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还剩最后几天，岁月却难以用“静好”来总结：

最近，红海及其附近海域局势趋于紧张，并外溢威胁到阿拉伯海的航运，多家国际航运公司暂停红海航行，全球供应链将迎来新一波动荡。

另一方面，美国对芯片的担忧仍在蔓延，12月21日，美国商务部将开启新一轮针对美国芯片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基的调查，以应对依赖中国芯片供应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

以上两则，不过是阿信打开微信随手摘取的日常新闻而已，但却可以用来完整投射出过去几年全球的大致状态：不确定性风起云涌，冲突争端此起彼伏。

背后的症结，大概率就这3个字——供应链。从地缘政治到各国的经济往来，再到我们每天真真切切感受到的生活，莫不如是：

从美国到日韩再到欧洲，为啥这些国家都在频频提及越南、印度？

越南、印度真的会替代我们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吗？

为啥在芯片等领域，总有人想将我们的脖子死死卡住？

工资为啥这几年总是长不起来，年轻人找份工作为啥这么不容易？

……

这几年，虽然也产生了从供应链视角出发的海量讨论，但它们中绝大部分往往都是根据新闻报道等二手信息进行的表象拼凑。

例如提到印度、越南这两个口口声声要替代中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不少人总是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国家的种种劣势，而提及印度劳动力的质量，国人更是从来不敢恭维，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绝不可能被替代。

但这些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叙事，过于一厢情愿地描画世界的真实状况，只会造成战略性的误判。

印度钦奈的女工完成手机安装的接线速度，并不比中国深圳、东莞、昆山的工人慢。

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很多中国员工在操作切换中会放下镊子，整理之后再拾起镊子。而印度女工则会将镊子夹在无名指和小指中间，无须切换，节省两个动作。

这里年轻女孩的表现跟 30 多岁的熟练工人相比并不差，动作甚至更快。

而越南的追赶脚步则越来越近，从纺织开始，沿着家居、电子逐步向机电领域爬升。而在培育越南产业链方面，中国厂家其实也是急先锋。

它们在中国积累的经验，也会逐渐复制到越南和印度。

这段极具现场感，且充满了细节的难得观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天津大学兼职教授林雪萍。

在与产业界接触20多年，每年走访数十家工厂，与无数工程师、企业家、管理者、智库、官员、投资者交流之后，林雪萍逐渐摆脱埋头查文献的做法，对中国供应链的复杂性有了全面而深刻认知，并写成了这本书——

《供应链攻防战：从企业到国家的实力之争》

在林雪萍看来，供应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供应链已经成为国家的角力场。

中国制造既需要科技突破的“攻坚供应链”，也需要面向普通就业的“民生供应链”。一个国家整体供应链的焕新，意味着新生代充满了机会。

《供应链攻防战》是一本难得的清醒理智之书，一本谋国之作，从供应链角度剖解当下的大国碰撞与全球化变局，梳理制造业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书中海量的一手案例，更为阅读增添了一种行业解密的酣畅淋漓之感。

深入实地与一线调查研究，在一个信息通过网络就触手可得的时代，林雪萍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种对知识、对国家的责任感。

每一个关心自身未来、企业发展、国家前途的读者都会开卷有益，这是一本真正能拓展新知、打开眼界的作品。

一种统一看问题的视角

一个国家供应链的强弱，跟人们朴素的认识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异。

美国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但中国制造的出口贸易依然表现出极大的韧性。

当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频频“断供”，试图切断华为的供应链时，后者依然表现出令美国政府惊讶的生命力。

美国在本土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却离不开中国的光伏电池板；福特汽车的动力电池，离不开宁德时代的技术。

虽然美国是全球高科技的霸主，但显然无法通过简单的手段将另外一个国家的供应链轻易排除在外。

大而不强，是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一种很常见的描述。

但是，当中国“大企业”与跨国“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对抗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会弱不禁风？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20年前，中国本土的工程机械市场，几乎都被美国卡特彼勒，日本小松、日立等品牌占领。而今，三一重工、徐工机械和中联重科在很多细分领域主导了中国市场。

这种对抗已经在东南亚甚至在北美市场上演。尽管就整体核心技术能力而言，这些企业或许无法直接跟卡特彼勒、小松等对抗，但这并未影响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崛起。

显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包括大量来自企业边界之外的能力，这正是供应链的隐形力量所在，它超越了单一企业的对抗。

人们熟悉的“卡脖子”这个概念，展现了一种“非它不行”的控制力。控制力也需要嵌入整个供应链才能发挥作用。

没有芯片，一台电脑固然无法制造出来；但缺少包装，电脑就无法出厂，芯片的价值也无法实现。在某种意义上，一块价值千元左右的芯片，和制造电脑所需的数百个螺丝钉，以及几块钱一个的包装纸盒，都是紧密相连的。

不同的价值要素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创造完整的价值体系。供应链的高效运行，离不开连接力和控制力的相互作用。控制力与价值稀缺性有关，连接力则与高效运营相关。

