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先生（章静 绘）

记得我十三岁从浙江余姚西部一座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深深地烙入少时的脑际。后来才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说起来，这四位乡贤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如王阳明继踪宋儒陆九渊，创陆王心学；朱舜水东渡扶桑传播朱子学；黄宗羲乃《宋元学案》的编撰者；至于严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当时已能背诵；但我走上研究宋代文学之路，并非源自“故乡情结”，却是另有缘由。然而在余姚县中时代，的确培养起对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

1955年夏天，我负笈北上，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各校名师宿儒纷纷云集未名湖畔，可称是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林庚先生在四十年后用他诗人的语言写道：“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我和同窗学友共同领受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埋入书林学海；课堂上听到的是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的文学史系统讲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语言学课程，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外专家的专题选修课；看着北大图书馆的骄人典藏和种种全国一流的教学条件，庆幸自己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度过了两年名副其实的苦读生活。然而，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打断了这个进程，在左批右批声中一时颇感迷茫。幸而嗣后的“教育大革命”和“学术大批判”却意外地把我引向宋代文学研究之路。

事情的起因有些偶然：一位受到“大批判”的老教授发话：“你们能‘破’不能‘立’！”这一下子刺激了我们全班七十多位同学的“革命积极性”，倡议自己动手编写一部文学史，“把红旗插上中国文学史的阵地”。这就是震动当年的所谓北大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红皮”《中国文学史》。在组织各断代编写小组时，先由同学自动报名，大都集中在唐代和明清；我因对各代文学都有一些兴趣而又毫无专长，就由班上分配在宋元小组，而且被指派为负责人。对于这部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红皮”文学史（包括翌年的再版本），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当会作出应有的历史评判；就我个人而言，首要的是得到继续攻读的机会，不像其他年级同学纷纷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去了；而且阅读的范围不再漫无边际，相对集中于宋元的文学史料和文化典籍；同时锻炼与提高了科研能力和写作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虽然世事多变，一波三折，断而复续，续而又断，却一直与宋代文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1960年我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文学研究所，并在该所古代文学研究组工作。一到所，立即投入组里正在进行的另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宋代部分正缺人手，我因在大学时期的上述一段经历，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唐宋段的编撰任务。从此把自己的治学领域和主攻方向正式地确定下来。

文学研究所也是名家荟萃之地，为我提供了学习请益的好机会。当时的所长何其芳先生强调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属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何先生的这些思想是作为文学所的“所风”建设提出来的，给我以很深的影响。所里又为每位初来的年轻研究人员指派一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钱锺书先生。钱先生以他并世罕见其匹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在他和余冠英等先生的富有启发性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个集体项目中所承担的编撰任务，并结合编撰工作，或别有心得，或利用占有资料之便，独自发表了一些论著，如关于杜甫诗、柳永词等多篇论文，《宋代散文选注》的编选，都是其时的“副产品”。

在文学研究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间，最大的收获是受到对学术规范、学术道德乃至学术伦理的颇为严格的训练与具体的教育，同时初步具有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独立工作的能力，然而，“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我国的学术发展出现一个断裂层，我的研读生活也在劫难逃地留下了一段可叹的空白。

1978年3月我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我们的国家也迈进了新时期，迎来了科学艺术全面繁荣的春天。我一面教书育人，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唐宋文学史料学等课程；一面依旧做着自己钟爱的唐宋文学研究。这时的研究，既作为教学的学术依托与支撑点，保证教学内容的充实和不断更新；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互动互补关系中，求得科研选题、内容保持鲜活的时代特点。这时的研究，又与过去那种“以任务带研究”的方式告别，完全能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的特点、禀赋素质的长处与短处，合理地选择课题：由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此时的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具体来说，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

