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捷琪（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唐海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0期

在中国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的今天，其书写早已形成既定的学术话语，一些学者已发现，以往范式下的新闻史研究面对当下复杂问题已显得阐释力不足。近年来，诸如媒介技术转向、物质性转向、具身性转向等新视角使得西方历史文化研究、媒介学研究有所创新，那么中国新闻史研究能否对此进行借鉴？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媒介理论被不断引介至国内，其中媒介考古学更是在近两年颇受热议。基于此，本文在梳理有关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式转变问题讨论的基础上，针对新闻史研究自身的变革与新问题，试图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寻找突破口，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面向促进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再思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式转变问题

近年来，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转变问题讨论已逐渐深入。其中不乏著书立说者，目前已总结出诸如“本体论范式”“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媒介生态学范式”等几种方向。基于此，本文尝试探讨关于范式转变问题的讨论本质上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再思该问题会为当下新闻史研究带来何种启示？

（一）范式转变讨论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界开始从框架层面对新闻史研究进行重新审视。一方面，方汉奇先生结合自身研究经验谈到了以苏联模式研究新闻史的局限，提出“加快新闻史研究的步伐”的倡议，受到广泛响应。[1]另一方面，彼时“信息”概念被引介至国内，很快，传播学随着施拉姆访华的脚步在国内迅速升温，新闻学对其展开深刻借鉴。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学界强烈意识到需把握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性，改变新闻史依附于政治史、思想史的局面，[2]与此同时，适逢改革开放，许多研究者初步尝试以现代化的眼光关注过去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包括从器物、制度、思想方面来追溯新闻业自身的现代化过程，并反过来看新闻业对现代性形成的重要作用。这也意味着，新闻媒体发展的自身规律被逐渐发现，并作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3]“新闻本位”“本体论意识”，诸如此类的研究取向在新闻史研究中开始占据主流。对此，王润泽曾清晰地指出，新闻本体史研究实际上脱胎于现代化史，即以现代化史的基本框架进行本体史研究。[4]在此进路下，新闻史研究得以相对独立。

进入新世纪，媒体产业的不断扩大提示学者其对于社会整体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2007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组织学界同仁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为主题进行对话。这一时期集中出现了一批关于对过去新闻史研究范式的总结。2006年前后，李彬等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总结为三种范式，即“革命化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其中民族国家范式“是一种新的历史视角、话语体系或分析框架”[5]，此范式下的新闻史研究，其核心思路在于追寻国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过程，尤其突出经由媒介而建构的心理意象和感情认同。[6]2007年，丁淦林先生根据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提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两范式”观点，其一是以戈公振及其《中国报学史》为代表的范式，其二是以1956年《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中所引导的新闻史研究纲要为代表的范式。[7]对此，吴廷俊等倾向于后者的划分方式，并进一步将这两种范式命名为“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与“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8]而“现代化范式”则被糅合于媒介经营、政治功能之中，研究者开始探讨新闻业在“传统”与“现代”两大因素博弈中的发展历程。

（二）突破与局限

上述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式与路径转型的总结，受到学界的一致肯定。其重要意义在于，从整体论而言，创新了新闻史学科的知识体系。一方面，从历史观、哲学观、现实关怀等层面对新闻史相关之要义作出了澄清；另一方面，则对中国新闻史的断代提供了新的参考。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跳脱政治史脉络，将新闻业类别、属性、结构、业务特征发展等作为阶段划分的依据。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倪延年指出，“中国新闻史的‘脉络’是不能重构和颠覆的”，但可从不同侧面予以观察、分析、认识、研究和描绘。[9]由此，引出了关于范式总结的第二层意义，即创新了新闻史的叙述模式。在笔者看来，这两层意义并不矛盾，恰恰说明了新闻史书写的多面性。基于此，研究者从“新书写”与“新知”两个层面对范式革新作进一步探讨。书写层面，王晓梅梳理新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总结出倡导构建“互构”“叙事”的社会史视角。该范式强调将新闻传播的发展放置于所处历史情境和发展历程中，描述并解释它与社会进程的互动过程，更主张爬梳、建构新闻业与社会情境、社会变迁间的“互构”关系。[10]新知层面，田秋生、阳海洪、唐烨斌等引入媒介生态学理论，将此作为一种史学的新视角。其中，阳海洪颇具理论敏感度地指出与国内相适应的媒介生态学思路应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1]

