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明

　　农历春节，大年初一，不出门的。在关中，出门即走亲戚。小时候，在我心里，除夕到十五，天天都是好日子，因为天天能出门。至少在关中农村，春节出门，约定俗成，不可轻慢。对母亲而言，娘家最亲；对儿女来说，舅家最近。既亲且近，不折不扣得出门。正月初二出门第一家，非舅家莫属。这一日，天经地义，外甥、外孙有义务，舅家当然亦惦记。

　　怪很，童年的春节，记忆里，总少不了雪。从脚到头一身棉，棉衣棉裤罩新衣。清早敞开门，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就顶风冒雪，去舅家出门。弯弯乡间路，一步一个脚印。路随地形，高低、凹凸，时而平坦而宽敞，时而拐弯而狭窄，时而陡峭而滑溜。风像刀子，刮在脸上不觉疼；不小心就滑倒，爬起来并不当回事。去舅家有归心似箭感，那真个是风雪无阻。外爷正在院门外弓腰扫雪，头顶上的黑毛毛帽子落满雪花，听见了我们说笑，直起身来，笑成一脸沟壑，门牙掉落，更见慈祥了。外婆小脚，立在家门口，手拎着笤帚，笑容如莲，一脸慈爱。我会抢先一步迈上台阶，迈过门槛，外婆嗔怪，怕我脚下滑倒，随即拍打我身上的积雪。我不等拍完，就进屋，就脱鞋，就上炕，先伸进被窝里暖脚。炕，早烧热了。我是湿脚，脱了棉袜，赤脚贴了炕席，享受那种热烫。

　　外婆舀了滚热的稠酒，让我们先喝了暖肚，我却先嚷嚷要压岁钱。外爷拿着一沓子毛毛钱，给我们挨个儿发。小姨家俩妹与我们一前一后进屋，我羡慕她们与舅家同村，一上一下，来去方便。姊妹弟兄挤了一炕，核桃、柿饼子摆放在窗台上，稠酒、米汤摆放在背墙上，一盘凉热菜也端上了炕。肉包子、糖包子、油旋馍，不吃都香。一炕的狼吞虎咽，外婆怕噎着，叮咛这个，嗔怪那个。外婆是天然的亲，笑骂都当耳边风，谁也不放心上去。外婆说我“耳顽”很，就是嫌我不听话。外婆的口头禅是“缠死人了”，我对外婆就是个“缠”。玩半天，疯半天，走时把核桃、柿饼子只管往随身携带的包里装，外婆、外爷笑眯眯的，那一种满足，至今历历在目。

　　外婆去世后，每次去舅家，只能看见外爷了。外婆变成了一张黑白画像，挂在柱子上。看着画像，心里空落落的。外爷离世以后，我也安家在西安，去舅家渐渐地少了，也渐渐地没有了那种与生俱来的迫不及待感。我有俩舅，一个在县上，一个在西安，一年一度也惦记着去拜年，却无法固定在正月初二了。我一般是除夕回县，与父母过年，度过春节。正月初二大清早，一家三口往西安赶，去岳父母家拜年。记得有一年初一、初二下大雪，妹夫开车送我们，一路上小心翼翼，只能慢悠悠。满目皆白，车就像在冰天雪地里移动，那种担惊受怕与震撼令我终生难以忘怀。到岳父母家已快中午，只能早饭和午饭一起吃了。

　　眼看着岁数上来了，眼看着下一代越长越高，眼看着父母、岳父母变得更老了。曾经接过父母在西安的家里过年，也曾经在岳父母家过年，已经没有了正月初二出门的仪式感，似乎习惯成自然，像例行公事一般。不管怎样吧，我信奉一条：正月初二一定要给岳父母拜年，这规矩不能破。母亲去世后，只要过年，总免不了伤感。父亲健在，还得西安、蓝田来回跑。过年，多半在路上。春节在蓝田，初二一定在岳家。岳家有四个姑娘，两个在国外，初二出门也就剩下三小姨子和我家了。两家六口，加上二老，够一桌了。岳父喜欢热闹，人越多越好，却越来越少了。我儿子去了上海工作，若不回来，就凑不够一桌了。三小姨子一家若回河南公婆家，正月初二的饭局就更惨淡了。

　　岳父去世后，岳母住在了我家，正月初二我一家是无须“出门”了，但三小姨子一家还“照例”，哪怕前一日还在一起吃饭。我兄弟仨，有外甥。父亲健在时，正月初二带自己的外甥，也带我们的外甥，加上重孙辈，人气旺旺的。一年一度，这也是我父亲最看重的日子。当年我父母之所以不肯到西安过年，说白了，就为这个。我不能分享父亲的喜悦，但心里蛮理解的。老一辈人有老一辈人的守望，他们更看重亲戚互动。过年，是他们人生的亮点，也是他们人生的盘点。

　　今年正月初二，我待在家里。不守望，只回味。似水流年，也只能回味了。时代巨变，人心如许，农业社会渐行渐远，我今天回味的，迟早会定格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遗憾没有意义，那就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