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民盟与内蒙古、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吉林、宁夏、黑龙江、辽宁等9个边疆地区达成“智力支边”协议。费孝通（右三）、钱伟长（右二）率民盟中央智力支边小组在呼和浩特草原调研。

费孝通是江苏吴江人，钱伟长则是江苏无锡人，费孝通长钱伟长两岁。费孝通与钱伟长有着同在清华大学、民盟共事的长时间接触与交往，较为相似的经历使两人惺惺相惜，强烈的家国情怀也使两人志同道合。

相交于清华

钱伟长于1931年进入清华大学文学系读书，1939年1月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与清华师友们会合。1940年底出国后，钱伟长于1946年回到国内，任清华机械系教授。费孝通则于1933年燕京大学毕业后，考上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6年远赴英伦，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年费孝通学成归国，同年年底到西南联大兼职授课（1945年转入西南联大执教），1947年回到清华任教。因此，两人可能于1939年至1940年在西南联大有过短暂结识，真正的交往则应该是从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开始的。当时，钱伟长和费孝通共同担任常委兼副教务长，分管理科和文科。这层关系在3年后钱伟长加入民盟而又多了一份渊源。1952年6月，钱伟长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同年底，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

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们都主张维持清华大学原来的综合大学格局，不同意院系调整为只搞工科的方案，但建议未被采纳。随后，大学的“右派”教师们都被派到了北大荒，但有两人被毛泽东点名而保留了教授职务，就是钱伟长与费孝通。后来，两人成了挚友，互相信任、携手相扶。80年代初，对接受资助出国的留学生进行选拔，成立考选委员会时，钱伟长确定的13位在国内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学者的主考人名单里，就有费孝通。

共事在民盟

费孝通于1945年加入民盟，1987年1月当选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钱伟长于1952年加入民盟，1983年至1997年任民盟第五届至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12月，民盟五大的工作报告是由费孝通作的，1988年10月举行的民盟六大和1992年12月举行的民盟七大，则由钱伟长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1997年10月的民盟八届一中全会上，费孝通、钱伟长等被推举为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这个阶段，无论是盟里盟外，两人的接触相当多，相当密集。1985年至1990年，他们还共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费孝通任副主任委员，钱伟长等任委员；1987年起草委员会成立区旗、区徽评审委员会，钱伟长任主席，盟员吴作人、刘开渠任委员。

从1983年起，民盟中央举办的“多学科学术讲座”在各地开展，邀请盟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形势分析等多方面的系列讲学，社会反响很大、社会效益极佳。1986年，费孝通、钱伟长等10位主讲人围绕“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战略问题”主题，分别从中国科技、教育、人口等10个方面分析战略发展问题，听众近千人。

奔走为富民

1982年，费孝通曾对前来接待、也曾经历过落难的时任民盟苏州市委会副主委江维宽说了四句话：“难友重逢，十分高兴，共同为国，再干10年。”言简意深，他与钱伟长之间应该也是这种情感纽带。两人都在高龄时才开始后半生的研究工作。

从1980年开始，年逾古稀的费孝通一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在路上，奔走于祖国大地，行行重行行；而钱伟长也经常到各地调研，特别是贫困边远山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成为他的重点关注。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和钱伟长一起走出了许多实质性的成果，到了1993年，费孝通总结说：“区域研究方面，这些年和钱伟长一起跑，可以说已经有个底子了，下一步要联成一盘棋，要拿出想法了。”

相较之前，费孝通晚年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为紧密，直奔“志在富民”主题。但费孝通也有感到孤军奋战的时候，他说：“我从江村走到现在，是在这条路上走……一人力量有限，很多事情只是个开头，破破题，开开路。”当时的钱伟长虽已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但对如何更好地为民盟工作服务还没有十分成熟，因此和费孝通一起“到处走，到处看”成为开展工作的最好途径。由钱伟长介绍加入民盟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叶大年院士曾感悟道：“一个科学家倘若有一个活动的政治舞台，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他们这些老人经常要“动”，身体要动，脑筋也要动，经常出去走走，每次出去都能看到发生很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民盟与内蒙古、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吉林、宁夏、黑龙江、辽宁等9个边疆地区达成“智力支边”协议，包括专家讲学、培训中学师资、传授种植茶叶与茶叶加工技术等内容。1982年，费孝通和钱伟长率民盟中央智力支边小组赴呼和浩特草原考察调研。