在此启发下，新闻史学者逐步展开对“媒介”概念的理解与阐释，形成媒介观，并在此基础上将新闻事业史拓宽为“传播史”“媒介史”。由此，器物摆脱了“现代化范式”中作为最初级的要素，进而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关于媒介的连接与转化、存储与传输、调控与中介等作用被强调，并反过来观照社会与国人的现代性转型。而笔者所主张的媒介考古学可以说是继续在这方面展开深耕。同时，结合当下的现实情况来看，媒介技术领域的急速扩张，已不是从前任何一种范式所能够涵盖的，因此无法以原有的西方化、产业化的眼光来定义何以为媒介，亦无法以“唯效果论”“唯影响论”来评价媒介，由此，媒介考古学可为学界提供一种全新的视野、方法。再者，关于新闻史范式转型问题的讨论历程，亦是逐步抽象出“媒介”这一重要概念的过程，从提出“新闻本位”到注重“媒体实践”，再到“转向媒介”，我们试图从媒介考古学视角解答当下的复杂情况与根本问题，并进一步确定新闻传播学科区别于其他领域、学科的独特意义。

媒介考古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

就目前而言，中国新闻史研究面临新技术的挑战。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科自身作为一门能够最早接触并着手研究前沿技术、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之一，许多研究者逐渐质疑新闻史在研究及教育层面之必要性。若将新闻史视为一项关乎历史与文明的科学，实际上其丰富的内涵与现实意义有待挖掘。因此，关于媒介考古学如何在新的史观与取向下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价值是亟待阐释的问题。

（一）史观、谱系与话语网络

目前关于媒介考古学的理解，最为普遍而直观的是其具有打破传统历史研究进步式、目的论的单一逻辑，而提倡一种非线性、层叠式的历史观。在此认识基础上，作为一种研究视野、方法的媒介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显现出强烈的未来意识。它运用大量可知可感的材料，窥探过去所遗留的因素，尤其是挖掘这些因素在各种物质条件下如何发生转化。这种研究取向使得以往消逝的媒介要素得以在此时此地发声，回应未来问题。因此，媒介考古学所建立的史观，并非旨在对旧有史观与研究范式进行对抗，而是在深刻挖掘媒介自身多样性与多变性之上，建立过去、当下、未来不同时空片段间的联系与对话。

由此，媒介考古学视野下的媒介史发展呈现为层累化的谱系，福柯的考古学为此提供了直接的启发。例如，齐林斯基在福柯方法论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变体学”“未来考古学”。齐氏的考古学，主张将媒体概念尽可能地公开，将包括一些界面、器械、程序、装置、书籍或网络等在内的“有限的呈多样性的单元”称为各种“媒体世界”。媒体呈现出一种间性，“可以处于一个和另一个之间，处于技术及其使用者之间，处于各个地点和时间之间”[12]。这种间性意味着媒体在其间不断的相互模拟、连结、组合，从而形成“变体”。又如胡塔莫的主题研究，他识别了在各种媒介文化、媒介形式中的“主题”及其轨迹和转换形式。[13]尽管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被戏称为陈词滥调或老生常谈，[14]它们的变幻意味着一些技术逻辑、文化逻辑的发生与实施，对主题进行观察，并由此发现历史发展的一种套式结构。

基于以上，针对媒介领域所呈现的谱系，媒介考古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方法论为历史研究提供价值。在众多媒介考古学者的历史哲学中，时常可见将事物的共时性、共通性视为一种话语网络。这里的网络，并非就空间、地理而言，而更类似于地质学，将各种元素横截、并置为一个星丛，并与生态的概念发生关联。因此媒介考古学构想中的文明历程是三维的，不仅包含横向与纵向的发展，还包括由纵横交汇的深度的发展。可以说，媒介考古学研究具有深度偏向，越是以期叩问未来，越需要我们反身至过往媒介中，寻找出一些原型。基于此，一方面，从基特勒的阐述出发，可关注话语的外在性，包括话语的条件、过程性、实践，以及话语网络内部的各个环节的位置、功能和空间分布，尤其是将此观察追溯至物质技术层面。[15]另一方面，挖掘话语网络的“之间”[16]的领域，例如不同言说模式之间、知识型之间、转译之间等等，诸媒介技术要素及其实践场景的交叠、互嵌与转化。

