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总论”这一辑收入的论文主要围绕马基雅维利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定位展开。任剑涛教授的《驯服国家、驯化君主与臣服国家——理解西方现代国家的三个要旨》将马基雅维利置于西方现代国家的建构这一视角中加以考察，基于《君主论》与《李维史论》的张力，他断言，“在古典政治理论与现代建国难题之间的徘徊，让马基雅维利仅仅在政治思想上开辟出现代建国的地盘，而无法在实践上真正引导现代建国的进程”；马基雅维利的贡献与局限需要参照霍布斯、洛克的思想才能给予恰当的评价。冯克利教授的《政治学的史学转向——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意义刍议》抓住“史学人本主义”（或者说“政治学的史学转向”）这一特征来定位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创新；借助博丹、柯克及其后思想家“援世俗史为建构现代政体助力的做法”，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政治学说史学化潮流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张广生教授的《新君主与新共和：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科学”》认为，马基雅维利通过回顾古典罗马时代政教风尚、反思基督教欧洲神学政治困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以“必然性”的名义把“共和政体科学”和“新君主技艺”整合为一体；由此他不仅颠覆了基督教政教，而且背叛了古典文明，成为“新罗马”国家理论的首倡者。周春生教授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路径——马基雅维里遗产评说》指出，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基石是“人性—政治说”，其整体框架由人性、个体自由、国家政治特性、国家权力运作、权力制衡等内容构成；“人性—政治说”充分体现出人文主义思想文化的世俗性特征，这种世俗性特征为十四、十五世纪以降的西方文化刻上“近代性”的符号，并在西方伦理、政治及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巨大的反响。

刘训练编《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新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