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北京消费季夜京城”近期正式启动，在发布的一批夜经济地标中，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环球影城、万达商场、月亮河休闲小镇等纷纷上榜，多元的消费场景让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夜晚“星光熠熠”。
其实我们翻开历史会发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夜间繁华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出圈”了。由于漕运鼎盛，彼时的通州是当之无愧的首都“东大门”，南来北往的商人汇集于此，不仅繁荣了通州的商业，更让古代通州城的夜晚流光溢彩。
清朝雍正年间的御制石道碑，碑文中记载了通州商业的繁盛景况。
“夜经济”雏形源于殷周时期
“夜间经济”，一般指当日晚6时至次日早6时的消费活动。资料显示，英国于1995年便将夜经济纳入了城市发展战略，并在2014年至2016年间创造了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2017年伦敦夜间经济创收占全英国总税收的6%。来自商务部的一份城市居民消费习惯调查也显示，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作为新兴消费业态，夜间消费不仅是各地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更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方式。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品质的提升，为满足人民对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消费的需求，城市夜间经济越来越火。
其实我国历史上对于夜市的记载起源于殷周时期。《周礼·同市》云：
“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阳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朝市”即早上及白天的市场，多是商贾之间的“大生意”，而“夕市”即夜市，为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后一般市民与小商贩之间的“小买卖”。
史籍中对唐中晚期夜市的记载比较明确。诗人王建在诗中称之：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因唐代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隔，夜幕降临，街鼓响起，城门、市门与坊门关闭。韦述《西都杂记》称：
“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
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由执金吾（守城官吏）每晚以鼓声告知百姓，“禁夜”开始，只有正月十五可以开放三天，设有夜市，实为灯市。
历史上夜市的真正开放并形成规模是在宋代。据《宋代商业史研究》载：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太祖赵匡胤下令开封府：
“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由于当时坊市合一，每天夜市还未结束，早市已经开场，故《铁围山丛谈》云：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
宋朝的夜市，人来客往，买卖兴旺，酒楼、小吃、茶坊、勾栏（戏院）等应有尽有，并以北宋东京（今开封）、南宋临安（今杭州）为盛，已形成了“夜经济”的规模。
历史上夜市的又一高峰是明朝，当时的夜市以北京、南京、杭州、西安、开封等城为代表。明代诗人郎瑛在《七修类稿·北关夜市》诗中对当时夜市景象的描写较为细致：
“地远那闻禁鼓敲，依稀风景似元宵。
绮罗香泛花间市，灯火光分柳外桥。
行客醉窥沽酒幔，游童笑逐卖饧箫。
太平风景今犹昔，喜听民间五袴谣。”
而清代文学家宣鼎在《夜雨秋灯录》中对当时的夜市也有所记载：
“忽见高处有城垣，门半掩，悄睨之，中有灯火。人物往来，贸易若夜市。客本贾人，见之心喜，掩入，随步所之，见各家门户悬有灯彩。”
由此可窥见明清夜市之盛况。
夜幕降临，环球主题公园人气不减。
九棵树东郎电影创意产业园内，市民畅享夜生活。
古代通州夜市让外国使节瞠目
历史上，通州夜市的繁荣其实就是通州商业的繁荣，与漕运的鼎盛密不可分。在地铁八通线临近通州北苑站的轨道旁，可以看到清朝雍正年间的御制石道碑，其碑文中这样记载通州商业的繁盛：
“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岛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陆之冲达也。”
然而历史上通州夜市的记载，大多源于明清时期多位朝鲜使者所著的《燕行录》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并无特定作者，而是由诸多使者的见闻汇编而成。
通州区史志专家孙连庆在《通州的夜市》中考证出，虽然通州在明清时期就已经非常繁华，但是明朝时来华访问的朝鲜使者并没有留下“夜市”二字的记载，相反当时通州区夜晚的繁华却是跃然纸上。比如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朝鲜国使团中的黄汝一留下“日暮笙歌喧九陌，行人说道是通州”“酴醾未解芳霄醉，笑批燕南三寸柑”等诗句描写了当时通州夜晚的繁华。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朝鲜国使臣东岳在所作《通州行》组诗之三中写道：