（二）作为核心概念的媒介

在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取向下，媒介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与问题，它是怎样一种存在，提供了怎样一种价值？首先，目前学界所公认的媒介考古学先驱、代表学者是如何看待媒介的？作为德国技术哲学偏向的考古学派代表，基特勒始终是一位媒介先验论者。在他看来，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并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角有其自身的逻辑，以至于他在谈到人时，称为“所谓的人”。[17]受香农信息论的影响，基特勒将媒介所组织而成的话语网络视为关乎信息的环节与过程，包括信源、渠道、信宿等诸要素，也包括铭刻、存储、传输、符码处理等诸环节与机制。因此，基特勒的媒介考古学更倾向于将媒介视为具备自主性的操纵系统，其继承者沃尔夫冈·恩斯特可以说发扬了这一核心要义，并在“技术数学化”[18]的方向下关注档案、代码、信号等是如何作为一种物质基底、硬件设施的考古学问题。与此有很大不同的是，齐林斯基曾宣称自己不相信任何“先验”，尤其在研究中指出并不存在媒介本体论。他认为媒介因其总具有话语间性而处于不同话语的重叠相交处。媒介是话语交互的产物，因此它也是话语的切入点、边缘点。[19]相较于技术决定论，齐林斯基的媒介思想更倾向于唯物主义，他注重在科学、艺术、文学等领域离析出媒介因素，即观察某种技术、装置，甚至是把戏如何发挥媒介作用，以创造出反映文明累积与延续的“惊奇发生器”。因此，媒介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打开一个以往历史研究所无法触及的截面，例如将电影史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之中。相较于前者，胡塔莫的媒介考古学则更具有人文性。他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关注技术在思想、社会政治语境下的实现，而物质层面则散漫地存在于其作品之中。[20]其中媒介的使用与人的观念形成、文学表达息息相关，正因特定的媒介感知与操作模式，才使某些主题得以反复出现而织构为一类文化。

实际上，媒介考古学者并未对“媒介”这一概念作出清晰而统一的界定，甚至内部间亦少有共识，这一点颇受学界质疑，同时也是媒介考古学之所以“旅行”“游牧”[21]的根源。尽管如此，媒介在媒介考古学中的地位仍然是首要的，也正因如此才显示了研究的异质性与丰富性。媒介作为一种条件、一项尺度阐发了某些新方式、新关系、新内涵，甚至是新问题，即它总是处于研究者的观察视域当中，其中显现的媒介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由此，媒介考古学提供了一种勾勒文明的独特路径与一般方法：首先，被研究者观察的物如何作为一种媒介，由此，此物自身在组织方式、操演模式、功能分割等方面发生了何种转变，最后它如何作为一种条件，一种基础设施、根本系统促成了文化、文明的历史性转型。尤其针对新闻传播学科而言的媒介考古学旨在将其中所涉的媒介物品、操作程序、知识、理念及其社会效益等相关因素加以连接，媒介由此成为一个“事件”而出现在传播历史领域。[22]

（三）媒介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2006年，齐林斯基的《媒体考古学》就已发行了中译本，此时媒介考古学在国内处于沉寂阶段。之后，受到电影考古学、乔纳森·克拉里所著的《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的影响，国内一些电影理论、艺术理论学者开始尝试以媒介考古的视角关注中国视觉现代性、电影起源等问题。这为中国媒介考古学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2018年，《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中译本面世，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开始出现了“媒介考古”热。彼时媒介考古学尚在争取自身的合法化地位，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因此理论研究构成了主流。而在最近，亦有不少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可见基于中国文明、文化的媒介考古学研究正在逐步推进。

