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或许是所有人使用电子屏幕最多的一年，这一趋势或将持续。海量的视频，是让我们变笨了，还是变聪明了？让世界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美国传播学教授将从其专业和本土视角提供一种思路。本文编译自Wired，原文作者为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反社交媒体》作者Siva Vaidhyanathan，原文标题：The Dangers of Seeing the World Through Ubiquitous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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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20，这一年可以说是“电子屏幕”之年。疫情切断了我们面对面的互动，我们被电子设备套牢，比以往制作和观看了超多的视频。无处不在的变换的画面——这样一种“视频政治”（videocracy）从无到有，与之相伴的是上网手机、Facebook和YouTube的兴起，它已经成为我们看世界的主要方式了。但这是危险的。我们通过视频观看公共辩论。我们基于视频中画面和声音作出判断。视频引导并且结构化了我们对公共议题的考量。

视频妨碍思考。它打破了辩论的线性模式，妨碍复杂性，所有的一切都在手掌大小的框框之中。即便视频并非错误或虚假，它仍可能误导我们。即使是那些被当作“新闻”或“纪录片”的视频，也许是某种形式的宣传，压缩或者扭曲事件、故事与议题。

在画面新出的时候，这一宣传的效果最为明显。比如，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奥林匹亚》（Olympia，1938）曾经能够让它的观众接受它理想化的雅利安的躯体以及古典帝国的幻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观众没有语言或工具来理解这些技巧。他们不能暂停电影去研究它，或者倒回去重新看一遍。他们也没有由数十载的评论制成的“武器”，也就是来之不易的对危险的认知：视频可以破坏或征服集体思想。

我们现在更加精致了，但是这一危险并没有减弱。如果有什么变化，也是幂数增长了。从2005年至今，电子视频全球性的快速增长使得我们越难越难以去梳理及在情境中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去思考这个视频，去彻底想明白它，跟它一起思考。我们现在也许能够抵御《奥林匹亚》这种笨拙、过分的宣传，或者是其他一个单一的视频，但是对于一连串更加微妙、更加没有攻击性的、始终围绕着我们的每一条都不值得注意、整体上却很有影响力的信息，我们却更易受其影响。每一条有益的新冠医疗新闻之下，平台还会有十几条视频，让观众质疑医疗专家或者疫苗。针对每一座联邦雕像倒下的画面，会有无数的偏执狂和种族主义者对着镜头叫喊。手机画面也是，还有受资信息，政治广告，超大屏幕上的瞬间回放，门铃摄像画面以及通过Zoom上的网课。这些都是刺激洪流下的小流而已。以手机的方式，我们都把时代广场装进了口袋。现在，是环境扭曲了现实。

整体的效果是充满噪音的：一个广阔的、吵闹的、明亮的、碎片化的自恋的系统使得我们没有空间去深思熟虑。不是说我们都相信新冠阴谋论视频（的确有很多人相信）。而是说，一个接一个看视频会使我们无法判断。它们发出自相矛盾的观点，它们的精美只能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和尊重。我们发现自己因过度的刺激而变麻木了，被持续的动作和声音搞得分心了，无法理解那些不同泡泡中的东西，被不同版本的现实所影响。在这种蒙太奇之下，我们无法集体地处理问题。我们无法自如或自信地发出团结且令人信服的论辩。我们怀疑一切，因为我们无法相信任何事情。

这不是说，集体的、协作的思想在视频时代是不可能的。这只是意味着，我们要更加努力，必须要有更好的方法，用深思熟虑来消解宣传。我不确定我们能否做到。但是去年春天和夏天的这些事情，即一个火爆的视频让全世界转向正义，让我有理由“有限乐观”。

记录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生命最后八分钟的镜头，开启了一场具有影响力与变革意义的运动。视频中，真相无法被否认。警官的声音是清晰的。弗洛伊德的声音是清晰的。旁观者的声音是清晰的。画面是清晰的。它比过往的视频都更有力量，然而，它也建立在此前的基础之上。

现在，在这一视频之后，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一模式的要素。今天，反常的是，这些视频的流传帮助我们在当下去思考更重要、更宏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其背后的政策。这个会让我们眩晕和困惑的充满噪音的媒体——一个又一个视频的致蠢效应——在这个事件中带来了清晰。视频阻碍思考，但它不阻断思想。弗洛伊德的画面以其影响力推动了这一事件：可怕的、瘆人的，视频引发深思。如果这一原则能够延展——如果我们能够学会控制我们的注意力，规训我们自己，然后聚焦——那么我们也许有机会在甚至更大范围上去减少非正义。但这需要努力。视频的洪流从来不会停止击打着我们的大脑。当思想占上风时，是我们削减了这股向下的洪流，而把它推到了更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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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沈晨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