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1个月的“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明确指出坚决打击“网络厕所”“开盒挂人”等行为。
“网络厕所”，这个乍一听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名词，实际上是指一类匿名社交空间。根据平台不同，“厕所”的载体分为 “BOT”账号、贴吧、群组等，但表现形式较为统一，即通过匿名投稿、隔空喊话等方式，发布针对特定群体或个人的嘲讽讥笑、恶意评价、诅咒谩骂等信息。
在这一灰色空间内，发布者得以尽情宣泄人性的阴暗面和负能量，恶意弥漫、戾气滋生，成为网友眼里乌烟瘴气的情绪垃圾场，因而“厕所”之名颇为贴切。眼下，“网络厕所”文化已经产生远超“亚文化”“小众领域”认知的污染性和杀伤力，俨然成为互联网公害，治理刻不容缓。
二次匿名之弊
回溯“网络厕所”文化最初走进人们的视野的契机，必须要提到一场悲剧。
2022年7月26日，中国香港一位网名为“依奈”的18岁女孩，在爬上香港天水围天逸邨的一座高楼后，开着直播一跃而下，当场身亡。种种迹象显示，依奈坠楼前，曾在一个名为“康帕斯隔空喊话BOT”的微博和相关QQ群组里遭受到了许多恶意中伤。
依奈自杀事件，令以“BOT”为介质的网络匿名社群及一群热衷于隔空喊话的“厕弟”“厕妹”短暂地曝光在了主流媒体报道和普通网友的视野中。一年后，这些隔空喊话账号未见任何收敛，被纳入本次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是意料之中。
“BOT”，全称ROBOT，翻译成中文意即机器人。微博“BOT”账号往往围绕特定主题，将接收的匿名投稿按照统一格式发布，在运营时坚持“去人格化”，故而账号持有者以“机器人”自称。
每一个“BOT”账号，都聚集了一批拥有共同兴趣爱好、共享共同价值取向的趣缘群体。这其中，内容众筹性质的“BOT”账号主要分为知识呈现型、文学分享型、情绪主题型、群体发言型等几类，多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信息获取需求、人际关系需要，因为极易吸引同类、引发情感共振，已经成为颇受欢迎的信息分发方式。
但与此有别的是，各类匿名喊话“BOT”，从“网络厕所”这一称呼即可看出，其呈现出一种多元与冲突、无序与混乱的状态。喊话“BOT”接收的投稿，通常以情绪发泄与人身攻击为主，运营者对内容不加审核、不筛恶意、不负责任。此时，“喊话”之要义与建号之初衷，更贴近于帮助用户完成互联网发言的二次匿名，而非正向的分享与互动。
进入网络社会后，匿名化生存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虽然通过网络公共账号匿名喊话并非新现象，为人所熟知的形式有高校表白墙、情感求助树洞、各类吐槽君等。但近些年，匿名化网络群体进行二次匿名处理的趋势愈演愈烈，从微博“BOT”账号活跃、互联网“MOMO大军”崛起、匿名社交软件繁荣中可见一斑。
现阶段，绝大多数网友都是处于后台实名、前台匿名的上网状态。二次匿名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个体在面对算法推送和大数据技术侵蚀个人空间时，对个人隐私和发言自由的捍卫与争取。但是，当二次匿名令发言者进一步完成了互联网空间的去身份化，网络实名制的威慑力被架空，社会道德的约束力被消解，个体在这样的双重掩盖下，常常暴露出更多人性的阴暗面。
与“MOMO大军”为掩盖自己数字足迹的伪群体匿名不同，“网络厕所”的存在几乎彻底掩盖了言论发布者的痕迹，且“厕所”内部缺乏规则和规范的约束。伴着戏谑、发泄、不负责任的心态，“畅所欲言”发展为“为所欲为”，一些人的言行滑向了暴力失控的深渊。
走向畸形的圈层文化
这些“BOT”账号，背后指向的是一个个不同的圈层文化。
在信息时代，圈层文化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而亚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加入，令圈层文化更丰富与包容。但某种程度上，一些走向畸形的圈层文化并未扩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反而加剧了封闭与固化。
圈层文化的诞生，依靠成员间的频繁互动和随之生成的社会习惯，身处“圈层”的群体成员，常因视野狭隘滋生偏激的思想，表现出对“圈外人”的明显区隔与排斥。
正因如此，“网络厕所”的成立者、关注者、投稿者，几乎不寻求路人的理解，并通过解构文字语言，设计一套随时更新的谐音词、小众梗等，人为制造沟通壁垒，避免被他人窥视。例如把“爸爸妈妈”叫作“豹豹猫猫”，“捅死”写作“铜丝”，“健人”意即“正常人”，“4000+”是“死全家”的意思，“小姐姐”是褒义，但把“姐”字替换成“解”，“小解解”就成为了一种带有恶意的表达……这种自创的语言体系和由此构成的准入机制，一方面带来了群体内高度共鸣的仪式性狂欢，一方面又加剧了他们与外界的价值观割裂，同时还规避了社交平台的审核机制，令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他人评头论足，施以语言暴力。
活跃在喊话BOT里的“厕弟”“厕妹”，具备了集体高匿名、圈层强封闭的双重特性，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享受着“畅所欲言”的安全感。这正是群体极化下的网络匿名社群文化可能会带来的“回音室效应”——“圈子里的人”立场和意见已经固化，拒绝“圈外人”的窥探，拒绝信息的客观交流，继而将滋生的戾气肆意传递，对正常世界失去了应有的同理心和道德感。