然而企业也有国家属性，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意志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投射到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中，从而影响供应链的形态。因此，供应链是可以被设计的，这既涉及重新开始进行哺育，也涉及对原有供应链的加强。

《供应链攻防战》指出，从供应链的连接力、控制力和设计力的视角去看，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答案。

连接力

过去20 年，中国制造表现出蓬勃的活力，得益于中国供应链的高效运转。无数条供应链互相交织，庞大的人力物力与之匹配，形成了复杂而稳定的系统。

隐藏其中的连接力，是供应链的本质特性。

邵东打火机能够十几年不涨价，一直卖一块钱还有利润。这种令人惊叹的现象，背后是一套高级的人工组织的方法。

邵东分布着大量精细分工的小企业。它们甚至只靠一道工序，就能在当地打火机产业中生存下来。其中涉及化学品、塑料件、小弹簧等工序，很难被外部企业模仿。供应链连接力发挥极致的作用，确保了该产业很难被搬迁到越南。

在中国，作为成品制造商，无论是电脑厂、机床厂，还是汽车厂，都可以看成是供应链上的链主企业。它们正在被寄予新的期望。

链主企业可以直接购买成熟零部件，也可以躬身入局与上游供应商一起投入研制。如果链主企业能与上游供应链进行深度合作、联合研发，那它对供应链的提升将是决定性的。

当上汽通用五菱开始将方向盘的受力分析告知上游控制器厂商、当沈阳机床厂将使用数据提供给上游轴承厂商的时候，控制器和轴承厂就可以大幅度提升能力。

当然，连接特性不仅体现在作为链主的龙头企业，链主也并非只是在供应链的末端。供应链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有链主意识，它可以向上游或者下游传递自己拥有的知识。

如果每条供应链都变得强壮和紧密，就会让中国制造产生极大的韧性。

全球自行车齿轮霸主日本禧玛诺，对于个人用户喜好的认知，甚至高于捷安特、LOOK这样的自行车整车大厂。同样，它对于钢铁冷锻技术的理解和掌握，也超过了它的设备供应商。

上下游企业都喜欢与禧玛诺合作，因此成就了自行车变速箱的霸主。

对于供应链的上下游而言，订单只是交付凭证，企业之间的默契、配合、信任与深度交流，才是供应链韧性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连接力也并非牢不可破。

苹果手机在中国制造的产能超过了全球的90%，其中半数的新品都在郑州富士康工厂生产。这不仅增加了本地就业，也带动了大批精密制造设备商和材料商的发展。

如果苹果决定要搬迁到印度，富士康大概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能完成相当产能的迁移。这些产能可能会永久性丢失，也可能会导致周边设备商同步搬到印度。

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变化是，全球新一轮工厂建设潮正在开始。新的连接区域开始诞生，而原有集中工厂的活力会受到削弱。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连接力被削弱，就会导致供应链能力等级的恶化，从而阻碍中国制造向更高价值链攀升。

保护供应链的连接力，是相关产业刻不容缓的行动。

控制力

连接力为供应链提供了高效运转的效率，但就跨国企业的布局而言，其一直通过控制力来形成对供应链的价值主导权。

芯片被“卡脖子”成了社会焦点，其实芯片只是一个代表，“卡脖子”现象广泛存在，正是跨国企业对于供应链拥有优势支配力的一种表现。

2016—2019年，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采购的超过200万元人民币的科学仪器中，包括解析蛋白成分的质谱仪、高分子材料含量分析的光学色谱仪等国产率不足 1.5%，而光学显微镜国产采购率为 0。

如果没有这些仪器提供的数据，很多基础研究就无法完成。

如果把大型设备或者仪器打开外壳来看内部构造，“卡脖子”的零部件比比皆是。当人们在车间或者实验室里看到各种进口品牌的设备时，难免会有“万国设备博览会”的感慨。而且不容忽视的是，很多国产设备的内部构造也是“万国部件”。

供应链的控制力无处不在，这正是先行者利用领先优势从供应链上攫取丰厚利润的手段。跨国企业以其技术领先性或者产品独特性，在供应链成百上千的连接点上，实现了对关键节点的控制，形成了对供应链价值分配的话语权。

正如国内手机采用的芯片基本来自英国 ARM 和美国高通，射频滤波器来自美国的 Qorvo，电容来自日本村田，成像传感器来自日本索尼。在这些控制节点上，呈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来来往往只能缴纳高昂的“买路钱”。

跨国企业控制的不仅是某种零部件，它也会蔓延到上游设备和材料。

在曲面显示屏领域，日本和韩国已经牢牢掌握了上游的蒸镀设备和工艺。为了防止中国过快发展曲面屏，日韩限制向中国出售这类设备，从而保护曲面屏领先者的产品线的生命力。这是防止竞争对手同路径超车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很多跟控制力相关的话题，往往凸显出“卡脖子”现象。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这些“卡脖子”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技术缺陷所导致，而是规模不经济性所形成的。

