心主义”在中国经验中的呈现，发展出“党国体制”“党治国家”“党政体制”等建制性分析概念。
经验中国的发掘与描述
“中国的再发现”是“经验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政治学从西方概念的阴影下走出来，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的经验概念体系。
中国的政治过程。中国的田野调查显示出“在中国发现世界”的研究趋势。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一些独特的中国现象或政策运作方式，如文件政治、会议政治、小组政治、人事安排、工作组、规划、群众路线等；中国政治过程的运作机制也逐渐被发掘出来，如牵头体制、联动联席、协调制度、项目制等。
中国政治的社会基础。乡村研究在中国政治学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田野政治学”提出了两种类型的概念：一种是描述性的，如“祖赋人权”“家户制”；一种是分析性的，如“韧性小农”“韧性国家”。中国社会的田野再发现及其理论化努力，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建制性概念生产的重要领域。
公共管理与国家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研究成为热潮。国家治理的指向是“国家”，而不是美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市场与社会；核心是国家能力或有效性；双重维度是制度体系与供给能力。但“治理型国家”的内容仍有待填充。
中国与世界：世界政治学
中国政治研究形成了（新）天下主义、新世界主义与世界政治学三个建制性概念。（新）天下主义有两个版本，最初也最有生命力的是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世界制度学说。它以“世界内部化”“关系理性”与“孔子改善”为三个宪法性原则，形成一种智识民主。新天下主义的变体是许纪霖的东亚秩序论，以明清朝贡体系界定“天下”的含义，但去除其中心化、等级化弊端。新世界主义是刘擎重建全球想象的概念，他认为从“主体间性”或“关系”出发，可以建构新的世界认同规范，但对霸权或决定论抱有深深的忧虑。世界政治学是杨光斌历史政治学方法论在世界政治领域的推演，认为世界政治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历史现象。
这三种世界政治分析的不同在于：理论气质不同，赵汀阳的理论毋宁说是一种哲学规范分析，许纪霖的新天下主义有强烈的明清思想史痕迹，刘擎的新世界主义具有强烈的西方政治理论的思辨取向，而杨光斌的观点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变形；理论指向不同，（新）天下主义与新世界主义面向未来，返回传统中国政治智慧，试图建构未来世界的政治理论，世界政治学的解释却着力于历史解释，未来世界的秩序图景尚未显示。“中国的政治学”只有在世界政治学或比较政治学中才能获得它的合法性。
方法论：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
方法（论）有三层理解：操作层面的研究技巧，如定量统计；论证层面的机制，如因果机制的形式逻辑；由研究对象而来的根本性理解方法，来源于经验却超越经验，本质在于理解性判断。21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在前两个层面的扩展，使政治学走向了学术规范与专业化。而第三个层面才是中国政治学成为“中国的”政治学的核心要旨，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杨光斌“以中国作为方法的政治学”，都是从第三层次着眼的方法论表述，其精要在于回应“中国性”。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实指“转向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更是一个分析性概念，反映了一种新的政治知识形态。目前已经形成了两个“内在转向”的方法论概念：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的共性，在于试图回到“中国性”或者“何为中国”的元问题，建构中国政治的理解方式。不同的是，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来自对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检讨，转而选择了一条着眼于从现代回望历史、从历史中寻求现代中国发展资源的分析路径；田野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则直接来自当代田野，观念文本的分析相对少一些，在研究过程中试图通过回望历史遗产而寻求解释。需要警惕的是，过于强调“中国性”将减损中国政治学作为“国际”社会科学的解释力，使积极开放的“内在转向”遁入保守封闭的“转向内在”，从“西方决定论”掉入“中国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