80年代末，对民盟和他们来说都是无比繁忙的。先是开发大西北问题被正式提上民盟中央的议事日程。1988年，费孝通和钱伟长带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并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的党政领导充分沟通协商，达成共识。7月，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研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钱伟长在会上的发言掷地有声，他请几个省区的领导们要懂得政策的含金量，要看一看，从这条政策中，区域能得到多少好处。会后，两人以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身份联名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为全面开发大西北做准备，建议很快得到批复和支持。同时，民盟中央成立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由费孝通、钱伟长共同担任召集人，积极推进专项工作的开展。在多方努力下，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开发区顺利建成，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北地区的老百姓交口称赞：“费孝通和钱伟长为西北人做了件大好事！”

同年6月至7月，为治理黄河三角洲的落后状态，钱伟长带队对该区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全面深入了解当地经济、技术与社会发展等情况后，他认为过去的黄河三角洲的概念太小，不利于发展。1989年，民盟中央以费孝通、钱伟长两人名义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加快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建议，为山东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8年6月，邓小平提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引起了民盟中央的高度重视。从80年代末开始，费孝通就一直在思考怎样开发上海的问题，1990年初他到民盟中央，与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钱伟长等多次交流谈话。费孝通提出以上海为龙头，以苏、浙两省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脊梁，带动全局的腾飞。这个思路立刻得到了钱伟长、高天、叶笃义、冯之浚等时任民盟中央领导的赞同。全国两会召开期间，费孝通和钱伟长多次拜访上海、江苏、浙江代表团，同代表团的领导和代表委员们商讨开发长江三角洲的设想。在听取征求各方意见后，民盟中央写成《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呈交中共中央。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后，费孝通将这个设想带到地方上进行了意向性的探讨，破除地方观念带来的顾虑，力促各方取得共识。

硕果结上大

据与钱伟长夫妇有着很深的交往、中篇报告文学《钱伟长》的作者孙晶岩记述：“两人都酷爱读书，满腹经纶。同他们聊天是一种享受，我看望他们时经常是前脚在钱伟长家喝完话梅茶，后脚又到费孝通家品尝江南果……有一年春节，我分别到钱伟长和费孝通家给他们拜年，当他们得知我刚从贫困山区调研归来时，两位学者在各自的家中握着我的手说的竟然是同一句话：‘中国还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我们不能忘了穷人啊！’”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主持重建了中国的社会学，1999年秋，因为敬佩费孝通在社会学上的成就，钱伟长邀请他出任上海大学名誉教授兼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钱伟长经常邀请费孝通来上海大学授课，每逢费孝通作报告，钱伟长都要亲自到场，讲坛上两位老友互相激发，妙语连珠，引得观众席上掌声不断。

钱伟长逐渐从学术走到社会发展的前沿与核心地带，着眼区域经济发展，投入到参政议政的调研实践中，正是与费孝通田野调查的宗旨高度契合的，也与充分履行民盟作为参政党的职责紧密相连。晚年的两人留下的照片都是带着满脸笑意的，他们互相尊重、互为赏识，以善相处、以诚相待；他们爱国为国、心系人民，关心并执着的都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思索与追问。

钱伟长晚年致力于以教育为杠杆撬动社会进步与发展，费孝通则坚守在离泥土最近的地方聆听人们的讲述。1993年6月，费孝通曾说：“现在教育改革的问题恐怕要提出来了，我们不能不问了，民盟不能不问了。民盟有责任，要提出‘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晚年的两人高度一致地孜孜不倦学习工作着，一个在上海大学耕耘到生命的最后，一个用走访祖国大地充盈了自己整个晚年。

上海大学有一块面积巨大的泮池，是钱伟长亲自在新校区规划草图上划出来的杰作，岸边有费孝通所题写的“泮池观鱼”四个字。泮池所期许的是观鱼赏景的雅兴，更是在学术的氛围里悠闲徜徉。钱伟长在生命最后两三年里，当天气适宜时，总会坐着轮椅在泮池边凝视湖面，他的沉思里有一生致力的学术，有他爱着的学生们，也一定有和费孝通一起共事的回忆。

费孝通和钱伟长共同不变的原则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以超凡的政治胸怀与政治智慧，将党派的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紧密结合，身体力行“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共同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刘佳君系民盟上海市委会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