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

1922年10月23日成立的上海大学，是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创办并实际领导的高等学府。1939年3月4日，毛泽东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指出，“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在上海大学实践的历史评价。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硕果

自创办之日起，上海大学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当时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办学宗旨，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等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和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会聚上海大学。学校培养了众多人才，他们投身革命、以身报国，为统一战线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22年，上海大学前身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因校政腐败，引发风潮。当年10月，进步学生代表组成“十人团”，决定改组学校，计划在当时社会上深孚人望的陈独秀、于右任、章太炎中遴选新的校长。茅盾（沈雁冰）回忆说，“这时学生中有与党有联系的，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学校。但中央考虑，还是请国民党出面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就告诉原东南高等师范闹风潮的学生，应由他们派代表请于右任出来担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于右任遂出任校长，邵力子主持工作。

邵力子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于1920年11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还在党创办的平民女校任教。邵力子是促成上海大学组建的重要人物之一，1922年10月23日，全校师生举行的欢迎大会上，邵力子发言：“诸君以革命精神，改造学校，实可佩服。”1923年4月，他和于右任宴请来沪的李大钊商谈校务，并接受李大钊的建议，聘请邓中夏、瞿秋白等共产党员来校任职任教，后来又有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萧楚女、沈雁冰、高语罕、蒋光慈等大批共产党员来上海大学任教。1924年国民党一大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邵力子在工作中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

孙中山担任上海大学名誉校董，并曾两次直接推荐爱国学生进入上海大学学习，还为上海大学《孤星》旬刊题写刊名。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谈判途经上海时，“上大”学生作为筹备欢迎孙中山抵沪的五团体之一，与各团体、学校代表2000余人到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抵沪。为了配合孙中山北上谈判，“上大”学生积极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

从上海大学走出的一大批师生，走进新中国，并成为民革中央和地方组织的重要成员。早期上海大学办学期间，邵力子、梅电龙、侯绍纶在上海大学及中学部任职任教，“和平老人”邵力子曾任民革中央常委，梅电龙担任民革中央常委、秘书长，侯绍裘之弟侯绍纶曾任民革上海市委会常委、副秘书长、顾问等职务。张治中、金仲椿、王友直、谭冬菁、秦望山、曹子仁、罗化千、程永言等学生中，张治中成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其他人有的担任民革中央委员，有的在民革浙江省委会、陕西省委会、广东省委会、江苏省委会、福建省委会和上海市委会中担任职务。

在校期间，他们参与学生社团、创办刊物、加入党团组织、参加革命运动，为走上革命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中后来有的担任黄埔军校教职，成为“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实践者，有的参加北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有的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可以说，他们是统一战线富有成效的具体实践者，也为中国革命、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

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

上海大学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也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的基层组织建立以后，就一直致力于开展国共合作，贯彻和维护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并坚决和国民党右派势力作坚决而又不懈的斗争。

进步青年会聚上海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名师云集、群英荟萃，吸引着四方热血青年学生会聚于此。进入上海大学之前，张治中就已知道，“那时的‘上大’是染着‘红色’的。”他曾回忆道，“‘上大’ 开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会，我听到于右任的讲演、瞿秋白的讲演，都是推崇社会主义苏联的话，更使我心向往之。”因此，他决心到上海大学读书，除了选修一些课程外，主要是学习俄文。教这门课程的就是有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应春曾于1926年1月7日致信柳亚子，表达“想进上海大学新社会学系求学”的愿望，并请他以“同志”的角度给出评价和建议。柳亚子长子柳无忌也曾计划报考上海大学学习俄文。秦望山自1924年起在上海大学听课达一年多，他“追求的是从事革命的真才实学而非文凭”。程永言是上海大学改组前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曾为推进学校改组的“十人团”之一。1922年，学校改组后，他继续留校学习，就读于美术科。中学毕业前夕，谭冬菁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一年，秦望山、王友直也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分别就读于社会学系和中国文学系。次年夏天，曹子仁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秋季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他还先后担任上海大学团支部书记、闸北区委书记等职。秦望山离开“上大”后，回到厦门，先后被推选为国民党福建省和厦门市临时党部执行委员。王友直在校期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底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去莫斯科途中，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梅电龙在上海大学教师施存统及上海大学学生贺昌的介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又经上海大学教师恽代英、沈泽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梅电龙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任党团书记。与此同时，梅电龙到上海大学中学部任教。

学习和传播进步思想。在上海大学这所革命的熔炉中，师生们创办进步刊物，组织各种社团，发动和带领同学投身各项社会活动，传播进步思想，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邵力子曾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觉悟》刊登了大量上海大学师生的文章以及马列著作译文，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梅电龙曾被恽代英派到湖北代表团，帮助孙中山宣传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的统一和建设。他根据恽代英的指示，在家乡黄梅为建立进步青年组织“少年黄梅学会”做了大量工作。在上海大学就读期间，曹子仁与陕西同乡会的吉国桢、杨明轩、关中哲、邹遵、李秉乾、许尚志等创办《新群》半月刊，并担任主编，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1932年，侯绍纶与早期上海大学中学部教员陈贵三等人重建新松江社，激发进取精神，推动学术研究和思想交流。