一是苏轼研究。早在北大编写文学史时，我便是修订版《苏轼》一章的执笔人。初次接触苏轼遗存的作品，就被他的那种文学艺术上的“全才”特点所吸引。在他的宏博的文化知识、成熟的艺术技巧、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验面前，在无限广阔、难测其深的“苏海”面前，我错愕，我惊服。虽然受制于当时“左”的社会思潮，我还是明确地肯定他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后来文学研究所编写的文学史，其《苏轼》一章也是我写的。由于通读了苏轼的全部诗词作品、大部分的文章以及其他背景材料，似乎写得更充实、更细致一些。然而这个开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迫中断，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重新进行苏轼研究已到了1978年，我在当年《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评法批儒”运动时对苏轼“投机派”“两面派”的指控，这是第一篇为苏轼辩诬“正名”的文章。这一论辩实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但又为今后自由探讨苏轼的历史真面目创造必要的前提。后来我感到，苏轼毕竟主要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问题，对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发生过影响，继续探讨仍是必要和有益的；然而他的政治态度毕竟已属于过去，而他留给后人的巨大文化遗产却仍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的作用。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不能不放在对于他的文学创作的探讨上。

依据这种理解，我便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如《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谈起》等。同时编选了《苏轼选集》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选录苏轼诗词文三百多篇，分体编年，“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断以己意；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以及对理解苏氏作品有关的材料，另立“附录”。由于以学术研究的态度从事编选，此书曾被有的书评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获得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生活体验的积累，我又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他的人生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于是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方面的探讨。如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辛退居时期心态平议》等文。前篇对苏轼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中的思绪变化，儒、佛、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颇为精细的剖析，不仅指出其淑世精神与虚幻意识的并存，还着力发掘他在虚幻性感受中深藏着对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并进而详细分析他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使他对每一个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答案和适应办法。此文曾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从政治家的苏轼，到文学家的苏轼，再到作为文化型范的苏轼，我近二十年来的学苏治苏过程大致如此。这个过程也反映出国内苏轼研究的发展走向，我的研究与之同步。我已把有关苏轼论文十六篇辑为《苏轼论稿》，在台湾出版，其增订本《苏轼研究》（收文二十四篇）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书曾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著作二等奖）和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二是散文研究。相对于苏轼研究这个“热点”，宋代散文研究却处于颇为沉寂的状态，难点和盲点甚多。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曾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等文，只能看作初涉这一领域的粗浅习作。1978年后，先后写了《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1984）、《苏轼散文的艺术美》（1985）、《苏辙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色》（1987）、《苏洵散文与〈战国策〉》（1988）、《论散文家王安石》（1988）、《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1990）等文，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选》（此书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七八种散文选本，开始了对宋代散文颇见系统的研究。

其中的体会是，第一，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杂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在我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关于文学性散文这一概念的确定，一直存有歧义。我认为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列名宋代古文六大家的曾巩，以说理文见长，有着“擅名两宋，沾丏明清，却暗于现今”的奇特历史遭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人按照现代文学散文概念观照的结果。如果认真清理和总结我国古典散文的理论成果和写作经验，探明我国散文已经历史地形成的独特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事实上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中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曾巩在各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并分析了“敛气”“蓄势”“文眼”“绾联”等写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审美因素。我们对于诗、词、戏曲、小说等的批评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术语，而且诗话、词话以及戏曲、小说理论批评资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和编辑（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词话丛编》等），相对来说，“文”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尚未科学建构，遑论熟练运用。古代散文研究中的当务之急在于对前人已有的诸种批评范畴和术语，如“气”“势”“法”之类加以系统地梳理，并予以准确稳妥地现代阐述，这些范畴和术语绝不仅仅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技巧问题，更是直接与散文的美学内涵相关。因此，全面地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便势在必行。我近年来努力于《历代文话》的编纂，希望能为我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部基础性的参考文献。

第二，对宋代散文的总体把握与对北宋各大家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我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视为宋代散文“稳定而成熟”的风格，或谓之“群体风格”；同时逐一巡视北宋六家各异的创作历程，探求他们在“群体风格”基础上的个人风格，以确立他们各自的文学意义与历史地位，力图勾画出北宋散文演进的轨迹。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较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谓欧氏向尹洙学习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欧氏的抉择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体风格”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丰富内涵。但我对南宋散文的发展脉络尚未有明晰的把握，当在今后继续努力。

三是宋词研究。我大学毕业后发表的最早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宋词的，即《也谈姜夔的〈扬州慢〉》和《谈谈宋词和柳永词的批判地继承问题》。这是因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不研究作为宋代文学标志性成果的宋词。但我对这个课题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是围绕苏辛词派和“苏门”词人作了重点论析。

