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小梅的父亲去世快一年了。吃饺子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她总是下意识地看向沙发，那是父亲常待的地方。

“他从来没来过我的梦里，但我经常能在一瞬间看到他。”

常小梅的父亲叫常志强，生于1928年2月，儿时家住南京大光路八宝前街1号。如果南京大屠杀没有发生，当时的他应该正在期待即将到来的10岁生日。

那年冬天的情境，晚年的常志强说过很多次，常小梅也陪着父亲说过很多次。破城而入的日本侵略军，堆满尸体的街巷，极度安静后的哭喊，倒在血泊里的母亲，哭着吮吸奶水的弟弟……“父亲说，脚踩在地上都是黏的，到处都是血。”为了讲述这些经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成了常志强最常去的地方。但常小梅说，在更早之前，父亲从不踏足那里。

不苟言笑的父亲

在常小梅的记忆里，父亲很少露出笑脸。不与她亲昵的父亲，不愿背她的父亲，和身边人保持着距离的父亲，总让她觉得疏远。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一天，她陪父亲回到夫子庙小学旧址，年过耆耄的老人，眼里突然满是光亮。“这是我以前上学的地方！老师在弹琴，我们小朋友围着琴转圈拍手……”那是常小梅从未见过的眼神，“那一刻我才知道，父亲也能露出这样的笑脸。”

渐渐地，她知道了越来越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细节，那些都是父亲失去笑脸的原因。

目睹父母和弟弟们的惨死后，常志强辗转来到难民区，又在数月后回到太祖母家，和老人们相依为命。“我问父亲，在太奶奶面前有没有哭过，他说没有。”一阵沉默之后，常志强又说，他都躲在被子里哭，在没人看到的地方不出声地哭。

再后来，为了讨生活的常志强卖过油条和烧饼，在南京郊县贩米，也在紫金山上拾过柴，用来生火烧水。“父亲说松果燃烧后会散发香气，他到现在都记得。”那是常志强苦难童年中为数不多的亮色，能撕开痛苦裹成的茧，让他短暂地喘一口气。

“笑由心生，一个人内心塞满了痛苦，笑从何而来呢？”她理解了不苟言笑的父亲。

纪念馆外的徘徊

1985年，纪念馆建成开放。但出乎大家意料，常志强并没有走进去。“他经常在馆外一圈一圈地绕，就这么待上半天。”家人问原因，老人说，一到那里就会想起遍地的尸体，满眼的血腥，实在不想回忆。

改变发生在1997年。当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常志强一夜无眠，终于决定打破半个多世纪的沉默，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材料，送到纪念馆。“他们不是不承认吗？我活着，就是最好的见证。”他对常小梅说。

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常志强远赴日本参加幸存者证言集会，带着研究者指认亲人遇害地点，参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纪录片拍摄……轮椅上，他的身影日渐佝偻，却还是毫不犹豫地前往一个个现场。

常志强再也不在馆外徘徊了。他常常在纪念馆的“哭墙”前停留许久，在心里描摹至亲们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找回他本该拥有的人生

常志强晚年最常去的地方，除了纪念馆，就是夫子庙。“祖父在夫子庙最热闹的巷子里开了家杂货店，巷子后头就是白鹭洲公园，父亲记得湖里的芦柴和荷花，还有冒气的甜汽水。”常小梅陪着父亲回忆夫子庙的点滴，听父亲唱《苏三起解》，那是祖父教他唱的。

“如果一切都没发生，这就是他本该拥有的人生。”常小梅决定帮父亲找回1937年之前幸福的童年。

从2016年开始，常小梅主动让父亲画画、折纸、做手工。“父亲很会画画，几笔就能画出孔雀和兔子。”每次画完，常志强都会在画纸右下角署名“大龙”，那是他的乳名。到了春节，老人还会用糯米粉为每个孩子捏生肖属相，这也成了大年三十全家人最期待的新年礼物。

常小梅喜欢将父亲的画作和手工拍下来，发在社交平台，配上短文和音乐，记录他的老年生活。“人从呱呱坠地到老态龙钟，画了个圈，人生就是让圈尾去接圈首，是圆梦的过程。”她希望尽其所能，为父亲圆梦。

这是每个人的“12·13”

陪伴父亲的同时，常小梅还有另一份重要责任要担。“一次坐远途火车，邻座的小伙子好奇地问我，当年南京真的死了那么多人吗？”常小梅意识到，她和父亲的声音传得还不够远。

2017年，常小梅在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的鼓励下，尝试为父亲写书。《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5万多字，4个章节，囊括常志强从幼年到鲐背的80余年岁月。“现在这本书已经有了中、英、日三个版本，它会带着父亲的故事和那段历史去到更多人面前。”

常小梅相信每个个体所蕴藏的力量，更相信凝聚的力量。不让历史因久远而被遗忘，不让和平因触手可得而觉得稀松平常，在铭记历史、珍惜和平这件事上，每个人都有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这不只是我父亲的经历，不只是南京这座城市的经历，这应该是每个人的‘12·13’。”

新江苏客户端·中国江苏网记者 柏丽娟 喻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