据媒体调查发现，“网络厕所”的关注者、投稿者，有不少是未成年人。在随心所欲地对他人发起审判时，他们言论之残酷如同冷峻的刽子手，流露出对道德与法律的无知，仿佛不懂得泄露个人隐私和无端人身攻击他人的严重后果。但二次匿名和BOT存在本身，却侧面证实了他们同样深知网络暴力的可怖：若将同样的想法发泄在个人微博，考虑到自己也有被人肉和攻击的可能，恶意通常会有所收敛，情绪也不会表现得太过极端。
这是在“厕弟”“厕妹”眼里，喊话BOT作为“保护伞”的存在价值；也是在“清朗”背景下，“网络厕所”作为戾气集中地必须尽快整治的理由之一。
在无序中重塑有序
若说一刀切关闭所有的喊话“BOT”，揆诸现实并不可能。正如网络暴力治理人性之困一般：人的情绪是一体两面，负面情绪永远无法赶尽杀绝。其实，圈层文化现象是正常人际交往的形式之一，想要在“匿名规则”中获得自我暴露的机会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喊话BOT本身的传播路径与扩张是无序的，带来的连锁反应并不可控。
BOT账号的运营者严守“机器人”的角色，通常以不主动掺杂价值观倾向的“中立”立场出现。但在“网络厕所”已成公害的背景下，“中立”是一种不存在的立场。不引导、不筛选，就意味着放任与纵容。没有明确规则和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小众圈层在无序发展中囿于“信息茧房”，裹挟偏见与傲慢，冲击着大众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令错误思想观念不断扩散，强烈影响着未成年个体价值观的形成。
“网络厕所”这一名词首次在“清朗”专项活动中出现，既折射整治迫切性，也凸显问题严重性。疏于监管的“网络厕所”，已经带来了几种显性危害：一是在言语攻击之外，有人不合法地披露“被挂者”个人私密信息，触犯了法律红线；二是饱含恶意和极端戾气的谩骂和仇恨，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网络暴力，甚至引发自残自杀等悲剧；三是言论发布者的匿名和恶意本身的隐蔽，都增加了受害者的维权难度，网络实名制的约束力由此被架空。
前段时间以来，《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陆续发布，其中，前者明确纠正“法不责众”的错误倾向，提出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应当依法严肃追究，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后者界定网暴范围，明确网络暴力信息是指通过网络对个人集中发布的，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以及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道德绑架、贬低歧视、恶意揣测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要解决二次匿名化带来的举报难、处置难，我们有必要以法律重申言论自由的边界，在无序中重塑有序。如今，国家开展“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社交平台必须做到“守土尽责”——进一步落实网络实名制，增加屏蔽词范畴，加强审核力度，畅通举报投诉渠道；有关部门也要“与时俱进”——关注到网络暴力的新形式、新变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审查，在专项行动期间坚持重拳出击，从严查处一批履责不力、顶风作案的网站平台，从而形成有力震慑。
直面恶意的“源头”
网络信息治理的特殊性在于，事前预防的效果永远高于事后救济。在这场扫除戾气的行动中，围观群众的讨论往往聚焦在“厕弟”“厕妹”的极端言论与一些恶性事件上，极易忽略“网络厕所”出现的根本源头。
一个认知错位是，路人眼中戾气爆棚的情绪垃圾场，在“厕弟”“厕妹”眼里是自由表达情绪和肆意发泄负能量的乌托邦。
喊话BOT最初诞生之时，并非携带多么邪恶的目的：许多人只是因喜爱共同的明星或者动漫、游戏等聚集在一起，偶尔吐槽或发泄网络生活或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并在评论区网友的附和里寻求理解，获取一定的认同感与存在感。渐渐地，这种内部认同感发展成对外界的绝对排斥，只有在小圈子内抱团才有“安全感”。在缺乏约束与引导的情况下，“厕弟”“厕妹”对生活丧失信念、对生命失去敬畏、对他人失去共情，继而酿成了诸多的悲剧。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诸多“网络厕所”的使用者们，正在饱受心理问题困扰而不自知。事实上，越来越多处于青春期，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因为学习压力、成长压力、家庭压力等早早地囿于心理困境，甚至演变成心理疾病。他们身上的负面情绪与戾气，并不会随着“网络厕所”的关停凭空消失，而是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引导与开解。
鉴于“网络厕所”文化涉及到的群体主要是未成年人，我们有必要持续探究“使用者”的心理动机，认识到有关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严重性。学校与家长在积极引导未成年人远离不良网络文化的同时，也要正视并正确看待青少年“成长的烦恼”，避免将一切负面情绪都粗暴地归类为“青春期叛逆”和“无病呻吟”，倾听他们的声音，及时带他们寻求医疗帮助，全方位织密心理健康防护网。
唯有从源头探究并消除恶意诞生的土壤，才能彻底扫净互联网戾气带来的阴霾，防止它们一时消散却又卷土重来，真正让阳光照进这一方隐秘的角落。
评论员:赵晓昕 编辑:卢婷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