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雄涛，同济大学法学院，原题《透视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法律——瞿同祖与费孝通的学术人生》，摘自《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2期，王博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8期P21—P22

在传统社会与法律领域，瞿同祖与费孝通堪称透视中国的成功典范。无论是瞿同祖的“法律儒家化”“以礼入法”和“家族主义”，还是费孝通的“礼治秩序”“无讼”和“差序格局”，都是传统中国社会与法律研究中无法绕过的经典论述。直到今天，相关研究依然深受他们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所影响。在学术近代化百余年之后，中国与西学的融通仍然是一个难题。在此之际，回溯瞿同祖与费孝通两位先贤中西融通的学术人生，对于深化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法律研究，不无裨益。

瞿同祖与费孝通，不仅同庚、同门，同样游学中西，而且共同致力于透视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法律。他们的学术人生颇多交集，包括燕京同窗四年，云大同事六年，不但在抗战时共居于呈贡乡间，而且瞿氏赴美也由费氏促成。二人都在韶华矢志返国，中经困厄，最后高寿以终。尽管瞿同祖与费孝通，出身不同，秉性有异，道路相殊，但都在传统中国研究中独树一帜。

瞿同祖先生一生淡泊宁静，雪泥鸿爪仅见诸若干回忆与访谈；费孝通先生一直活跃在政学两界，学术人生记述颇详。从文献来看，学界对于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以王健教授的文献整理和访谈成果最有代表性；关于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则以张冠生和杨清媚两位的著述最为全面。

翰林后裔与士绅子弟

瞿同祖与费孝通都于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但是，他们入学的方式不一样，也并非同一级的同学。瞿同祖与费孝通，一个为翰林后裔，一个是士绅子弟，家世渊源不知不觉影响到各自的人生选择。瞿同祖先后依靠祖父瞿鸿禨和叔父瞿宣颖生活，打下良好的中学功底。少年失怙的瞿同祖，淡泊含忍，刚毅独立，苦读之外很少参与社会活动。中学毕业之后，保送至燕京大学。费孝通则有所不同，怀着士绅传统的热情，父母兄姊都积极地投身社会改造，革命的熏陶使费孝通涉身学潮，以致转校燕京。二人都成长于开明家庭，入读新式学校，只不过，一个受叔父的影响被动涉足社会史，一个因学潮主动选择社会研究。在以后的人生中，这两种不同的家世渊源依然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他们的学术人生。

无师自通与名师高足

至燕京大学以后，瞿同祖和费孝通都步入了学术成长期。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为其规划学术方向的吴文藻先生。有趣的是，在吴文藻之外，费孝通先后跟随史禄国（Shirokogorov）、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费氏用此译名）等名宿求学，一生学问深受诸师影响。反观瞿同祖，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之后，未再从师。终其一生，名义上的导师仅杨开道一人，且学术风格没有明显的师承印迹。

初入燕京大学的瞿同祖，主修社会学，又“对历史发生兴趣，遂副修历史……除社会及历史两系课程外，我也选修了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萧公权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吕复先生的‘比较宪法’，张东荪先生的‘西洋哲学’，陆志韦先生的‘心理学’，某位老师的‘经济学’和郭云观先生的‘法学概论’”。可见，瞿同祖在燕京大学是兼收并蓄的，这种学风为日后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相较而言，转学而来的费孝通选课较少，在课堂上最推崇吴文藻，推动西学中国化的吴文藻，深深地吸引了费孝通。

历史实证与社会观察

比较有趣的是，费孝通最初的研究颇具历史意味。这一点与顾颉刚有关。费氏晚年说：“他用民俗资料来印证历史和他的历史地理学都影响过我，1933年我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就是以地方志为根据……来看文化变迁的。”该论文的研究路数，“和19世纪后半期不少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和欧洲大陆的民族学家是相同或是十分接近的”。虽然这套方法后来觉得比较陈旧，但在当时，毕竟是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解读的一种尝试。

