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22%——这是截至2022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意味着，“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的目标提前实现。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工作迈入换挡提质的下半程。新阶段有哪些新任务，又有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10月31日，在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3”上，与会专家围绕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建言献策，为奋进新时代贡献力量。

清华大学党委原常务副书记、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姜胜耀在致辞中表示，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成为鲜明主题，要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对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全面把握新型城镇化面临的趋势特征，准确理解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方向重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原副司长周南针对城镇化“下半程”，提出四个“两”的举措建议：一是关注“两个群体”——针对即将或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要为其提供一定工作岗位，同时故乡的县城要做好接纳准备；针对新生代，特别是90后、00后农民工，要加强培训，特别是企业组织的、有针对性的培训，提供保障性住房供给。

二是区分“两类城市”——针对目前的主要流入地，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落户政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与水平，逐步培育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形态；针对具有潜力的流入地，应鼓励利用自身优势发展能吸纳劳动力的产业，扩大技术工人的培训规模。

三是推动“两项改革”——按照常住人口统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确定教师警察等人员编制；推动居民在常住地或就业地参加社保。

四是建好“两个平台”——人口统计与服务平台，和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障信息服务平台，将其作为下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保接续等工作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认为，要构建城乡融合新形态，需从城乡二分转变为城乡融合思维，形成包括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镇、村的城市体系，促进都市圈形成从村到城市的连续体，认识到大城市郊区化的必然趋势，推动县城承担枢纽功能。要重构乡村系统，分为人口流入村和人口流出村两类乡村来考虑：人口流入村要关注流入人口平权问题，将其纳入城乡连续体；人口流出村要关注人的归宿和村庄人气提升，注重耕地、宅基地整合，推动一县一业的产业体系和精致农业道路，促进村庄建设有机统筹。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张杰分享了文化保护传承引领绿色更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思考。他表示，城市更新国家战略中的四大类型对象包括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和城中村，其中老旧厂区、老旧街区两类涉及文化保护传承、功能环境提升的综合目标。围绕上述对象和目标，在文化引领方面，需要构建反映中国城市历史文化的完整保护要素体系；在绿色更新方面，需要整合文化、质量、碳排放等因素，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同时完善绿色更新的量化评估方法。

清华大学教授、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秘书长李政就“我国实现碳中和未来的路径和政策措施”进行主题发言。他认为，与美、欧、日等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双碳”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李政研判我国碳减排路径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期”，城镇化将继续较快推进，二氧化碳排放实现达峰后稳中有降；二是2030—2050年“碳排放深度减排期”，城镇化进程放慢并趋于稳定，低排放和零排放技术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全经济尺度全温室气体范围减排将加速；三是2050—2060年前“碳排放中和期”，剩余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负排放技术和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发挥重要的抵消作用，到2060年前实现全部温室气体中和。该路径的实现，需要从终端能源消费、工业、建筑、交通等方面共同发力，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同时处理好发展安全和绿色转型之间的平衡。

记者郑新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