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与农业文明的接续
向阳
回望中国的乡土文学史，实际就是一部农业文明演绎简史。中国最早的文学经典《诗经》里的“风”，无论是从音乐曲调或是风化教化还是民俗谣哩的纬度，其内容本体都如朱熹所言：“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在大理学家看来，所谓“国风”，即田垄农家口谣而已。朱熹的认定与相传周代“采诗官”如出一辙。据载，每到春天，他们就会拿着青铜摇铃，去搜集民间歌谣，再由太师整理编曲，谱唱于周家天子，以解民风农疾，乡野情趣。由此可见，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滥觞，尽是乡土全景符号的集大成者。
中国传颂至今的经典诗词以及文人墨客无一例外均是乡土气息农家风情的承载者。“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归园田居》和《桃花源记》情境中诗意盎然的归田之乐，富庶怡然的理想之国；“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王维《在渭川田家》中勾勒的野老候牧童的穷乡亲情；“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孟浩然在《过故人庄》时把酒话桑麻的农事情趣；“三树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杜牧于《题村舍》里忧挂农家困苦的情怀；“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白居易在《村夜》场景下寄寓荞麦花香的烂漫；“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剌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苏轼被贬儋州“《被酒独行》”时感悟的乡村风俗之浪漫；“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杨万里笔下新市的寻蝶小儿；“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辛弃疾眼中醉酒调情的白发夫妇；“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历山西村时对腊酒鸡啄的农舍向往；“水流曲曲树重重，树里春山一两峰。茅屋深藏人不见，数声鸡犬夕阳中。”郑板桥在《潍县竹枝词》里，从树缝中摄取的山乡夕阳……不一而足，每一首成名传世之作，都是农业文明的画像。
无论居于哪个时代，文学的脚印过往之处，全然刻写着鲜活的乡土繁衍和田园耕作的印记。尽管在文学辉煌的古代，史学家们并没有刻意给那些散发着浓浓乡土芬芳的文学巨作贴上乡土类型的标签，但从泥土里滋长出的乡土文学力量却一直在悄然催变着被农业文明培固的人类灵魂。
这种培育灵魂的文学力量直到现代一个文学巨匠的诞生才被重新定义为一股真正的代表农业文明的新生之力。这个巨匠是发誓改变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在“五四”思想新潮的荡涤下以及新文学思潮的滋养下，鲁迅时代的乡土文学创作虽然葆有眷恋怀旧，归去来兮的痕迹，但他所代表的已经被唤醒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洗净纯粹的世外桃源的幻觉，熟睹旧时代农业凋敝，农民离废，官匪横霸，军阀混战，宗法陋习的“吃人”乱象给予农业文明的摧残，他们在鲁迅批判意识的写作思想的引领下，身心潜入“《故乡》”农民的苦难与任人吞吃的悲剧场景之中，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泪之笑”，极尽辛辣讽刺被扭曲的如祥林嫂般的旧时代农民人性之弱，以悲剧的写作力量呼唤昏昏欲睡的几万万阿Q式的乡野耕夫，试图重塑陷入“《彷徨》”状态如孔乙己式冬眠的旧农民精神，以“地之子”的激情和勇气，开出新农业文明的“《药》”方。鲁迅们的乡土“《呐喊》”，为“新作家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向新文学发展，拓展出一条新生态的路径。
这条路径一直通向彻底清醒的左翼写作群体。他们裹挟着被改造的新农民的革命欲望，“努力冲到时代的核心中去”，去提炼伟大的素材之力，他们的文学力量似潮“《水》”般从农村汹涌“《奔》”向充斥着命运斗争的前沿，去“《崩决》”蹂躏农民的暴力，以“《春蚕》”破茧的生命力和不甘束缚的抗争去争取不被帝国份子剥削的“《秋收》”，他们燃烧时代之“《火》”，焚烧“谷贱伤农”的压迫，他们在“《八月的乡村》”的土地里，无限致敬在《生死场》猎杀日寇、“坚强的生”，“勇敢的死”的中国农民勇士。茅盾，丁玲，萧军，萧红，欧阳山，谢冰莹，叶紫，还有那些吃着原汁原味的山药蛋，从荷花淀里潜水而出的农民写作者诸如赵树理，孙梨等一大批长着硬朗骨头的新文人以芸芸众多、栩栩如生的红色农民的造型将野火春风般布满革命火种的新农村形象立体地写入红色的乡土文学历史。
在“《战场上》”破茧而出的中国新军队就是一群被红色乡土文学“改良了人生”的农军，他们以星星之火，从井冈山的山林，从鄂豫皖的原野，从燕赵地底最深沉的煤堆，从三晋吕梁的山脉 ，从齐鲁大地的农舍，从陕北高远的黄土开始燎原，燃烧成北京东交民巷的镰刀与斧头图画的大旗。换了身份，换了国号，换了天地，换了信仰的“小二黑”，“李有才”，“《拦羊娃》”“宋老大”们，在“《三里湾》”，“李家庄” ，“山楂村”，“《蒲柳人家》”“《瓜棚柳巷》”洋溢着“秋收”喜悦的广阔的土壤里，种植着新时代的“《青枝绿叶》”和《春草》”，吟唱“《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七月雨》”“《运河的浆声》”“《七月的彩虹》”《葡萄熟了的时候》的农家烟火，欣赏“《地火》”《狼烟》”与《南山的灯》《扑不灭的火焰》相映成趣的壮阔。“土地的主人们”，在夹杂着斗争烟味的湖南人的“讲话”声中，完成了从锄头到笔头，从解放前到解放区再到解放后的精神涅槃。新人物、新环境、新感情、新行动、新生活、新关系、新审美与新国家、新民族组合的新文化结构为波澜壮阔的农业新文明夯实了具备强大再生力的秩序基础。