瞿同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导论”中，专门提到两位著名的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和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瞿氏晚年回忆说：“我少时读过亨利·梅因的《古代法》（Ancient Law）及《早期的法律和习俗》（Early Law and Custom）二书，叹服其渊博精深，见解卓越，能成一家之言，觉得写书就应该写这样的书。又读维纳格勒多夫的《历史法学大纲》（Outline of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我对法律史的兴趣更为浓厚，颇有效颦之志。”从此书着眼于早期社会的制度演变来看，确实有梅因的影子。可见，瞿同祖的最初研究，其学术渊源应主要归结于梅因。而梅因能够走进瞿同祖的视野，则是杨开道的介绍。

瞿同祖与费孝通，都致力于用西方传来的学术方法来透视传统中国，虽然一个擅长历史实证，一个精于社会观察，但二者的研究取径本质上来说都是经验研究。尤其重要的是，瞿同祖与费孝通对西方学术的吸纳，不是作为一种理论模型，而是用作一种方法，去贴近传统中国的社会经验。这应当是“西学中用”的恰当立场。

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

费孝通先生一生积极勤勉，著述颇丰。而瞿同祖先生则沉潜隐忍，惜墨如金。当岁月洗尽铅华，两人都留下不朽的经典。比较瞿同祖与费孝通的研究重心，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前者倾向于国家制度，后者偏重于社会结构。瞿同祖“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文1947年初版，英文1961年初版）和《清代地方政府》（英文1962年初版，中文2003年初版）。费孝通曾说：“《生育制度》实际上结束了我学术历程的前半生”，由此前溯，其代表作应包括《江村经济》（英文1938年初版，中文1985年初版）和《乡土中国》（1947年）。此外，《皇权与绅权》虽非费氏专著，但是这本合集出版于1948年，应该视为其“前半生”真正的学术句点。

比较而言，瞿同祖更强调家族内部的支配关系，而费孝通则更注重家庭内部的相互合作。毫无疑问，包括中国在内的前现代社会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父权。瞿同祖和费孝通都承认这一点。瞿氏认为：“法律承认父权，确定父亲有支配和惩罚子女的权力。儿子无独立的自主权，不能有私财，不能与父母分居，也不能自由地选择配偶。”费氏虽然承认父权，但将其视为一种动态的结构。“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控制是必要的，但婚后继续进行这种控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社会的一个完全的成员，需要一定数量属于他自己支配的财物，同时一个家庭的正常功能需要较丰富的物质基础。但这些均受到家的集权经济体系的阻碍。年轻一代对经济独立的要求便成为家这一群体的瓦解力量，最终导致分家。”实际上，家庭内部的共生高于支配。由于瞿氏从国家制度出发，更相信法律文本中父亲的支配权。而费氏从社会结构出发，认为实践状态中父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一人政府与乡土中国

瞿同祖与费孝通都探讨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问题。在治理模式上，瞿氏重视法律对礼义的吸纳，费氏则认同经验意义上的传统权威。治理力量方面，瞿氏指向“一人政府”，费氏立足“乡土社会”。进而，两人的目光在基层交汇，并投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士绅阶层。虽然士绅自有其弱点，但是，充实中间力量，走向自治，都是瞿同祖与费孝通最后的思想归宿。

结语：人生经验与中国研究

虽然瞿氏与费氏对西方理论的吸纳都有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但最后都把西方理论当作贴近中国经验的方法，而非学术坐标和理论前提。瞿同祖将历史当作经验文本，在社会结构上重视家族权威，在治理规范上强调“以礼入法”，在治理力量上指向“一人政府”。费孝通则将社会视作经验素材，在社会结构上重视家庭合作，在治理规范上强调经验权威，在治理力量上立足“乡土社会”。最后，两人共同的目光都集中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士绅阶层，以自治作为最终的学术归宿。瞿氏的历史实证与费氏的社会观察，本质上来说都是经验研究。虽然今天的中国社会距离瞿同祖和费孝通的经验考察将近百年，当初观点不无商榷的余地。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传统的独特文明，只有面向历史和社会，才能真正走出西方的理论与偏见，彰显中国自身的理性与智慧。在此意义上，中国研究应该向着历史与社会的方向前行，才能走向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