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独立研究探索时期 （1980—2019年）

从学术上说，我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从北京大学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我决心重新起步，我已经失去了十年，再耽误不起。我有诗云：“往事不宜频回首，荒园勤锄尚可春。况复柳媚山川绿，十年贻误日兼程。”

“十年贻误日兼程。”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岂止是十年，可以说在四十多年中日夜兼程，没有年节假日。这四十多年，可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各有特点。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早期思想

差不多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到 90年代，我的基本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早期思想。我参加我们集体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我写了头三章，并负责对全稿进行润色；参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的写作，并担任主编。这两部书最大的特色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并不是割裂的三个部分的组合。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仍然避免不了“拼盘”的缺点。另外，我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与我的博士生合著的 《被肢解的马克思》也是这个时期出版的，反响都比较好。

我个人的专著主要是《走向历史的深处》。这部书是 1987年出版的，实际上准备工作和写作历时多年。1978 年 10 月，我从北京大学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有十年多的时间，我着重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 《手稿》）。我在人民大学哲学系第一次开设《手稿》课，效果还不错。听课的是学生，也有少数教员。后来，又被外请到河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系统讲授。最值得怀念的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叶汝贤请我到广州，为他举办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讲习班讲授 《手稿》，听课的都是全国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同行，当时这门课正处于起步阶段。这是我第一次去广州，也是我第一次结识汝贤。他比我小六岁。我住在中山大学，是一座小楼式的住房，据说不知什么名人住过，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建筑。不过我住的时候，似乎没有昔日风貌。上楼时楼梯咯咯作响，房间也很一般。至于吃饭，与学生一道在食堂排队凭饭票买饭，毫无特殊。汝贤尽其所能地接待我，他陪我逛过一次佛山，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我们变成落汤鸡。他自己掏钱请我在一家小店里吃了一碗面条，终生难忘。

可惜，汝贤突然因脑血管瘤破裂医治无效逝世，刚七十多岁。汝贤的死，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损失，也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损失。对于我，则是失去一个同道、挚友。古人说：“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信然。

《走向历史的深处》 这本书于 1983年完稿，在一家出版社压了三年。编辑把稿子退给我时说：“我看不懂。”我只有苦笑，心里想不是看不懂，大概是怕赔钱吧，因为刚刚改革开放，注重经济效益，都不愿意出版这种纯学术著作。我又把它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个编辑是哲学系毕业生，也是个老编辑，他只看了书的序言，立即打电话跟我说，“我们要”。没有多久，书就出来了。这位为我出书的编辑出差来北京，住在人民大学招待所，突发急

病，送海淀医院，医生说病危，马上通知在上海的家属，经过几天抢救仍旧回天乏术。我第一次知道坏死性胰腺炎如此凶险。都说好人一生平安，这是良好的祝愿，但现实不见得人人如此。

《走向历史的深处》 是我第一本个人专著，也是我所有著作中非常值得回忆的一本书。这本书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著作奖，1994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等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6年由人民出版社再版，2006年收入《陈先达文集》第一卷，2010年收入“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印行。

《学习时报》 最近在回顾和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就时，以“ 《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术寻根”为题，将其与其他六部著作一起，作为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学术进展和学术成就的有最重要影响的哲学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