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职工合影

常书鸿，浙江杭州人，1923年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1927年赴法国留学10年，1943年到敦煌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5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59年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他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留学巴黎期间，常书鸿偶然发现了由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图录》，他爱不释手且备受冲击，由于买不起，书摊老板指点他去吉美博物馆。观看了更多的敦煌实物绢画后，常书鸿回忆道：“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正是在这种“对待祖国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和“数典忘祖”的反思中，对巴黎艺坛当时形式主义没落颓废的反感，对学院派的陈陈相因的失落中，常书鸿收到北平艺专聘其为教授的电报，遂毅然下定决心回国，奔赴民族艺术的宝库——敦煌。

加入筹备委员会

1942年，洛阳龙门石刻《皇后礼佛图》被偷盗出国，事件一经曝出，立刻引发文化界的关注，一些学者联系敦煌石窟历次被掠夺的命运，对当局进行谴责，提出尽快保护的建议。另外，张大千敦煌之行后，被指责破坏文物而卷入官司风波，这也让社会目光聚焦于莫高窟缺乏监管的现实，为成立专门的管理研究机构提供了契机。加上之前于右任就已有提议，当局迫于形势，责令教育部筹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曾给记者讲道：“本所之所以成立，还要归功于于院长，他老在民国三十四年视察西北，特往敦煌，目睹此先民遗宝东方文艺的凋敝日就没落，遂建议国防最高委员会，方由教部筹设本所。”而在这一过程中，之前在法国留学时打过交道的陈凌云，第一个告诉他消息，并从中牵线报告，常书鸿成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943年1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教育部在于右任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基础上，拟设立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于当日宣布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专门从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其具体筹备工作当时由教育部负责，1942年3月20日，教育部将拟议中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办法要点和经费预算上报行政院。4月1日，获得行政院的批准，标志着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建工作正式开始。

常书鸿发表在1948年12月10日《大公报》上的《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记载：1942年秋，“教育部聘请高一涵、张庚由、张维、张大千、王子云、郑通和、窦景椿、常书鸿等八人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指定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为秘书。”在具体筹备过程中，筹备委员会人员及实际承担开展的工作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高一涵是甘宁青监察使，公务繁忙，仅参与了筹建的部分工作，之后逐渐由常书鸿主持工作；张大千虽早于常书鸿到达莫高窟，却于1943年4月离开，实际并没有参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王子云辞去了筹备委员及兼任的秘书职务。因此，1943年2月6日，高一涵、常书鸿致函教育部，建议由李赞亭接任王子云。4月23日，教育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此外，张庚由是监察院秘书，张维是甘肃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郑通和是甘肃省教育厅厅长，他们基本没有参与具体筹建工作；李赞亭虽然跟随常书鸿到莫高窟，但不久因为被任命为天水师范学校校长而离开；窦景椿是敦煌本地人，不久也因调任晋陕监察使署而赴西安任职。

筹建经过

在奔赴敦煌之前，常书鸿在重庆也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为了筹设“工作班子”，常书鸿向教育部主管领导请示，得到的答复却是让他自己到兰州去解决。常书鸿在重庆物色了一位中央通讯社的摄影主任和四川大学美术史教授，后来在他看来，“碰到一个骗子和一个自私的文人”“这两个人跟我一起去敦煌，一个把拍摄的照片资料全部带走了（现在这批照片资料在美国某博物馆），一个把自己所考察记录的关于供养人题记的资料也全部带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虽然教育部给了一笔经费，但仍捉襟见肘，常书鸿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以破釜沉舟之姿自筹资金。临行前的重庆画展，“常氏近作油画五六十幅，为抗战以来诸画家中产量最丰美者……徐悲鸿氏特写小序一篇曰：‘在留学国，目击艺事之衰微，在祖国，则复兴之期待迫切，于是素有抱负，而生怀与秉之士，莫不挺身而起，共襄大业。常书鸿先生亦其中之一，而艺坛之雄也。’”

1943年2月9日，常书鸿抵达兰州，开始了艰难曲折的筹备工作。常书鸿在高一涵的接洽引荐之下，“拜会了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西北军的朱绍良、省参议会议长张鸿汀、老历史学家慕少堂以及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竞武等。”沟通协调交通、组织等一些准备事宜。另外，他在兰州着手物色人选，首先加入的是北平艺专学生龚祥礼，经他又介绍了小学美术教师陈延儒；省公路局为其推荐了文书刘荣曾；最后在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物色招收会计辛普德。人员齐备后，又在兰州购置了相应的基本工作物资。