农村，农业，农民永远是文学的活水之源和生存母体。以乡土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周作人的四维定义，地方主义、自然美、个性、风土，其指的个性就是农民，一个没有个性的农民集体一定不能成为农业文明的支点，自然也就无以构成乡土文学的核点。因此，鲁迅说，必须“将农民的生与死，移到纸上”，农民的生死就是土地的生死，就是农业文明的兴衰，就是乡土文学的枯荣。故此，接力鲁迅衣钵的汪曾祺说，他毕生都在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那些农人，去发掘普通耕作人身上的美和诗意。他以敬畏的、朴素的，不带任何理论色彩的人道去关注，尊重，并欣赏在他看来代表天道的农民。乡土文学是一卷流动的农民合照剪影。
此与赵树理的理论一脉相承，赵树理说，“我所生活过来的劳动人民大海，时时刻刻起着变化，变化得使我的生活本领不适用起来。我所熟悉的海，是痛苦不堪的苦海，而后来的海渐渐甜起来”。农民体现了人类民族学意义上的“人与民”，是人民的母语与词根，农民是中国文化奋斗精神的根性，这种精神就是生成文学的根性，这也是全部乡土文学之根。发轫于鲁迅时代的中国乡土文学寻根的动机乃源于此。一个缺失改变命运意识的群体其本身也无文学的冲动性。
周作人乡土文学的地方主义与世界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体系如出一辙，即农村的颜色。农村的自然颜色构成了农业文明的底色，是乡土亲情民族集体的物理家园的镜像，也是中国文化生长精神的养成所，更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生成源。在农村集合下的乡土，不仅是农民更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孵化的暖巢，而文学乡土更是民族集体文化象征与文化信念的组合，踏于农村的乡土之上，如同立于民族文化的命根。
周作人所言的自然之美与风土之韵是一种农业的诗意概念。绵延千年的农业文明不仅是散发着“泥滋味，土气息”种植精神的进化，更是根植于土壤的所有生命影像的寓意。徐霞客《游记》里“人之瑰丽常在于奇远”的自然与人文的哲学注释，郦道元在《水经注》描写的“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青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相生相成的鬼斧神工之妙，陆羽《茶经》中“令人有力、悦志”的有着仙风道骨之绝的茶茗，贾思勰在《齐民要术》提及的“稼穑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甚至““杝（lí）落（篱笆）不完，垣墙不牢，扫除不净，笞之可也”等一系列亦政亦农亦工亦文亦哲亦术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写作，写尽农业文明中的中华哲学思辨，农业治理结构，民族科学智慧。
中国从古至今都处于以农立国的体系治理社会，无论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如何融入并影响这个体系，始终无法避免被农业文明的惯性驱动。这也是中国写作知识分子自始至终沉浸在作为农耕文化枢纽的乡土文化内容体系的原因。中国农村的生长精神，农民的奋斗精神，农业的种植精神，就是中国文学的源动力。三大精神与乡土文学作品输出的感召力相互支持，为中国农业文明未曾中断的延伸发挥着巨大的光合作用。这也是中国作家群体得以赓续与农民同辉同频的理由。
因此理由，直到今天，中国的优秀作家从未忘记自己“地之子”的身份认同，农民的儿子，贫农，土著，随便一抹，尽是将泥土涂在脸上做标签的中国作家，莫言，陈忠实，贾平凹，张炜、莫矫健，高晓声，韩少功等批判性继承了周家兄弟的“坚实的土之力”的乡土反思，以全新的农村制式框架和混合着都市气体的当代农民的人文冲突矛盾为主体叙事，将带有血腥味却又依旧残留着农民土腥味的乡土场景进行解剖，他们以暴露创口的方式为乡土之情疗伤，用伤痕，改革，反思的文学手段为一个持续的特殊时代的文明进行悲剧性的探路。他们刻画的人物就是他们的思想寄生，坚信“人文发展与文化自由虽然并不承认所有的习惯或习俗，但都代表着一种权利。
”他们执着认定他们所有的语境与话术都是价值取向表达的使用工具，随时可以置于当代历史的现场进行清晰的考辨，根本无须隐藏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他们在作品中尽管有着对故乡父老以及古老淳朴民风、文化的热爱与挽留，但却是以彻底批判的反向审美达成乡土文学的写作目的。这是全新的乡土写作美质，将农民性的民族心灵与心灵抛向谷场进行虔诚的晾晒。他们集体称之为这是非余光中式的乡愁。
一如鲁迅先生曾言，乡愁是批判者的思想陆地。也正是这种渗透着批判之爱的乡愁才成就了曾几何时繁荣昌盛的中国乡土血性写作。
随着新时代乡村序幕的展开，周立波式的乡土文学催生了山乡巨变的新乡土对表。周立波乡土写作现象并非应运这种巨变的时代性而生，相反，是时代性需要，从历史中乡土作家群体里精选出又一位如茅盾、郑振铎，冰心式的写作旗手。周立波笔下寄寓的时代巨变主体不是黄土黑瓦向钢筋水泥的转场，也不是黄狗布衣向宠物名牌的位移，更不是贫农向富豪的包装，而是以农业文明的精神土质向城乡文明的精神气质升级。是红色农业文明兼及绿色农业文明向新时代新生态递进的复合式三农文明。坚信在这种巨变灯光的聚焦下，中国会涌现一大批担负这种新使命的写作者。但真正的乡土写作不仅于向物理性的乡村投射灯光，更要承担向涅槃性的农村叫醒的功能。乡土，乡情，乡愁，乡恋，一定是永恒不变，不可或缺的乡土写作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