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西洋知识，其中就有关于埃及历史的相关介绍，这些介绍激发了国人的研究兴趣，推动了一些政人学者开展对埃及历史的记述活动。可以说，传教士的早期介绍对国人输入与传播埃及历史知识具有前期铺垫之功。

1840—1860年，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编纂了《四洲志》《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外国史地著作，其中包含了对埃及历史的相关介绍，这成了早期国人记载埃及历史的切要之书。

1861—1911年，在国内埃及历史知识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旅行日记和亡国史译著两种记述形式。这一时期，以斌椿、张德彝、王韬和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记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一些赴埃的国人目睹了埃及真容，接触到了新鲜的历史信息，通过整合这些“信息资源”，以文字记录其所见所闻，开始书写一部部精彩绝伦的埃及见闻录。与此同时，伴随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国开始出现埃及亡国史研究热潮，其中以麦鼎华译介《埃及近世史》（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版）与赵必振翻译的《埃及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最为著名。

1912—1949年间，报纸与期刊中记述的埃及历史知识在数量和内容上均有明显进展，记述内容更为深刻、系统、精准。埃及历史的记述群体日益扩大，以夏鼐为代表的专业学者开始出现，并编纂了专门记述古埃及文明的系列文章。

要之，新中国成立前夕中文文献中对埃及史的相关记载成果对于促进埃及学的建立与成长、构建埃及学根基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整体而论，这些记载与认识总体水平还不高，尚未从认识层面过渡到学术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人对埃及历史的撰著研究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埃及史研究成就斐然、逐渐走向繁荣。在埃及学学术研究领域，许多埃及通史著作纷纷出版，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数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周启迪的《古代埃及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海利的《埃及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等。

与上述三部埃及史著作相比，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李晓东教授撰著的研究古埃及史的力作《古埃及极简史》有其自身鲜明特色。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较为清晰地再现了古埃及历史发展的演变趋势及动因，“于简捷中观大势，在大势中寻动因” ，这即是作者致力于写作极简史的初衷所在。拜读之余，笔者认为本书的主要特点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和以往出版的埃及通史著作相比，本书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一改编年体的体例，以专题性质呈现，以“一条大河的智慧凝聚”为总体思想，着重对埃及历史大势及其动因进行清晰而深刻的概述，使读者以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或了解埃及史。

其二，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书通过历时性的梳理，从历史走势、政治经济大势、内外战争大势与宗教信仰大势四个视角概括分析古埃及历史大势，以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把握古埃及历史的时间走势轨迹”。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其著作中阐明了历史的基本含义：“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历史的基本特征即以时间上继起的先后次序为起点纵向书写历史，本书首先在书中列出古埃及历史大势年表，有意勾勒古埃及历史脉络，体现历史的历时性及纵深感。该书第二章“古埃及历史大势之惑”着重探索“历史大势背后的动因”，即以共时性向度，立足当下的历史现实，按照“向后思索”的方式，来探寻古埃及社会现实背后的动因。对古埃及历史大势所映射的内在共时结构的分析，对我们深入认识古代埃及史，掌握古埃及历史大势之动因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其三，作者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古埃及历史进行宏观分析与微观探讨。首先从宏观上对古埃及历史大势及大势之惑进行总体分析，勾勒埃及历史基本轮廓，认为“观其大势可统领认识把握全貌，亦可于宏观上认识其发展规律”。在微观上则选取人物、战事、建筑三大角度，臧否核心人物，描绘重大战事，评析建筑文化，并进行了清晰而深刻的分析与论述。该书结构严谨，脉络层次清晰可辨，使读者既能在宏观上对古埃及历史形成整体认识，又能在微观层面上对埃及的关键人物、战事、建筑有具体的了解，对古埃及历史有更深层次的体认。

其四，作为一部通览埃及历史的专著，《古埃及极简史》以“大学者写小书”为要旨，在研究过程中秉承学术性与普及性并重的原则，将学术著作的严谨性与普及读物的可读性有机结合，既对专业埃及史学者特别是研究生有一定的启发，同时也为业余爱好者提供了一定的学习平台。

此外，本书语言简洁、平实而不流于肤浅，尽量避免运用艰深晦涩的专业术语，文中多运用导图概述章节主要内容，以呼应其“极简”主旨。要之，该书是一本专家学者与普通读者都可以阅读的学术著作，极简而不简单，简洁而不失厚重。

作者陈德正，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金亚洁，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