“城门夜不闭，灯火烂星光。”
众所周知，大部分封建王朝在古代施行宵禁，一般州县城傍晚都要关闭城门，以防盗匪。但通州经济繁盛，商贸发达，并且因游人众多，城内外喧闹通宵达旦。夜晚，州城内外商铺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因为天子脚下防卫森严，平民百姓及众多的商铺，不必关门闭户。
“夜市”二字出现在《燕行录》中是清乾隆时期，根据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朝鲜国正使金履素回程经过通州时的记载：
“一月二十八日雪，自晓至午。午后还晴，夕后有风。是日，一行人马始复回路，人喧马嘶，皆是还乡之喜。出朝阳门，行四十里至通州，石桥非不奇壮，比于芦沟则无可动目。但夜市繁华，自古有名。初更时，共松园、东谷出于店门，市肆上下，烛光照耀，开门迎客。有卖针者，有买（卖）茶者，有击锺诵经者，到处如是，可谓‘不寂寞’。”
据孙连庆考证，当时通州的夜市位于北关桥附近。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十月，朝鲜国冬至兼谢恩正使金鲁敏，率使团出使中国，在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二月初四自北京返国时再经通州。使团中的书状官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燕行录》中：
“凡大、中、小、细之针，各有所入之数。买时但针包论价，不得开包算数。针以铁之刚柔，价有多少之差。通州夜市可观，悬灯开市达夜。买卖物货之积聚，市铺之繁华，真是大都会也。通州画器铺名于天下，积画瓷可千万计。如是者十铺。”
根据清乾隆、道光年间的朝鲜使节记载，他们都在通州的夜市中见到了卖针的商贩，其实通州东面不远的邦均店盛产钢针，远近闻名，于是这种产品大量出现在通州夜市，朝鲜使团中很多人购买。至于前面所说的瓷器铺，那就更不稀奇了。江南瓷器行常年在通州销售瓷器，同时在通州的江西会馆就有两处，经销商众多，行销各地的江西瓷器数量极大，导致运输途中碰碎的大量瓷片在通州多处堆积。
御制石道碑位于地铁八通线临近通州北苑站的轨道旁。
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夜间经济品牌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一路烧杀，逼近通州城。通州知州萧履中非但不思抵抗，反而向外敌摇尾乞怜，跑到张家湾与联军谈判，请求不要进城。为求苟安，两军在八里桥对峙之际，萧履中应敌所求，组织通州商户在联军营地设“买卖街”，以物资资敌。国家危难之际，朝鲜使臣笔下的夜市换了一番景象。
“逃散之民，近始还集，稍稍开市，尚多闭铺者。昼之所见，已是寥闻，乘昏出见，夹路左右，张灯者十之二三。初见者，尚堪一观。”
但过了几年，通州恢复了以往的状态。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在朝鲜使臣李承辅的记述中，通州“市肆物货，车马城郭，不下于沈阳。夜与惠人台、赵研农观夜市于府中，灯烛之辉煌，车马之喧阗，通宵不息，亦一壮观也。”夜市又恢复了以往的繁盛。
通州夜市最后出现在《燕行录》中，是在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十月。当时朝鲜国以判中枢沈承泽为谢恩兼岁币行正使，以礼曹判书李容学为副使，以掌令尹升求为书状官，率使团出使中国。途经通州，观览夜市：
“盖自元时，天下漕运皆集于通州，运于河，即东南之要冲也。编结舟楫，覆土为桥，以渡行人矣。入其城中，市肆廛阁，珠翠金碧，触目阑珊，不可与辽沈相较而及。其日昏后，各肆灯烛皆以琉璃、羊角、纱烛、画幛等一齐开张，照耀凌乱，可谓不夜之灯市。未知广陵城观灯，胜似于此乎！”
自此之后，《燕行录》书中再无关于通州夜市的记载，这印证了当时清政府的命运。清光绪年间，清朝内忧外患，需要大量的银两来支付军费与高额的外国赔款，所以将漕粮改折征银的数额逐年增大，导致运河上的漕船数量锐减，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北运河停漕，漕运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指针飞速向前。如今，繁华的夜经济再现大运河畔。
2019年，本市出台了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13项具体举措，包括优化夜间公交服务、打造夜间消费场景、推出深夜食堂街区等。截至目前，聚焦“夜间经济”，北京已启动一系列促进措施。
在生机勃发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写字楼的数量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此落户，夜经济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商务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中明确提出，要打造夜间经济品牌示范和活力街区，鼓励夜间经济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对标国际，要将环球城市大道打造成为“夜京城”特色地标；在九棵树东郎电影创意产业园、宋庄小堡等街区创新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模式，形成夜间消费场景；支持北京华联、领展购物广场等购物中心发展深夜食堂，打造2—3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利用运河商务区地下空间和地上滨水型空间，打造夜间经济街区、运河夜游消费带，扩大高品质夜间消费供给，打造夜间文化消费“IP”，融合文旅商，拓展特色夜间消费。
内容来源：北京通州官方发布、北京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