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博物馆序厅的“历史大道”

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文化）

铜爵（二里头文化）

出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商代象牙杯

白地黑花龙凤纹瓷扁壶（元）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二里头文化）

何尊铭文上的“宅兹中或（国）”

铜牺尊（西周）

■ 范语晨 文/摄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中国考古博物馆序厅的正中，有一块铜镜状的圆形区域，上面镌刻着李大钊先生的这句话。而通往那面“铜镜”的，则是一条长长的标注着刻度的“历史大道”。

初冬的一个周六，北京飘起了零星的雪花，是个容易生出怀古思绪的日子。当我带着初雪的寒意走进中国考古博物馆、踏足这条绵长的历史大道时，内心有种奇妙的震撼：百万年的人类史、万余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沿着一个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延伸向前。真切的时间仿佛模糊了，我慢慢向前挪步， “现在”的所指不断变幻，前方和身后的时空都变得无比旷远……

震撼之余，这座保存着6000余件来自田野考古一线文物的博物馆，还讲述着孜孜不倦的寻觅，启迪着更深沉的思索：站在“现在”的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解锁那“无限的过去”的？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共识曾历经了多少沧桑演进？无限的未来又将朝着何处绵延？

顺着“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五个专题，我似乎在文明的隧道中呼吸、穿行，透过或平凡无奇或美轮美奂的文物，“触摸”曾被尘土掩藏的文明。我们来时的路正在一点点被勾描清晰——这里有刀光剑影，礼乐觥筹，有对美的永恒追逐，有不断觉醒和创造着的鲜活生命。

考古之“考”

今年9月看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的消息时，我在期待之余更多的是好奇：公共博物馆中陈列的文物，源头本就皆为考古发现。那么这座博物馆区别于故宫、国家博物馆的特色是什么呢？“考古”二字如何体现？

而入馆细细观之就能发现，如果说在别处看到的文物展陈，重点在于呈现“古”物的面貌，那么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则让公众看到了“考”字蕴含着的理论与实践——考古学这个冷门学问，如何寻找、研究、论证并保存文明的痕迹。

“这是真的出土马车还是复制品？”

与其他观众一样，在看到“历史大道”两侧的两架庞大的商代马车时，我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博物馆的讲解员给出了答案，这的确是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实物，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马车。马车出土后，考古工作者采用整体套箱的方式，将它们从遗址移到博物馆，并在实验室展开了长期的考古研究工作。而如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巩文所说，马车的实物展陈就是为了呈现考古实践中整体套箱的方法，让参观者感受野外的发掘环境：“考古学的田野发掘都是在野外现场，受到天气、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难以开展精细地发掘。整体的套箱搬迁，是考古学的一种重要手段。”

知晓两驾马车的来历，让我的心态有了点小小的变化，似乎自己不仅是一个文明隧道里浮光掠影的观察者，而一定程度上代入了探索者的角色，开始关心自己看到的每一件文物，是如何被发现、被挖掘的。步入一个个主题展区后，博物馆的展示思路再次让人耳目一新：与其他博物馆主要遵循历史发展时序来呈现一个个精美文物不同，这里的展陈凸显着考古学的思路，主要以遗址、遗迹、墓葬为单元来集中展示，并在文物展柜上方的展板中，附上遗址遗迹的发掘全貌图，以及发掘、论证过程的文字说明。那些在重大遗址遗迹发掘中作出贡献的考古学家，如夏鼐、李济、郭沫若等先生的生平，也与遗址一道整体出现在展陈空间中。

因此，参观考古博物馆要比想象中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甚至有些烧脑。因为在这里，中国文明史上每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图景，都被博物馆力图以全貌的方式去客观钩沉。观众需要同时动用许多知识系统，补齐脑海中的文明地图，理解历史的枝枝蔓蔓，而非仅仅去鉴赏文明的“高光时刻”。循着博物馆的展陈思路，我第一次绕到文明的熠熠光彩背后，去看文明诞生的漫长岁月。

颇具趣味性的是，在文物展品中间，展览还穿插着一些独特设计，考古工作者使用的手铲、测量工具、无人机等设施设备及其用途，都在这里展示了出来。考古的成果与幕后故事，在这里一样被尊重、被关注。走在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汉长安城、唐长安城的展区之间，仿佛看到，那些片段的、残破的遗迹遗物，在一代代考古团队的努力下，还原为昔日的城池与烟火。

在展馆精心布置的 “动手区”，欣喜地将手伸进透明盒子的圆孔内，触摸到的是数千年前的陶器残片的质感和纹路。此刻，我感受着尘土遮盖下的历史“碎片”，也共情着、敬佩着那些发现历史的考古人。

何以“中国”