2月1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兰州的甘宁青监察使署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讨论了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章草案，保管方案和研究计划等。关于本次筹备会，常书鸿说，“在兰州召开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初步决定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甘肃民国日报》于2月12日报道了此次会议。2月22日，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保管办法”，其具体内容包括规定古迹文物，非经呈准不得私用或变更其原有形态；附近地区未经开掘之古迹，非经呈准不得采掘等，共计12条。

第二次筹备会议结束之后，常书鸿从兰州出发奔赴敦煌莫高窟，他回忆：“1943年2月20日清晨，我和李赞廷（李赞亭）、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六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他们乘坐“羊毛车”，出兰州一路向西，过永登后进入祁连山脉，翻越乌鞘岭，经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到达安西，从安西雇了10头骆驼继续前行。过瓜州口后满是兽粪苦臭味的唯一“甜水井”，让他体会了“严寒知火暖，饥渴觉水甜”；在“疙瘩井”啃着干馍和沙枣锅盔的他在寂静的沙漠之夜“心潮烦乱”。当耗时一个多月到达敦煌三危山时，“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一股涌自肺腑的对伟大民族艺术敬仰爱戴之情油然而生。”

高一涵则与常书鸿同期从兰州出发，两支队伍路线不同，汇合后于3月24日同时抵达敦煌莫高窟。常书鸿在《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中说：“筹备委员会由高一涵先生主持在兰州甘宁青监察使署开了两次会，通过保管研究计划大纲，复由高主任委员率领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于1943年3月24日抵达千佛洞，就地设立办事处，开始筹备工作。”在后文再次提到：“我们随着高一涵先生于1943年3月24日抵达千佛洞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抗战的第七年。”通过此处记载来看，出发时是他们“六人”，但是中途和后面出发的高一涵等汇合，一起到达敦煌莫高窟。《甘肃民国日报》于4月1日刊登了《敦煌艺术所工作已开始》《已抵达敦煌》两篇相关报道。4月1日，他们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关于招收研究生事，千佛洞与城市隔绝，生活供应困难，俟本所正式成立，设备较完善时，再行呈准教育部实行。”

7月8日，筹备委员会向教育部呈送了工作报告：“本会自三月廿七日移敦煌千佛洞正式成立后，迄已三月，谨遵钧部意旨，会中决议积极进行，为环境特殊，雇工困难，材料采购更费周折，是以修建部分，不能早日告成。”同时，提交了追加经费的报告：“爰就工作需要与实地情形，经详为估计……须追加三八二一六七元，方可维持。”

随着筹建工作的初步完成，筹备委员会于7月底提交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及助理研究员应聘规约”，此外，还向教育部报送了员工名册，据载：“查本会成立以来，所有筹备情形业经呈报在案，因地处边陲，生活又高，工作人员延聘不易，除尚未到职者陆续呈报外，谨将在职人员按照规定造具职员暨工警名册各一份，备文呈报，仰祈监核备案。”通过名册可以看出，其成员已经初具规模，在职人员15名，工友5人，所警6人。教育部收到后高等司签报“查该会业已筹备就绪，并经令饬正式成立，本件存拟”。教育部的意见，明确反映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已然初步完成。7月27日，筹备委员会联名呈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建议派遣常书鸿到重庆汇报工作，同时，常书鸿由兰州乘飞机抵达重庆，汇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概况和经过。

正式成立

经过近一年筹备，1944年1月1日，教育部宣布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莫高窟正式收归国有，并宣布任命常书鸿为所长，负责对敦煌艺术文物的管理、保护和研究工作。所址设在了敦煌莫高窟的中寺。从此，莫高窟这一文化艺术宝库有了官方的保护和研究机构，结束了一直以来缺乏有效管理的状态。

1945年，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提出取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移交给县政府管理，工作人员纷纷离去，命运再一次将常书鸿推向无力的抉择路口，给予他沉重一击。在迫于无奈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常书鸿多方求助，并获得了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中共领导人和后方文化界进步人士的舆论支持，在重庆得到傅斯年帮助，1946年5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恢复，改隶中央研究院，常书鸿重返敦煌主持工作，不但得到了经费、设备，还重新招录了人员，段文杰、霍熙亮、范文藻、孙儒侗、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凌春德、郭世清、钟贻秋等先后来到敦煌，形成一支更加专业的工作队伍，敦煌事业再次起步。（顿喜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