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茅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课
茅盾的西北之行相当偶然。无论是远赴迪化还是访问延安，都不在计划之中。据茅盾回忆，身在香港的他在一次集会上偶遇杜重远，得知杜即将远赴新疆兴办教育。杜重远发出了邀请，茅盾“未置可否”。但好友张仲实、萨空了已接受了邀请，加之香港的生活难以为继，在《三渡天山》描绘的光明“新疆”的招引之下，茅盾征求了香港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廖承志的意见，决定举家前往新疆。自1939年3月11日到达，至1940年5月5日离开，茅盾在新疆居留一年两个月之久。在新疆，茅盾除了在新疆学院潜心教学，还致力于新疆的文化建设。他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撰写文章之余，支持创办刊物，组织编写教材，推动剧团演剧，为新疆的文化事业不遗余力。1940年5月6日，茅盾由哈密乘飞机到达兰州，本准备次日晨乘飞机前往重庆，但因傅作义一行要乘同班飞机，座位不够，同行的张仲实便转念要去延安，茅盾就决定与他同行。1940年5月26日，茅盾从西安到达延安。在延安，茅盾广泛参与文化活动，在“鲁艺”讲学，积极投身“民族形式”的讨论，在延安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茅盾在西北”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当然与茅盾举足轻重的文化影响及其在文学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有关。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延安，茅盾对文学文化事业都倾尽心力。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理论文章，也积极参与和推动多样化的文化活动，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但更为重要的是，茅盾身处的新疆和延安，均具有极为特殊的政治生态和文化语境。主政新疆的盛世才，表面上与中共和苏联亲善，推行“六大政策”，实则专制残暴，在表层的欣欣向荣、百废俱兴之下，实则暗流涌动。茅盾在新疆的种种活动包括写作，无不需要小心翼翼思虑周全，这与外部的政治氛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张力。当茅盾来到“圣地”延安，天地虽然为之一宽，但他毕竟是“外来者”，对延安政治与文化的理解尚需时日。他倡导的“市民文学”与延安对文学的想象有差别，对“民族形式”的理解也与延安主流不尽相同，这使茅盾和延安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这种“张力”的存在使“茅盾在西北”具有了可供深度阐释的可能性。
对“茅盾在西北”的研究需要大量文献史料才能展开。但正如周安华在1983年所指出的：“对于茅盾此期的生活特别是写作，由于资料缺乏，人们知道的很少。在他的著译年表上，‘1939-1940年’这个阶段只记载着一篇文章，那就是历来为研究家所重视，发表在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绿洲》副刊上的《〈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因此，1980年代学界对相关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开启了“茅盾在西北”的研究。周安华和陆维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茅盾在新疆”这一命题，发掘整理了大量文献史料，将茅盾在新疆的文学活动基本勾勒出来。1986年，陆维天出版了《茅盾在新疆》一书，整理出茅盾在疆著述41篇，且收录了张仲实、任万钧、赵明对茅盾新疆之行的回忆，为推进这一话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茅盾在延安”早在1979年就受到关注，孙中田的《茅盾在延安》以大量一手史料梳理了茅盾在延安参与社会活动文化活动、到“鲁艺”讲学、在延安的写作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唐祈则发现了茅盾在兰州短暂停留期间的演讲记录稿《抗战与文艺》。当然，史料永难穷尽，新的文献史料也在不断“重见天日”。2019年，景李斌发表了《茅盾在新疆时的创作补遗与文艺讲话》，公布了此前未发现的茅盾在《新疆日报》上撰写的《论“体验”和“实感”》等5篇文章以及茅盾在抵达新疆之初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无疑为研究“茅盾在西北”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献。需要指出的是，文献史料作为历史的碎片，它本身可能能够提供“事实”，但无法形成连续性整体性叙事。因此，“史实”的呈现既需要研究者对文献史料进行梳理，也需要对文献史料的真伪、疑点及其矛盾处、空白处进行考证。张积玉的《茅盾与张仲实在新疆时期的交往史实考辨》就关注文献史料之间的矛盾之处，虽然聚焦茅、张二人的交往，但文章从二人回忆中的不一致之处入手进行考辨，确定了茅盾从内地去新疆的出发地、时间，以及途经西安、兰州的时间和停留时间，该文还考证了茅盾在新疆学院的任职和授课情况，使一些基本“史实”得以确定下来。
在“史实”梳考清楚的基础上，我们方可论及茅盾在西北之时对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历史贡献。在《茅盾在新疆》之后，陆维天对茅盾在新疆的新文化运动、新疆的戏剧运动等方面的成绩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张积玉的《抗战时期茅盾在新疆对西部文学事业的开拓》《茅盾与新疆抗战时期的文学发展》则深入剖析了茅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西部文学事业的开拓性贡献。邹赞的《茅盾在新疆的文艺活动及其对当代民族文艺评论的启示》则将茅盾在新疆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与实践这一视域中，突出其为当代民族文艺评论带来的有益经验。孙国林的《茅盾在延安的理论成就》阐述了茅盾在延安参与“民族形式”讨论时的理论贡献。黄彩文的《杂谈茅盾与延安》更关注延安之行给茅盾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学界对“茅盾在西北”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史实梳考和贡献凸显上，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但一些研究打开了局面，也预示着新的研究增长点。如李继凯借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对茅盾与西北关系的研究，其《茅盾与中国大西北的结缘》关注人文（茅盾的文化活动）与地理（西北独特的地理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地理视域中的“西北书写”》注重“走西口”体验对茅盾创作的深刻影响，并从“文学地理”的视角分析了《新疆风土杂记》《白杨礼赞》的独特“经典性”魅力。再如李永东的《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则受到“风景美学”的启发，关注“风景”在茅盾的延安想象和重庆想象中的丰富隐喻性。通过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描述重庆与延安的风景，茅盾将风景政治化了，“风景”或可作为茅盾的“认知装置”。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的建构，其中，重庆的中心价值被消解，延安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李永东由“风景”展开“文学—地理—政治”三者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其方法和结论都令人耳目一新。郭鹏程的《“市民文学”的玄机——茅盾延安之行的精神轨辙》可谓“异质性”“复杂性”研究的范例。文章从茅盾参与“民族形式”的讨论入手，但关注点不在茅盾与延安话语的相合之处，而是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揭示出1940年代茅盾文章中体现出的三个矛盾点：其自身的“市民文学”论与“民族形式”论的冲突、延安政治生态的偏差，以及离开延安后从“市民”转向“人民”。作者并未夸大短暂的延安之行对茅盾的影响，而是在对茅盾复杂多变的表述的辨析中把握茅盾复杂的心态，由此呈现其思想转变的契机与轨迹。以上的崭新研究无不展现出“茅盾在西北”这一话题的生命力，也给予我们方法论的启迪。
对“茅盾在西北”，我们呼唤一种深度阐释。深度阐释的目的是揭示这一学术命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深度阐释的前提当然是占有足够多的文献史料，但又不能止步于此，而是借此回到具体却复杂的历史语境，通过对文本的审慎辨析和深入解读，将茅盾的文学行为、文化实践与其所在的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出来。这种复杂多元的互动关系不仅关涉文学与政治、人事的内在联系，也关乎作家茅盾如何认识与调节话语生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具有精神现象史和心灵史的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作家茅盾的理解，亦对我们认识文学与地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等普遍问题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