博物馆二层“文明起源”区域洞穴般的四壁、幽暗的环境和头顶上的点点星光，让人仿佛真的回到了人类学着使用简单工具的石器时代。而只消顺着台阶往上一层，我们就从“洞穴”中走了出来，映入眼帘的是三层展厅入口“宅兹中国”四个端方的大字。展厅入口背景以青铜绿为基调，宣告着中国的青铜时代从此开始。

“宅兹中国”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而言，意味着什么？身为华夏儿女，我在此次观展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通过目睹文物实证，理解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腾，对“中国”二字的意义有了更加具象和更加深切的感知。

龙山文化晚期，许是由于气候环境变化或人口剧增，满天星斗的邦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黄河中游的洛阳盆地，却在适宜的耕种条件下孕育起更加成熟的中原文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超大型都邑崛起，华夏文明由多元的古国时期进入一体的王朝时期。地理、政治和文化上的天下中心逐渐奠定。

文明的整合与加速发展，必然伴随着共同文化意识的形成。博物馆三层陈列的一件“超级国宝”证实了这一点——朝着观众聚集最多的地方走去，原来，这就是21世纪初出土的、大名鼎鼎的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只见，一条通体蓝绿色光泽的长龙静卧于展柜之中，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龙形器原本放置在贵族的墓主人身上。据讲解，这些绿松石片原本粘嵌在木、革等有机物上，这些有机物早已腐朽，所幸龙形图案仍相对完好，清晰可辨：龙头呈扁圆形，正中的鼻梁由青、白玉柱组成，鼻头是一块完整硕大的绿松石，两颗圆润的白玉为其“点睛”，颀长的龙身则摆成优美的曲度，栩栩如生，龙的腰部还有一个铜铃。

形态之美妙、色彩之绚丽，让你很难相信，这鬼斧神工般的制作，来自3000多年前的夏朝。

绿松石龙形器之所以成为“超级国宝”，当然不止因为它惊艳的外观，而是因为它被认定为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据考古学家推断，它所在的时期，二里头聚落已经具备了东亚地区超大型都邑的内涵与气象，是中国古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表征。而神龙则成为王者和国家的象征，被塑造在二里头的各种器物上。此后，龙的形象逐渐归于抽象和统一，成为商、周两代青铜器纹饰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也在不断地嬗变演化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在夏朝的文化遗址中找到了依据，“中国”这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地理概念，则来自西周初年的一份“青铜档案”——何尊铭文。何尊铭文发现的曲折过程，被详细呈现在展厅之中。青铜器何尊于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直到1975年，其上的铭文才被发现。这段122字的铭文是周成王对宗室子孙的训诰，他在训诰子孙要不忘初心、效法父王的过程中，讲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作出营建东都这一决策的经过。铭文中，“中国”两字第一次作为一个词组出现。

仔细观察铭文拓片，“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这句话被醒目地圈出。这里的“中或（域）”，就是中国一词的最早写法。而这句话引用自周武王，大意是：“我要住在中国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可以说，这是目前可考的最早的“中国”二字，承载着周王朝一个历史性的宏图。

而如今，距离“中国”二字出现被铭刻于何尊之上，已过去了3000多个春秋。在历史的演进中，“中国”一词的外延不断扩展。我想，何尊的主人应该不会失望——镌刻在方寸之间的“中国”二字没有被时间的洪流磨灭，今天，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命名，无数炎黄子孙的心都为之所聚。

美的历程

从“文明起源”一路看到“民族觉醒”，我深深感佩于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的韧性，也惊叹于中华文明对美的追寻，始终贯穿在生产生活之中。在整体性的仓储式陈列，那些精美绝伦的物件难掩光彩，向我们展示着古老文明走过的美的历程。

在文明的童年，美是朴拙却充满想象力的。大量的石制切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在“文明起源”主题区展出，这些简单的工具不仅用于劳动生产，也切磋琢磨出了神秘的美感。在新石器时代不同形状纹饰的陶罐、陶盘之间，一只陶瓶上立着的飞鸟十分夺人眼球——这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件器物，距今约4800年，出土于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文物形状像一个瓶，中间空心，顶部高而尖耸，就在耸起的尖头上有一只立鸟形象，因而名为立鸟异形陶器。器身两侧，还各有两处翘起的突出，像是也长了翅膀一般，整件器皿虽然静置，却充满腾飞的跃动感。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形状承载着先民怎样的想象，有学者根据出土位置和陶器上鸟的形象预估，这是与太阳崇拜有关的器物。

对山川日月的抽象认知、对自我的观察审视，也已经成为新石器时代先民的自觉。陕西宝鸡北首领遗址出土的陶人面像展示了仰韶文化早期中国人的长相，而与立鸟异形陶器出土于同一遗址的大口陶尊上，则出现了“日、月、山”等形状的刻画符号，被认为是象形文字汉字的雏形。