较有影响的论文可举三篇。一是《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对词学研究中关于“豪放”“婉约”之争的一大公案，本文跳出以往仅从艺术风格着眼区分二者的格套，而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指出应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思路或切入口，因而获得夏承焘词学奖（论文一等奖）。二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此文着眼于苏轼、秦观的题材相同或相近的诗、词作品，进行多方面的详细对照、比勘，认为秦观诗虽有“词化”倾向，但基本上保持着诗与词的传统界限；而苏轼却“以诗为词”，但又“没有使词与诗同化”，“仍然十分尊重词之所以为词的个性特性”。此文在对照比勘的方法运用上颇有新意，因而获得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是《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对秦观名词《千秋岁》及一组和词（共九首，同时人和后人所作）的分析，认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元祐党人对贬窜岭南等地各具不同的三种心态。

其实，这三种对逆境的不同心理反应，大致能概括旧时遭受贬谪的士大夫的一般类型。此文力图以小见大，从一组九首和词的罕见文学现象中，挖掘其背后所蕴藏的特殊意义，因而也为学术同道所重视。此外，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宗旨，我还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一书，收入近三十篇代表日本词学研究水平的论文，并撰写长篇前言，向国内词学界介绍日本词学研究的状况、方法和特点以及成就突出的词学家，以有助于国内的词学发展。

四是专题性的综合研究。我近三四年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一是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前一项着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团：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幕府集团、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嘉祐举子集团、以苏轼为领袖的元祐“学士”集团。他们都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学群体，具有代代相承、成一系列的特点。

我试图在详细描述这三大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它们与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词文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又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群体的特定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些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等。这项研究尚在进行之中。

《宋代文学通论》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由我和几位研究生共同撰著。此书由“绪论”“文体篇”“体派篇”“思想篇”“题材体裁篇”“学术史篇”“结束语”七部分组成，共五十万字。我们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用以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一条块明晰、各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参证的有序结构，或可在现有通常流行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的底蕴，便于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也便于表达我们学习宋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和体会。比如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宋代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从“雅、俗之辨”“尊体与破体”等角度来观察宋代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体的时代特征及其嬗变，等等，虽不敢自以为定论，却表示我对于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的努力，对于宋代文学研究有所突破的一份期待。

以上文字均写于1999年1月。2000年，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在复旦大学成立，我被推举为会长。此后，除了继续推进以上各方面的研究外，我也时常需要更多地关心当前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建构与发展导向。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宋代文学研究存在着重词轻诗文、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我称之为“三重三轻”。经过学界同仁近二十年的努力，这一偏颇格局得到了明显改观，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其实，前两点也集中体现在“轻南宋”上，因为南宋中小作家数量庞大，还未得到充分讨论，对南宋诗歌发展脉络的梳理，也远不如北宋之明晰，散文方面更处于被严重遮蔽的状态。这与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是很不相称的。

我认为南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它虽是北宋文学的继承与延伸，却不是“附庸”。这一百五十多年的文学历史呈现出诸多重大特点，如文学重心在空间上的历史性南移，而作家层级却又明显下移，文体文风上的由“雅”趋“俗”，文学商品化的演进与文学传播广度和密度的加大，都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

反观我国南宋史研究界，近年来有长足的进步。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陆续推出“南宋史研究丛书”，还多次召开富有成果的学术会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课题：“重新认识南宋”。南宋现存一百卷以上别集的作家有相当数量，就“前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这一课题而言，展开南宋文学的全面研究，对我们调整研究布局，提升学术水平，是具有某种战略性意义的。

有感于此，我与门人合作撰写了《南宋文学史》（2009），并就南宋作家作品也尝试写了一些文章，比如《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2010）、《杨万里的当下意义和宋代文学研究》（2010）、《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2012）等，虽然乏善可陈，权当引玉之砖吧。