从当下出发，中国已从过去的制造阶段迈向了创新阶段，初步完成了转型，包括5G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帮助我们看待中国的技术创新潮流如何与全球发生勾连，其转型路径与欧美国家有何不同。从历史出发，中国深厚的文明为媒介考古学提供活性土壤，古老的技、艺、工、巧都具有作为媒介的潜质。这亦提醒着我们不能套用西方媒介考古学理论，而要立足于中国促进媒介考古学理论的本土化。例如，不能仅仅关注技术、机具、硬件的系统构成与运行模式，还要关注在实践层面上主体的操演与体悟内涵，发掘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以此判别中西相异的文明型构。

媒介考古学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启示

作为一门未建制的学科，媒介考古学在各文明、各学科语境中栖身，尤其在基于中国文明的深厚土壤下，有着巨大的潜力，包括齐林斯基、胡塔莫、恩斯特等媒介考古学者曾不止一次表达了对中国研究者的期盼。这与急需注入新鲜血液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一拍即合，由此，本文试图从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一）理论启示

就理论层面而言，媒介考古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发掘被遗漏的媒介。以往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大多关注新闻传播事业自身的发展历史，出于对研究体量、社会反响、现实意义等考量，对书籍、报刊、区域广播、影视作品等研究对象的筛选有所遗漏。因此，新闻史的研究往往只能反映某一时段、空间下关于传播的社会活动。而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出发，不妨将研究视野扩大，新闻传播活动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事业而言，而是将其放之于更大的语境中，例如尝试从知识、文化转型方面，或从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碰撞交汇方面，重新标记历史转折，梳理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整理并明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在此，媒介依然是一把关键钥匙。因此，对中国新闻史研究来说，可把媒介的范围拓宽而不仅限于以往的主流媒介，诸如钟表、屏风、毛笔，又如出现在一些口述、文本中的构想的媒介，甚至是传染病，从而发掘出一些独特的，尚被遮蔽的传播、交往问题。

同时，媒介考古学对历史遗留的打捞并不意味着对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进行全盘否定。实际上，媒介考古学针对主流研究同样可以提供一些新东西。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被着重标记的一年。此外，1900年前后亦是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这两段时期后，中国均出现了办报高潮，新闻史学界在其中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也为这两次历史转折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对此，媒介考古学的价值在于，以该转折、断裂为线索，回溯它们之所以出现并产生重大影响的端倪，及自身呈现的多层空间，从而突破主流叙事的局限。包括在1840年以前的明清，当西方科技最初以传教士的口述，或是翻译书著的形式传入中国时，带来了何种全新的信息方式、宗教与科学观念，一批精英分子对此作何反应，而在19世纪末，西方的现代装置如何以一种娱乐、消费的策略规制着国人的感知与审美。基于此，中国新闻史研究或可将各种媒介形式打通，提出一种突破政治史、思想史、艺术史的媒介的历史。

（二）实践启示

就实践层面而言，媒介考古学引导新闻史研究创新研究方法的运用与研究成果的叙述。以往的新闻史研究主要以文献分析、史料分析方法为主，或是参考社会学方法，加入实地走访、调查，以及相关对象的口述，或是一些数据统计、定量分析。媒介考古学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研究方法进行创新。基特勒曾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一书中描述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情节，普绍尔教授为了能够实现安娜·庞慕克亲聆歌德嗓音的愿望，而利用歌德的头骨制造了模仿歌德咽喉的小型留声机。[23]甚至在基特勒自己的研究中，他曾试图用一种模拟的方式探究爱琴海上是否能传播塞壬之歌。由此启发，在媒介考古学的历史研究中，我们是否可以应用一些实验的方法，通过对一些消逝的媒介的模仿、还原，在装置运行过程中记录并分析其机制及痕迹，由此阐发一些新的媒介实践与媒介思想，即以一种感知、体验的方式探究媒介之于环境、主体的作用。在此方法下，媒介可作为叙述历史的“题眼”，包括具体的媒介装置、媒介技术，甚至是尚不能运行的媒介构想等，可作为研究成果。例如以建立媒介谱系数据库，策划相关艺术展、收藏展等形式启发漫步于其中的观看者对未来模型的探讨。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陈捷琪,唐海江.中国新闻史的新书写——基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J].青年记者,2023(10):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