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登挂展示她制作的鄂伦春族传统皮帽。图片来源：呼伦贝尔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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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所在的课题组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额尔登挂老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关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记忆及自我体验等的口述做了全面详实的记录。额尔登挂的口述，既是她个人对鄂伦春族历史独特而鲜明的经历与体验，还“能在众声喧哗的记忆纷争中逐渐显露公众生活历史的真相，大大增强人们的公共意识及其集体认同”，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有裨益。
■ 于凤静
额尔登挂（女，1931—2020）生前是鄂伦春族“赞达仁”等多个非遗项目的国家级、自治区级传承人，被誉为“鄂伦春族文化的活化石”。作为鄂伦春族第一代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良好现代教育的有为青年，她拥有从氏族生活时期直至当代改革开放时期全景式的社会阅历和丰富而深刻的感受。笔者所在的课题组通过长期深入的访谈，对额尔登挂老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关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记忆及自我体验等的口述做了全面详实的记录、整理和注释。其口述记忆中，体现出其个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特体验、认知与理解，其独特的口述历史镜像透视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源。
多元一体的共融意识
口述史在集体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生动地折射着历史与文化的丰富意蕴和基本认知。额尔登挂对多元一体的共融意识有着自己的体验和感悟。
1931年，额尔登挂出生在大兴安岭绰尔河畔的鄂伦春氏族村落，她的祖、父辈都是鄂伦春族猎民。1948年，17岁的额尔登挂作为第一批走出氏族村落的鄂伦春族学生，来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扎兰屯举办的青年班参加培训学习。自此，她的面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额尔登挂既受到了原汁原味的鄂伦春民族文化的熏染，又见证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对多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共融场景有着深刻的记忆。
关于民族迁徙和融合，额尔登挂回忆道，“我们氏族在黑龙江北的时候，居住在石勒喀河。康熙年间，我们都往黑龙江南面跑。一看草地那儿蒙古人过得挺好，一些人就留在那儿，不走了。”她说，她们的氏族在往草原和大兴安岭地区迁徙过程中，一些人早就与当地民众融合在一起。“不管是放牧的蒙古族人、种地的达斡尔族人、养‘四不像’鄂温克人，还是会捕鱼的赫哲人，我们都是邻居，谁也离不开谁的。”
额尔登挂口述的经历和传承的记忆，折射着鄂伦春族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录的色彩，是一面反映民族和历史的生动镜像。1988年4月，费孝通先生在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考察拓跋鲜卑族最初居住的石室旧墟嘎仙洞时曾触景生思：我国历史上南下的北方民族可能有不少像鲜卑族一样，“他们从森林里狩猎开始，下到草原上放牧，壮大后驱骑南下，入驻农区，然后在中原文化的大熔炉里化成其他民族的一部分。”额尔登挂老人以其口述记忆印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论断。额尔登挂老人认为，鄂伦春族人从黑龙江以北南下的时候，尽管驻足于大兴安岭与小兴安岭，但大部分人仍与蒙古族、鄂温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和汉族等民众融为一体，形成了水乳交融、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
和睦相处的平等意识
口述历史及其个人记忆能够为历史提供新的维度，在“为何”和“如何”上提供更丰富的见解和内涵。对和睦相处的平等意识，额尔登挂也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认知。
额尔登挂毫不掩饰自己对其他民族民歌的喜爱。“汉族人的歌、蒙古族歌、朝鲜族歌、新疆歌曲等我也都会唱。”2006年，时年76岁的额尔登挂随内蒙古呼伦贝尔五彩合唱团先后到过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和台湾等地区演出。她熟练地用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演唱民族民歌，引起轰动。她说：“（对这些歌曲）我不感到陌生、隔阂，我一样感到亲切和自豪，因为我从小就会唱这些歌。”是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党对鄂伦春族的关照，为热爱鄂伦春民歌的额尔登挂创造了接触其他民族民歌的机会，额尔登挂又在党的引领下，以其个人的努力广泛传唱多民族民歌，在其歌声中飘荡着民族平等、民族和睦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发挥个人对民族平等、民族和睦的促进作用。
其实通过口述的记忆和历史传承，额尔登挂老人对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平等意识还有着自己更独特、更生动的记忆和理解。她说 ，鄂伦春族和别的民族最大区别在于我们是猎民，以打猎为生，跟其他民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她还告诉我们，古时鄂伦春人就有“五兄弟说”，即满族人、鄂温克人、锡伯人，鄂伦春人和赫哲人是平等的“五个兄弟”。额尔登挂老人的口述，体现了个体经历中个人对民族平等、民族和睦等理论和行为在“为何”和“如何”上的独特认知和阐释，这种认知和阐释渗透着民族文化的和谐性和民族性格的典型性。
休戚与共的互助意识
在额尔登挂老人的口述记录中，鄂伦春族民众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休戚与共的互助活动对她影响巨大，记忆也十分深刻，因此她关于这方面的口述记录丰富多彩、鲜明生动，这对民族公共记忆的累积和形成意义十分重大。
老人说，新中国成立前他们的氏族社会实行的是猎物均分共享制，每个居住点、狩猎点附近的山上还都要留有食物或生活工具，以便迁徙时供后来者使用。鄂温克族、汉族甚至是俄罗斯的猎人都曾光顾他们家山上的仓库，她的爸爸也因此结识到多个不同民族的好朋友。老人告诉我们，鄂伦春族人尽管在树林里驰骋往来，但从不单打独斗，鄂伦春族也与其他民族在获取马匹、动物皮毛、食盐等方面团结协助、信守约定、互通有无。这种多民族休戚与共的互助行为既体现着传统氏族的共享共存观念，也显示着族群（人际）交往的友爱与诚信。
久经历史的个人阅历、记忆和口传，积淀成了鄂伦春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共同享有、信守承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心理，慢慢地就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公共记忆。因此，口述史对公共记忆的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有关鄂伦春族的口述史论著多有面世，仅《鄂伦春族口述家族史》（吴亚芝 2016）、《山上啊，山上！—鄂伦春猎民口述史》（于硕、赵式庆 2017）、《山上，山下—大兴安岭鄂伦春人的口述与青年学生的感悟》（何文珍 2018）等三本著述，就记录了近90位鄂伦春族人有关社会变迁和自己心路的发展、成长历程，展示出鄂伦春族与其他东北少数民族休戚与共的互助关系，体现了口述史作为公共记忆的深度和广度，为社会历史贡献了“公共记忆的统计学真相”，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源做了生动的诠释。
额尔登挂的口述，既是她个人对鄂伦春族历史独特而鲜明的经历与体验，还“能在众声喧哗的记忆纷争中逐渐显露公众生活历史的真相，大大增强人们的公共意识及其集体认同”，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促进新时代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有裨益。
（作者为武汉东湖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