近年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党争、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的新兴交叉类课题，我将它们戏称为“五朵金花”。这五类课题，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文化—文学”的展开思路。这是对之前从文学到文学的单向、封闭式研究模式的突破：在时间维度上融入空间维度，以个体为单位转向群体研究，从文本的赏析阐释导向它与更广阔、更繁复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探求。我们只有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这类交叉研究内在地要求我们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必画地为牢，自为畛域，应以更为宽阔的学术怀抱，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不应该满足于个案，更不能停留在“碎片化”上，而应该着力于学理性建构。所谓学理性建构，就是要有贯穿性、整体性的宏观思考。比如内藤湖南等学者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就是一个重要的、有生命力与生长点的宏观性论断，虽然这个命题还有许多局限性，有些学者称其为“假说”，甚至带来了一些学术视野上的遮蔽，但是它对于我们的文学研究无疑仍然具有启迪意义。无论继续补充修正，还是予以辩驳质疑，这种宏观的理论思考，都是我们的研究应有的关怀。

我陆续主编了“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一辑（2005）、第二辑（2010），并撰写前言《重提“内藤命题”》，就是希望能够借助日本学者的成果，激活我们对这一理论的持续思考。后来又主编了“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2013）、第二辑（2019），也有类似的考虑。只有在踏实钻研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提升、提炼带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才能真正推进我们的研究。我已无力在这些领域推出成果，但是看到一辑又一辑年轻学者的论著出版，心中仍充满期待。

钱锺书先生以渊博闻名于世，广大精微兼而有之，宋诗研究则是他创造的学术世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生前出版的著述中，已有丰富的宋诗研究资料。《宋诗选注》从普及性选本优入宋代诗学经典之林，其作家小传与注释尤为学界奉为圭臬。日本著名宋诗专家小川环树先生评云：“由于这本书出现，大概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必须改写了吧。”1948年问世的《谈艺录》作为诗话，其论析重点就是宋诗和清诗；1983年进行增补，篇幅几与初本相埒，并有对宋诗更精彩、更细致的分析与观察。他的《管锥编》中也有不少论及宋诗之处，甚至旧诗创作和小说《围城》中，也包含启人心智的评论宋诗的见解。因而，我们早就认识到，研究宋诗已经绕不过他这座高峰。当时我也不揣固陋，写过一些文章。

钱先生1998年辞世后，从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钱锺书手稿集》，其第一部分《容安馆札记》更引起学术界一片赞叹而又惊愕之声。此书三大册，共评析两宋诗文集三百六十余种（北宋七十家，南宋近三百家），我们从中辑得约五十五万字，相当于又一部《谈艺录》，在研究钱先生的宋诗观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手稿集的第二部分《中文笔记》二十册，于2011年出版，也有论及宋诗的重要篇章。钱先生这批手稿，随笔挥洒，涂抹勾乙，目力不济者阅读为难；他的笔记草楷杂用，龙飞凤舞，不熟悉其手书者辨认不易；更由于广征博引，出入诸部，无一定学术功底者艰于理解。

我自知不是解读这批珍贵史料的合适人选，但时时为其所吸引，禁不住在“钱学”之畔窥视徘徊，粗有涉足，撰写了《〈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初读〈钱锺书手稿集〉》（2005）、《〈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2006）、《〈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2012）、《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2020）等文。眼看十多年过去了，以手稿为主要对象进行宋诗研究的成果，颇显冷落，不免有寂寞之感。《钱锺书手稿集》这座宝藏，我们真该好好利用。

十余年前，我曾以南宋赵蕃“难斋”自勉。赵蕃暮年命名自己的书斋为“难斋”，乃取“末路之难”之义（典出《战国策 · 秦策五》）。年华老去，“末路”即人生旅程之晚年不请自来。晚年之难，一言难尽，思维迟钝而新知锐增，精力不支而杂事丛脞；衰病日寻，犹白香山所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更是难逃之劫。赵蕃期以克服“末路之难”为暮年人生的追求，努力在文化事业上续有建树，不失为老年人的好榜样。如今，人至耄耋，学术创造已有心无力，但我将继续关注走在大道上的宋代文学研究，只要我们咬定目标不放松，勤勉刻苦不懈怠，宋代文学研究必将有更璀璨夺目的未来。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第二辑）

王水照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宋代文学通论》（增订本）

王水照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宋代文学十讲》

王水照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