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世界的思想家对中国的关注不仅久远，而且关注的问题多聚焦于中国的哲学、宗教、道德、文学、语言、文化等领域。20世纪阐释中国问题的德语文论，出自汉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等学者群体。他们大都从西方自身的问题或者具有普遍性的世界问题出发，借西方的概念范畴来理解“中国”，并透过“中国”来反观自身，在此基础上汲取中国经验、变革思维。针对他们各自的阐释路径与研究方法，可概括出以下五种理论范式。

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的《易经》读解，蕴含了西方人在20世纪初面对危机与转型时对于人类命运的新思考。他由中国的“整体性”思维出发，实现了对西方重视因果律的思维传统的突围，并且借助《易经》的“变易”思想重组中国文化图像，反观、修改西方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

德国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家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中指出，“模件体系”在古代中国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生产方式，“模件体系”生产的成品物美价廉，在实际应用上有其强大的功效。由此，雷德侯将西方工业化以来的现代标准化生产设置为中国古代模件体系的对话对象，其用意在于一方面阐明中国的“模件体系”立足传统的创新机制；另一方面反思西方一味求新求变的创新机制，以及将创造力定向于革新的狭隘视角。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许多著作都是用德语写成的。荣格从《易经》《太乙金华密旨》《慧命经》《西藏度亡经》《涅槃道大手印瑜伽法要》等中国典籍中分析出大量探讨心灵和心理的内容，这些内容与西方心理学研究的问题相关，但又以完全不同的考察视角和思考方式弥补了西方科学心理学的不足。荣格以“无意识”观念为中介，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提炼出“自性化”“积极想象”“共时性原则”等概念，并将其融入分析心理学核心理论框架，使中国古代思想在西方分析心理学领域生根发芽。

德国美学家、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也是将“中国”作为方法，借中国思想，尤其是道家哲学中“阴阳平衡”“互补”“无为”等观念，来反思和弥补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不足。此外，他从格式塔心理学出发，分析了以太极图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图形，阐释了太极图所蕴含的视知觉现象与其内部结构的规律，并将太极图与西方艺术进行类比，指出了中国美学思想与西方艺术精神的契合之处。

海德格尔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译了《老子》前八章的内容，并就道家思想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此过程中，海德格尔以萧师毅为中介来领会《老子》，将老子的“道与言”思想整合至西方哲学传统，当中虽有误读却激发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自我转化。

海德格尔吸收并转化了“道”的三重含义，并赋予三者“同一中的差异”的含义，在此过程中东西方哲学在最根本概念上相遇并碰撞，成为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一个契机。老子的“道与言”思想为海德格尔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诗性思维方式”，由此指引他走上了新的“道路”，即通过道家的诗性言说展开与古希腊哲学的对话，并以此促成了西方形而上学在新时代的开启。

匈牙利的卢卡奇也是以德语写作为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在其论著中提及“中国”的次数并不多，但是从他对中国革命、艺术、天文学等方面的间接认知可以勾勒出他的中国印象，当中有主观臆测的成分，亦可见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之情。另外，他关注中国是出于解决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现实需要。他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往往局限于其革命理想产生的驱动力，其印象中的中国文化更多地归属甚至等同于对东方的整体想象，而他在论著中引入“中国戏”“中国舞蹈”“中国革命”等事例，目的是阐述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

布莱希特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十分关注毛泽东，到晚年时又特别推崇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他从毛泽东《矛盾论》中汲取了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与“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方面的思想，在其戏剧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戏剧小工具篇》《戏剧小工具篇补遗》《舞台上的辩证法》中进行了美学转化，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一是以歌德的《浮士德》为例，说明戏剧当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是什么；二是以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纳斯》为例，阐明戏剧当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相互转化。这当中既涉及演员表演的方法论问题，又包括对剧情结构的分析，并提出诸如“剧情要以充满矛盾的方式展开”“演员的表演与体验既要融为一体又要主次分明”等具体的美学要求。

本雅明在《单向街》中讨论了中国誊本，将它视为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并通过将誊写比作在乡间小路行走，将阅读看成是从飞机上俯瞰而过，引申出誊写之于“文学文化”的重大意义，从中折射出本雅明文化批判的主旨：提醒现代人不应遗失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反思在“进步”风暴裹挟下的现代人的生活与现代文明。

本雅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画展》中，通过林语堂对中国书法动态特质的说明来理解中国书法，但并未直接使用林语堂阐明中国书法的关键概念——“气韵”与“结构”，而是将中国书法定义为“思想”与“图像”相融合的艺术，并借助他在《相似性学说》《论模仿能力》中提出的“非感性相似性”概念来说明书法的动态特质，进而洞察书法笔画同自然生命之间的相似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对中国誊本和中国书法的美学阐释，唯有置于西方现代笔迹学尤其是“立体笔迹图像说”的背景下，方可获得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他从林语堂对中国书法的说明中获得启示，同时依托但又不局限于彼时欧洲笔迹学的研究成果，将笔迹学转化为一种抵达人类本质与生活的美学，创生出中国书法的异域性读解，极具启示意义。

德语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理论范式，既是重塑中国经验的批评实践，又可视为西方传统在反思自身的过程中与中国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前者体现为德语文论家自觉运用基于西方文化土壤的概念范畴、理论范式，来理解和分析来自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革命实践、文化传统等。后者体现为德语文论家有意识地将中国经验纳入自身的理论框架，将直接的或间接的中国经验作为解决西方问题的方法与路径来看待。因此，20世纪德语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理论范式研究，应该着眼于将“中国”与“西方”视为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学术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方能准确定位中国文论的未来方向，积极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作者：马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