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长久以来被百家尊奉为“群经之首”，也是我国自然哲学的代表作。周文王拘羑里，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后由周公作卦爻辞，孔子作“十翼”，《易经》形制始成。孔子作“十翼”，使得《易经》跳脱原初的卜筮之囿，进入了哲学领域，接受历代学者的多元化诠释。《易经》始于乾卦而终于未济，以创进无已、生生不息之精神参赞化育，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更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智慧，其经典诠释与学术外译可以看作是提升国学经典外译效度、传播中华文化、传递中国智慧的重要参考典范。其中，黄浚思提出的《易经》“经传合译”方法在英语世界取得了极大成功，值得国人在自译中华学术典籍过程中借鉴。
译介的三个阶段
《易经》西传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索隐阶段，最早可追溯至1626年，金尼格在杭州刊印了包括《易经》在内的拉丁文“五经”。《易经》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则出现于1876年，由麦格基翻译出版。在索隐阶段，《易经》西传的推动者主要是传教士，他们意在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基督教中的符号与人物，融合中国传统和西方基督来强化其教义的所谓“普适性”。
第二是描述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为1924年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被誉为“西方易学史上的《新约全书》”，后由美国人贝恩斯夫人译成英文，于1950年出版。描述阶段的译者由于战争而变得迷茫、彷徨，意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答案，他们都是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家，从“以《易经》释《圣经》”者转变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使者。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海外汉学家得以接触到更多中华典籍文本，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国转向这一趋势因而得以深化。《易经》汉学研究者们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到中华文化本身，《易经》的汉学研究因此进入了第三阶段——溯源阶段，其中的代表性研究者有孔理霭、林理璋、夏含夷，他们主要关注还原《易经》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原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呼声渐涨以及增强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需要，一批“国人自译”的《易经》译本开始出现，主要以汪榕培/任秀桦、黄浚思、罗志野、傅惠生等人的译本为代表，其中黄浚思的译本（The Complete I Ching）再版十次。
经传合译受到读者欢迎
黄浚思1921年出生于上海，受家学渊源影响，毕生深研道家哲学；晚年移居美国，立志翻译《易经》，向海外译介真正的中华易学。经友人的帮助与个人的不懈努力，在1998—2010年间，他的译著The Complete I Ching再版十次，广受海外读者欢迎。黄浚思在该译著的引言中认为：第一，《易经》乃诗，而非散文，因其文本中时有词序对应，时有韵律对应，它具有独特的“典谕”般的语言，其意义在诸多隐喻、寓言、卦象中得以体现；第二，《易经》是“大部分中华文化的源头”，本质上是诞生于上古时期的“占筮之书”，告知问道者当下处境与未来可能性，也是告知人们一事可为或不可为的指引，教导人们如何避凶获吉；第三，由于周文王“演易”后发生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易经》在这些历史阶段中定然遭到了大量修改，早已不是其原初之样式，只有依据孔子“十翼”方能理解“易”道。
基于上述认识，黄浚思采取了两大翻译原则，第一是“述而不作”，意即“叙述而不创作”；第二是“宁信不达”，意即“宁可保持原文意义，必要时牺牲流畅性”。他基于以上原则进行翻译，意图是让英文读者在阅读《易经》时，目的不是弄清楚句子意义，而是通过原有卦象及诗学意象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理解，帮助他们认识到《易经》乃是一部宏大、包容、开放的智慧之书。他指出，由于《易经》是一部以“象”传意而非以言传意的书籍，其卦辞、爻辞亦无时态、性别、单复数等之分，因此《易经》的言语与英文读者传统上所认为的语言运作方式并无联系。故在翻译《易经》时，要强调“象”的重要性，突出“象”的作用，让读者的想象力与之产生共鸣。而卦象之下的卦辞、爻辞则异乎重要，任何《易经》的翻译都不能脱离原文本身之意义而存在，若要理解中国古代的原始语言，理解《易经》之要义，就必须认识到其结构的精密性及其用词的严谨性，翻译时必须“严谨、严格地限制潜在意义的丰富程度”；译者添加或忽略、删减的每一个词，都会影响《易经》问道者的主观意识与行动。由是他认为，翻译《易经》时译者要承担“巨大的道德责任”，避免给读者以不必要的引导，而真正理想的译本，则应该是“英文外为形，中文内为质”。
在诸多知名《易经》译本中，黄浚思所采取的体例可谓独树一帜。不同于林理璋之分经合传，孔理霭、夏含夷之只译经文，理雅各、茹特的分经异传，黄氏采用了“经传合译”的形式。他虽然强调孔子“十翼”对于理解《易经》哲学意义的重要性，但他亦有所扬弃，选择翻译了“十翼”中的“六翼”：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序卦传、文言传。与传统诸经典译本不同，黄浚思将序卦传拆分开来，创新性地将对应内容与每卦卦辞并列，将其与《易经》文本紧密结合，参与文本的解读；将彖传、大象传、爻辞、小象传放在了一起；文言传则紧随乾、坤二卦之后。此外，与民国时期陆费逵等编纂的《四部备要·周易注疏》，以及近代汉学家卫礼贤，现代汉学家闵福德、林理璋等的易学著作随文添加注疏不同，黄浚思在第一部分按照彖传、大象传、爻辞、小象传的顺序将译文罗列出来。注释则加入第二部分对爻辞的逐句解读之中，还包括了每一爻进行卦变所得之卦，经传与注释是分开的。可以说，黄浚思真正实现了“十翼”与卦爻辞的紧密结合。而且由于遵守“述而不作”的翻译原则，他几乎没有加入个人理解，亦未超出“十翼”之范畴，使得整体文本体例精致，内容精到，便于《易经》问道者捕捉其中机要，展现出其他译本无可比拟的简洁性、丰富性、实用性。
作为中华文化外译实践中的成功范例，黄浚思翻译的《易经》译笔精练朴素、雍容古雅，体例独树一帜，表现出其他译本无可比拟的简洁性、丰富性、实用性，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作出了重要贡献，让海外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在新时代背景下，后续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华经典外译实践也可考虑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好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第一，深入研究所谓“西方权威译本”，弄清楚其建构的“文化偏见”所在何处，然后进行外译实践，破除这些偏见。第二，要在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把握译入语的文化心理需求，以独到的译笔、精练的体例翻译我国文化经典，促进其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第三，针对中华经典“国人自译”的成功案例开展深入翻译研究，以期从中得到着眼点、参照点，为后续的中华文化外译实践提供参考与指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凯旋 毛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