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有句俗语云：“有惠州就有桥东，有桥东才有惠州。”
此说若认真考证一番，确实不无道理。惠州作为地级市，其前身可追溯到建置于隋开皇十年（590）的循州；而桥东又是建置于南朝陈祯明二年（588）的归善县的县城所在地。这仅仅两年的时间差，放在历史长河里只是沧海一粟，却给了桥东人足够骄傲的文化自信。
桥东的得名与东新桥有关，东新桥又是苏东坡亲自命名，桥东与东坡的因缘在千年前就已注定。北宋政和年间，眉山唐庚在东坡离惠十四年后来到惠州，亲切地把东坡呼为“水东老人”。检阅东坡寓惠文字不难发现，“水东”频频出现，如《和陶移居》诗云“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迁居》云“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从嘉祐寺迁居合江楼，“多病鲜欢，颇怀水东之乐”；北归无望欲购地终老做个惠州人，对表兄程正辅说“意欲结茅水东山上”。凡此种种，都能发现水东是一个能给东坡带来欢乐和温暖的地方。
水东，是桥东最早的名字。归善县肇建之初，这里“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县治虽在白鹤峰下，但史料奇缺，经济社会状况概莫能考。及至宋代，这里才生齿日繁。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北宋元丰年间，惠州太守、钱酥筑水东路，连接两城。十余年后，苏东坡谪惠，这条路似乎专门为东坡打造，让他免遭跋涉之苦，从而对惠州留下不错的印象，最终购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
一座古城，既是岁月堆积的美，也是人心凝聚的美。明万历初年，一座水东新城拔地而起，“垣高九仞，雉联百里，楼橹刁斗，革笥木荐，无所不备”。明代岭南大儒张萱称赞归善县城是可与周文王之灵台、灵沼媲美的“灵城”，理由无他，唯“众心成城”耳。
这座“灵城”里，有可以媲美罗浮山、惠州西湖的惠州人文地标——白鹤峰，这里的东坡故居是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个苏东坡出资购地、设计、营建的住所，更有德有邻堂、思无邪斋、翟夫子舍、林婆卖酒处、娱江亭、迟苏阁、硃池、墨沼、松风亭、嘉祐寺、钓矶等令人向往的苏迹。在明崇祯四年（1631）的《惠景全图》上，我们还能见到始建于元代的归善县学宫，整个建筑气势恢宏，精致完美。学宫之前是与府城西湖相对应的东湖，“碧水澄泓，人文攸繁”。城外，是风景优美的观澜书院，以及星罗棋布的大小湖塘。水东街更是一片歌舞升平景象，清人任昌诗在《循州竹枝词》云：“包公巷口酒楼开，赢得酒人得得来。闲倚阑干听歌舞，紫云一曲遏云回。”
归善县城建成后，惠州古城正式形成“一街挑两城”的格局，在中国城池营建史上独树一帜，开创了府城与附郭县城隔河观望又相距较远的范例。此举的一大利好，是让两城之间的水东街成为商旅的辐辏之地。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让水东街的富庶甲于惠郡。清乾隆年间，聚集在水东街的各类商会、店铺、商号共有两百多间，而商会的活跃，正是水东街商贸发达的主要标志。清末，随着惠州成为中英通商口岸，外国的火水、火柴、洋布、西药、食品等经香港大量涌进惠州，粤东所出产的海产、食盐、粮油、木材、柴炭等也集中惠州，更使水东街商业日益繁荣壮大。经济活动的频繁，也造就多元文化碰撞，客家、潮汕以及广府文化在水东街兼容并蓄，交融渗透，并由此孕育出了骑楼建筑文化。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一个城市的生命和灵魂，来自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文化内核；一个城市的品位和底气，离不开强大的文化自信与不竭的创新动力。如今，桥东街道正奋力打造“一核两带六区”时尚魅力旅游岛。其中，“一核”是深挖归善古城中轴线历史文化保护核，“两带”是恢复归善古城历史文化景观带、玖玖如意行环岛游览带，“六区”是指打造东湖旅店秘密“大营救”红色体验区、骑楼商业文化展示区、苏东坡文化展示区、惠新西街—桃子园明清民俗文化展示区、黄家塘文创活力区、北宋东平窑陶瓷非物质文化区。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水东面貌将唱响“古城新韵”，焕发出全新魅力。
岁月刻记着历史，历史渲染着文化，文化印存着记忆。将水东的历史记忆留给后人，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责任。这正是我们编纂《寻忆水东——归善县城的文化遗韵》的意义所在，希望读者通过这本小书，能够认知桥东、了解桥东、热爱桥东，从而融入古城的生命里，和她一起呼吸，一起成长。
（本文内容节选自该书前言）
供稿 | 王晓娜
编辑 | 姚纪芳
来源 | 羊城晚报出版社
实习编辑 | 谢宛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