而到了青铜时代，礼乐文化的形成，让美的形象兼有典雅与奇谲之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是独属于中国的酒器造型，其特征是，流至尾的长度与器身高度相等或更长，爵身束腰，三足尖细，俊雅飘逸至极。

而青铜时代酒器作为重要的礼器，其造型之丰富远超过我们当代人的想象：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的铜牺尊，竟是一只怪兽形状的酒器！器身为一站立状怪兽，兽首前瞻，顶有柱状双角，兽鼻隆起，耳细长而竖起。腿短而粗壮，短尾呈三角形。铜牺尊背部有盖，盖钮为一只站立凤鸟，项背附着一只行走着的卷尾虎。胸前及臀部各附着一只卷尾龙。整个器物形状神秘奇绝，又富有灵动的意趣。

陶器、玉器、青铜、绿松石、礼器、乐器、装饰品……越来越多的物质元素都在远古先民的手中，焕发了不可思议的美感与仪式性。而步入中华文明的壮年，当我们一睹汉唐之风韵，明清之炫彩时，会发现随着生产力的飞跃与商贸人文的交流，中华文明对美的追求走向开阔与多元，不断超越着一时一地，呈现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大千气象。

她的传奇

除了玉石、青铜、陶土外，由于大象的密集活动，象牙也是古代中国河南地区较早使用的一种物质材料。而迄今为止发现的古代最为珍贵、制造工艺最高、雕刻花纹最为繁缛、镶嵌绿松石的大型象牙容器——绿松石象牙杯，就陈列在今天的中国考古博物馆中。

而生前使用这大型象牙杯的主人，则比象牙杯本身更加传奇。她就是妇好。

在做考古博物馆的攻略时，最吸引我的，莫过于馆藏中大量的妇好墓出土文物。虽然此前在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中已经欣赏过妇好墓的专题展，但，妇好实在是太特殊的一位女性——她的存在太令人震撼，又过于久远，我们如此渴望知晓她的故事，却很难通过更多的文字史料还原她的面目。

所幸，妇好墓作为目前唯一没有被盗掘过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成为商代文物一个宝贵的“时间胶囊”。其中文物的丰富度与完好度都比较理想，共出土器物1928件。我穿行在妇好墓文物的多个展柜间，静静地想象妇好的一生——

她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当然，与那时所有的女子一样，她只是64位妻子的其中之一。在男性绝对主导的王朝中，一位王后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抵不会留下太多痕迹。

而妇好却不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军事，这两项国家最重大的、在那时绝不可能有女眷参与的要务，妇好都在其中担当重任。看，展柜里，是大量她使用过的兵器，两把纹饰庄重典雅的大型铜钺，它们见过妇好的将帅英姿——她作为中国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将军，率部四方征战，讨伐土方、征伐东夷。据甲骨文记载，武丁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是妇好率领13000人征伐羌方。驰骋疆场之外，妇好还是一位卜官，掌握着祭祀大权，常常主持各种重大祭祀活动，是武丁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

于是，凭借极强的个人能力与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妇好奇迹般地冲破了“王后”这一身份对她的定义，赢得了被历史书写的资格。在她30多年的生命结束后，武丁将妇好奉为神灵，享受祭祀。

不过，在看到司母辛鼎的相关介绍时，我们依旧能够嗅到，在男性主宰的王朝权力斗争中，即便是强大如妇好的女性，也有许多难以跳出的桎梏与无奈。作为商王之妻，她虽征战疆场，但为王室诞育子女，依旧是妇好的头等责任。在甲骨文的记录中，妇好生育了男孩“孝己”。在妇好生前，武丁就将孝己立为太子。在妇好墓随葬品中，包括司母辛鼎在内的5件青铜礼器均为儿子孝己为其母所做的祭器。然而，妇好死后，孝己被武丁的其他妻子所谗害，放逐而死，并未继承商王王位。

看到这里，令人禁不住想，在商朝王室之中，作为女性群体的“异数”，妇好在登上男性垄断的政治舞台，赢得尊崇的过程中历经了怎样的艰难？是否也承受着被误解、被质疑，以及内心的煎熬？

……

可惜，妇好的内心世界同她的面貌一样，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我们也很难用今天的观念与心境去妄加揣度。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妇好的一生超越了她的时代对女性的规约，在女性寂寂无闻的历史中留下了回响千年的声音。

又或许，还有其他如妇好一般的女性，曾在自己的时代不寻常地生活过，却仍未被我们发掘。我想，那些仍在继续的考古实践，可能会带来令人惊喜的答案。多么期待，在勾描中华文明走过的路途时，更多女性的身影能够浮出历史地表，补写“她”的世界，“她”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