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晚期 朱书扁陶壶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
中国人对红色情有独钟，且有着孜孜不断的追求。至少在四千多年前，当人类用器上出现红色文字符号那刻起，红色就与中华文明牢牢联系在了一起。
红有自然红，秋了的爬山虎，初升的旭日，又如黄昏的晚霞。红也有人工红，而最令人钦佩的就是古人可以把人工红向自然红靠拢，并赋予其贴切优美的名字，比如胭脂红、霁红，这也是中国瓷器的发展脉络，古代工匠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丰富了红色且更为自然。
清康熙 窑变釉尊
观复博物馆藏
然而炉温有高低之别，色有深浅之分。在色釉瓷中，高温红釉可谓是最难烧、最让历代帝王头疼的一个事。因为高温红釉是以铜做呈色剂，而铜对温度极其敏感。要想达到纯正的红色，炉温要达到1300度，并且在烧造时的温差上下浮动仅10度左右。在柴烧和没有温度计的古代，想烧出纯正红色几乎全靠天成。
唐代 长沙窑铜红釉执壶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其实我们古代烧造高温铜红的历史最起码有近千年的历史。根据目前的考古和实物发现，唐朝长沙窑已经出现高温铜红釉。虽不知古人是有意或无意，但那耀眼的光芒让瓷器从此有了热烈。
金代 钧窑“三潭印月”盘
观复博物馆藏
金代钧窑就是古人有意呈现红斑，天青釉下那一抹抹色斑仿若虹道流霞，让天空不再沉寂，让大地有了光芒。而钧窑红斑瓷器也是以高温铜来呈现的，由于其发红色之难，因此钧窑收藏中流行“钧窑挂红、价值连城”之语。其难烧程度可见一斑。
元代 釉里红地白花暗刻牡丹纹玉壶春瓶
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开始景德镇出现釉里红，它也是以铜做呈色剂来绘画，在窑炉之中高温呈现红色。但是尽管元朝瓷器烧造水平很高，元青花更是享誉海内外，但目前发现的釉里红实物中，发色鲜艳的釉里红却属凤毛麟角。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牡丹玉壶春瓶
观复博物馆藏
明朝推崇火德，服色尚赤，又因帝王姓朱，所以明朝建国后，朱元璋在洪武二年景德镇御窑厂恢复生产后，釉里红的复烧也在期待之中。但由于烧造之难，多以失败告终，发色乌黑为其常见事。稍微发色纯正鲜艳的往往都是天价。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
香港佳士得成交价（港币）78,520,000元
比如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出一件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最终以7800余万港币成交。这在今天也是妥妥的天价。其实这件玉壶春瓶的纹饰和器型也是洪武时期比较常见的，就是它的发色为其一大亮点，最终天价成交。购买者为一位博彩业大亨史蒂芬﹒永利一掷近八千万拔得头筹，并将这只宝瓶慷慨捐赠予澳门博物馆永久收藏。
明嘉靖 祭红釉双耳炉
故宫博物院藏
明嘉靖 矾红釉描金双系罐
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高温红釉的烧造之难，以至到了明朝嘉靖之后基本停烧，多以低温矾红来代替。
清康熙 霁红釉梅瓶
故宫博物院藏
清朝以降，康熙平定天下，官窑再次复烧。高温红釉也在复烧之列，并且又出现郎窑红这类新品种。但现存的康熙霁红瓷器中烧造完美者可谓凤毛麟角，发色多紫黑，呈色亦不均匀。足见尽管康熙时期瓷器烧造技术已经很高，但对于霁红的控制还是很难。具体有多难呢？引用道光时期龚旬亦所编《景德镇陶歌》中的话：“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抟烧百不同。”
清康熙 郎窑红直颈瓶
观复博物馆藏
郎窑红亦然，它是以康熙时期督陶官郎廷极来命名的品种，以铜在高温还原反应中呈现。但成功烧成一件也并非易事，故而十分名贵，更是出现“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我们馆藏的这件郎窑红直颈瓶为郎窑红典型器，其“脱口垂足郎不流”的制作技艺令人称赞，但红釉之中夹杂黑点，也恰恰体现了郎窑红的烧造难处之所在。
红色这种自然散发的高贵不仅让历代帝王与文人倾心，时至今日红色依然流行，它让黄色更加悦目，让绿色倍感清新，如果大自然没有了红色那将不敢想象，所以大自然不偏不倚，让颜色呈现的如此完美，色彩缤纷，相互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