例如很多海洋传感器需要依赖进口，但这类传感器往往高度细分，每种细分产品的产值实在太低。几乎没有企业会为了进入一个只有两三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市场而花费巨资研发。

由于市场太小，没有成熟的供应商，企业只能自行研制大部分部件，投入产出比很低。因此这类产品也会呈现出一种“卡脖子”的样子。

对于供应链控制力的突破，领头羊企业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

华为在 2023 年 9 月推出的 Mate60 手机，具备卫星通信和 5G功能。这部手机看上去是采用了 7 纳米制程的芯片。而且按照日本拆解的分析报告来看，这款手机没有美国的零部件。

这意味着，从芯片设计与制造到手机供应链，Mate60 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由于这部手机同时采用了华为的鸿蒙手机操作系统，软件与硬件之间的资源能够无缝集成和一体化优化，可以缓解功耗过大易发热的问题。

这是工程化技术和大工程组织的胜利。

华为用了 4 年时间，完成了 13000 颗以上的器件替代开发、4000个以上的电路板反复换板开发。虽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也表明链主企业可以通过强大的组织能力，通过供应链的联合创新，局部实现突破。

华为在重压之下体现出来的韧性，从某个角度反映出供应链的竞争正处于深度胶着状态。

理解制造的差异性和供应链上各个企业的作用，对于理解控制力的形成和“卡脖子”现象会有较大的帮助。

设计力

供应链的大变局，是从供应链“脱钩”或者所谓的“去风险”开始的。

这一举措强化了供应链的国家属性，削弱了供应链的全球公器属性。如果美国执意限制芯片被中国使用，同时限制使用中国零部件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全球会进入两套供应链的时代吗？

这类问题其实并不陌生。二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从未停止过限制商品流动。

如今美国不允许提供给华为等企业的芯片设计软件，历史上曾经对中国处于全面断供状态，直到 1996 年之后才对中国市场开放。但跟其他很多产品一样，都有精度上的限制和要求。

可以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长期处于断供状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就像一个阀门，有时候打开得多一些，有时候关得紧一些。

商品的生产者也是博弈中的一环，如果一味听从政府的禁售，高技术公司也会丢失中国市场。商业组织并不乐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它们更欢迎自由的流动。这让设计力容易变形，因此很难形成两套系统。

但是，也并非毫无可能。如果过度强调国产化率，而且逐级国产化，可能会引起跨国制造商的集体反对。

任凭供应链带有越来越强的地域属性，有可能会形成“采用中国零部件的产品只能在中国销售”的局面。这是一种僵化的供应链，一旦达到极致，就会变成区域性自给自足的循环。这并非好事，更广阔的全球市场拥有更丰厚的养分。

供应链设计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寻求再次融和以及反脱钩的力量，成为国家和企业的重大命题。由于供应链走向节点分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中国制造走出去、“再出海”也成为关键选项。

中国需要在全球系统性投放制造能力，出海的中国企业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单打独斗去闯荡市场。军队普遍采用的“合成营”“合成旅”的作战编制，同样适合中国企业。

以前出海企业也许能够带动自己上下游的供应商一起行动，但现在更需要有金融、情报、物流等多种力量的伴随。

例如在东南亚扎下深厚根基的日本制造，正是靠着财阀集团的“合成营出海”方式，日系汽车击溃福特、通用、大众汽车等竞争对手，在印尼市场占有率超过 95%。

这些欧美车企遭遇的不仅是日本汽车制造商，还有日本的物流商贸公司、金融贷款、抱团的汽车零部件商所形成的完整的供应链绞杀。

在当前国家参与的力量越来越显著的时候，中国企业的供应链组织方式也需要重新设计，在全球市场应对国家级的角力。

回溯经济史，没有哪个大国可以不经由成为制造强国而领世界风骚。谁忽视了制造业的价值，总会在事后反思甚至后悔。

失去了制造业，丢的不仅是就业，更是产业能力。

中国供应链早已不是对着别人的图纸、在别人的设备上、用着别人的原材料做组装，而是全球范围内少有的产品解决方案供应商，提供包括工艺、材料、设备、工程师和劳动力组织等解决方案。

然而新冠危机、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危机……乌云密布、变局横生的全球化，使全球各地的供应链都承压，中国供应链压力更大。

如同一位在海外建了多家工厂的制造业单项冠军负责人所说，“我们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

中国制造发展太快，产能不断增加，在很多行业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要，只有走出去，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但如果世界市场开始分割化、安全化、朋友圈化，那我们的进入就没有那么顺畅了。

当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不再只是效率，而是受到安全因素、价值观、大国博弈与竞争、地缘战略兼容性的影响时，这对中国无疑是一个全新而艰难的考验。

当然我们也无须过度紧张。中国供应链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是诸多因素聚合的结果，不可能被轻易撼动。

对中国来说，我们还有时间窗口，要理性而积极地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