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济铁路的历史，不仅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国家主权的抗争史和奋斗史，还是一部曲折发展、星火燎原的红色铁路史。

参加胶济铁路修筑的中国劳工

　　红色基因萌发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即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899年，堪称“西学新知之总荟”的《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英国基德所著《社会进化论》前三章，其中指出“以百工领袖著名者”为“马客偲”，这是马克思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公开出版的期刊上。接着，又谈到“马客偲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这是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的意译。李提摩太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一简略介绍，告诉清政府闭关锁国是不行的，规劝当政者接受改良，但他却在无意中曲折地将马克思的著作介绍到了中国。

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

　　同样是在1899年，德国在中国山东的胶州湾畔铺下了第一根钢轨，胶济铁路从此带着深刻的殖民烙印向西延展。历史就是这样巧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胶济铁路同一年从德国来到中国。参与胶济铁路修筑的中国劳工绝不会意识到，当他们放下手中的锄头，离开自己的土地，走到两条钢轨之间的时候，他们的身份悄然发生了质的变化。铁路工人相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工作方式主要不是经验而是标准化，过去明显的行业分工很快被行业内部分工所取代，组织形式不再是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而是严密的组织性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虽然他们还不认识那位大胡子外国人，更不知晓以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学说有什么与众不同，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但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悄然在铁路产业工人中开始萌发、酝酿。

　　马克思没有见过胶济铁路工人们的生活状态，但他却似乎知道他们未来的命运。《共产党宣言》说“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迅速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工人开始“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

　　1923年，在胶济铁路所属四方机厂，铁工组织的“老君会”、木工组织的“鲁班会”、油工组织的“葛仙翁会”合并，成立了以太上老君生日为名称的行业组织——“圣诞会”。大家受到工头欺负、遇到家务纠纷等困难，都找“圣诞会”调解处理，其影响逐渐扩大，引起了刚成立不久的年轻政党的特别关注。

　　点燃星星之火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欲把德国在山东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此期间，长期受到压迫的胶济铁路工人，爱国意识逐渐萌醒，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由于工作关系，眼界较为开阔，尤其是乘坐火车南来北往的爱国学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逐渐加入到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洪流之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指出，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中共一大后，王尽美、邓恩铭等共产党人在山东开展工作，产业工人密集、辐射面广、影响力大的胶济铁路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首选。

　　1923年4月，一个名叫满玉纲的中年人秘密来到四方机厂。他的真名叫王荷波，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来是津浦铁路工人。王荷波对四方机厂的工友说：圣诞会有铁匠、木匠、油匠等，行不同可心同，好比三兄四弟应抱成一团，拧成一股绳，这就叫团结。你们制订会章、戴徽章、唱戏都可以，这能壮大工人的声势。可是一千条一万条，别忘了为工人兄弟办事情是头条，工人们听了心悦诚服。此后，在王荷波的指导下，圣诞会办起了工人俱乐部，制订了《四方机厂工人俱乐部简章》，建起了工人图书室，组织工人自己演戏，还准备筹办工人夜校。

四方机厂罢工传单

　　王荷波离开青岛之后,邓恩铭来到青岛继续开展工作。他在1923年9月的一封信中写道：“青岛系工商之地，而吾人活动只有从工人方面入手……四方车(机)厂工人因反对厂长极欲一动，惜余等均不得其门而入，诚属憾事!弟以为作劳动运动非置身其中不可……”不久，邓恩铭经熟人介绍深入到四方机厂车间调查研究，目睹了工人们备受剥削、困苦凄惨的生活现状。他在《青岛劳动概况》一文中写道：“他们每天至多不过赚三毛五分钱，仅仅够吃……他们的住处是极其黑暗污秽的窝棚……常常生病。但是他们生病是没有人管的，他们病中费用当然没有，必须向工友中分借……这种悲惨的生活的工人最多，恐怕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邓恩铭写给刘仁静的信

　　1923年冬，邓恩铭担任了圣诞会秘书。当时四方机厂还有一个民间行会组织——艺徒养成所同学会，老工人参加圣诞会，新工人参加同学会，一厂两会,各行其是。邓恩铭修订了圣诞会章程，取消青年工人入会限制，两会合并，会员增到500余人，在海港码头和胶济铁路沿线车站成立圣诞分会，工人郭恒祥、傅书堂、纪子瑞也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成功将具有传统行会性质的圣诞会，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

　　星火燎原之路

　　1923年8月23日，圣诞会发动全厂1200多人举行罢工，抗议厂方串通工贼栽赃陷害并开除了8名工人，迫使路局同意8人复工。1924年1月28日，发动工人再次罢工，抗议路局和厂方借故不发年终双饷和红利。胶济铁路各站段也相继而起，使路局和厂方宣布双饷和红利照发。

　　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

1925年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分会罢工胜利

　　1925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胶济铁路工人奋起反抗军阀的剥削和压迫，率先在四方机厂举行大罢工。3月，胶济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下设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四方机厂等6个分会，成为青岛历史上第一个行业总工会，拉开青岛工人运动的序幕。青岛大康、隆兴、钟渊、宝来等日本厂以及水道局、电话局、啤酒厂、铃木丝厂等相继成立了工会。4至5月，胶济铁路总工会积极声援“青岛惨案”和上海“五卅惨案”抗议活动。7月，以胶济铁路总工会等行业工会为基础，成立了“青岛工界援助各地惨案联合会”，成为青岛第一个全市性工人联合组织，开山东工人阶级斗争的纪元。

　　在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后的革命低潮期，胶济铁路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新的策源地。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邓中夏在1930年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对此有以下论述:“‘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就是异军突起的胶济铁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1500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党组织逐渐遍布胶济铁路全线，在曲折中发展，在发展中壮大。日本入侵山东后，中国军民联手抗战，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张博铁道大队、鲁南铁道游击队、胶济大队等抗日组织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通过济南战役、胶济铁路西段战役、胶济铁路中段战役，青岛即墨战役解放了胶济铁路全线，胶济铁路由此迈向了崭新的时代。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胶济铁路党组织领导工人阶级开展不屈不挠的抗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胶济铁路党组织成为铁路沿线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百年铁路线上又为中国铁路快速发展奏出新的乐章。

　　胶济铁路，红色之路。（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