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大学也被称为五卅运动的策源地，许多师生都参加了这场运动。五卅运动中，梅电龙积极投身其中，表现突出，被称为“虎将”。6月7日，梅电龙代表上海学联进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并于6月下旬到北京宣传五卅运动。他还撰写了题为《上海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同胞惨剧之经过》的长篇报道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日报》上发表，为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谭冬菁也常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既是组织者，又是宣传鼓动者，王友直等“上大”学生，也参与到五卅运动中，为反帝反封建摇旗呐喊。侯绍纶在《我的简历》中写道，“一九二五年上半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在这场党领导下的反帝斗争中，受到极大教育。”

1926年，李大钊协调时任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等师生，联络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中共中央从上海大学抽调师生北上，去西北冯玉祥的国民军做政治工作。

上海大学的师生因参加各种进步革命活动，经常会受到当局迫害逮捕。每次邵力子都会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多方交涉，千方百计地营救学生。1924年12月9日，公共租界巡捕房借故搜查上海大学，搜走《向导》《新青年》及社会科学书刊300余种，以出售“含有仇洋词句”之书报的罪名控告邵力子，此案虽经审理后撤销，但租界当局依然借故对邵力子进行迫害。

参加军事武装斗争。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中央从上海大学抽调一批师资支持黄埔军校办学，一批上大师生南下广州，参与校务管理，担任政治教官，或者入学深造。这一时期，在上海大学任教的共产党员恽代英、安体诚、高语罕、萧楚女、张秋人等先后来到黄埔军校任职。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沪招生的考场就设在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学生张开元在回忆中说：“本校学生因而投笔从戎转入该校（黄埔军校）者为数甚多。”

黄埔军校筹建伊始，张治中奉命抵广州参与军校的筹建，被聘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于1925年1月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副总队长、代理总队长兼任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同年，邵力子离开上海大学赴广州，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张治中与周恩来、恽代英、高语罕等共产党人联系密切，在思想上又一次集中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被国民党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北伐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1926年底，梅电龙参加了北伐，任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罗化千也曾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中，有近40名上海大学师生的身影。梅电龙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海陆丰起义和浙东、浙西的农民暴动。谭冬菁也曾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前夕，谭冬菁等人在曾经的上海大学老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带领下，再次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剪不断的上海大学情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查封。但是，“上大”师生仍在革命的洪流中继续奋斗。由于受到租界当局的迫害，邵力子被迫离开上海大学，但他一直关心支持着这所他参与创建的革命学府。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大学为新校舍的建筑组成募捐团，邵力子和邓中夏担任名誉团长。1948年5月3日，上海大学校友会举行年会，邵力子携夫人傅学文一起参加活动。傅学文曾在自传中写道，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期间，“有空就去上海大学听课”。

1927年5月，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行关闭，近两千名学生在就业、晋升等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1936年3月，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和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为争取上海大学的大学学籍资格，与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11月17日，在上海大学同学会第一次理事会上，推举程永言为理事长，张治中为监事会监事长。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我曾一再辞谢……真是有点‘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1941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女儿瞿独伊在从苏联回国的途中，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扣押。杨之华曾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是秋白先生的夫人，也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并且“先后派屈武同志等到监狱里去看望他（她）们，并交代主管方面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屈武是曾任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女婿，他也受周恩来的委托，出力营救这批共产党员。屈武回忆，张治中曾说，“你先去监狱了解情况，这批人里面有我的师母杨之华和她的女儿独伊。”并安排他进行慰问，透露准备释放他们的消息。1946年，张治中克服重重困难，营救了这批被关押数年之久的共产党人，他们最终被送抵延安。

为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共识力量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重要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从上海大学走出来的民革先贤们在各自领域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心力。这些早期上海大学民革中的师生，是统一战线的坚决拥护者。

1983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外国语学院分校、华东师范大学仪表电子分校、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分校、上海机械学院轻工分校、上海市美术学校等六所学校合并，复办上海大学，继承学校的光荣传统和优良学风。早期上海大学的师生校友周建人、阳翰笙、俞平伯、匡亚明、施蛰存、谭其骧等纷纷题词、来电祝贺。曾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尚昆题词“继承和发扬上海大学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建设培养人才”。民革上海大学支部曾在校报刊发《民革同志的祝贺》，文中写到“上海大学这个光荣名称对民革同志来讲，有着特殊的感情。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上海大学，为大革命培养了许多人才”。

1994年5月，新的上海大学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江泽民为上海大学题写校名，李鹏为学校题词“发扬光荣传统，培育跨纪人才”。李鹏的父母都曾就读于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广大师生立志继承与发扬学校的光荣传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今的上海大学更是20世纪20年代这所“红色学府”精神的继承者、传播者、弘扬者，“上大”师生也不断赓续红色血脉，薪火相传、汇才集智、勇往直前，把上海大学和统一战线的这段历史讲好讲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精神之火在传承中带来更大力量，在新征程的砥砺前行中更加坚定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作者：吴铭 谢瑾 周婷南；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