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泽楷

目前学界存在的1927年5月某日下午邓演达在潼关冯玉祥欢迎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邓小平跟着喊，邓小平随即被冯军法处带走，次日经中共党员刘伯坚保释，才被释放，此种说法值得商榷。笔者最近根据新发现文献对1927年邓演达在潼关相关史实作进一步考察。

“那个喊口号的人”是谁

目前一些论者根据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认为，邓演达在冯欢迎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口号后，有青年跟着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此人是邓小平。但据笔者前期考察，此人并非邓小平。那么，“那个喊口号的人”是谁呢？

据冯玉祥《我的生活》一书记载，1927年5月中下旬其总司令部潼关两次会上，均有人提出倒蒋口号。

（一）关于第一次会上提出倒蒋口号的人。此次会上，有人提出倒蒋口号，但冯并未逮捕他，最后让他走了。冯书有两处对此进行描述。

一处是：“唐孟潇（即唐生智）先派来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为俄国留学生，与刘伯坚为同学，是位共产党。我请他讲演，他当场请听众出题目，希望听什么，他即讲什么。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学问好像极其渊博。”（冯玉祥：《我的生活》，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98页）

另一处是：“在潼关会议的时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蒋的口号。同时街上也贴满此种标语。最先提出这口号的是唐孟潇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口才颇佳，他长篇大论讲演，言词富于煽动力。许多朋友都从而附和。我总觉得不是味道……于是我和他们说：‘我和蒋先生，不如你们和他的关系深，历史久，但你们昨天还是拥护蒋总司令，今日忽又翻脸要打倒他，究竟是什么道理？你们说出了道理，我也赞成，否则，你们打倒他去，我还是照常干我的。’同时薛子良等也依照我的意思与刘伯坚等力争。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见我们态度如此，没有再开口，不久就走了。”（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15、516页）

上两处文字显示，冯玉祥所说“此人”有这样的特点：北伐军总司令唐生智的代表、共产党员，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刘伯坚同学，学问渊博，会讲演或口才佳。笔者认为，汪泽楷（1894年-1958年），湖南株洲醴陵人，完全符合上述特点。

汪泽楷当时是唐生智的代表。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第6版载文《陕西党部之反蒋大会》，“秦陇通讯社消息：西安方面之本党同志，得蒋介石叛党消息，莫不怒形于色。陕西省党部及西安党部，曾于四月二十七日，在省党部召集党员大会，到会男女党员约五千人……于右任及唐（唐生智）总指挥代表汪泽皆演讲。”“汪泽皆同志演说大意”为“中央开除蒋介石党籍”有“意义”、“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个人专政的蒋介石”等。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第2版载《西安通讯：西北将领一致讨蒋》，又说：“西安通信云”“日前”“冯氏”（冯玉祥）与“各级政治部代表”“大会”，出席者里有“唐生智代表汪泽皆”；汪在会上主张“讨蒋”。由于1927年2月至7月间汪泽楷使用姓名“汪泽皆”（汪泽楷：《我的历史交代》，《株洲文史》第17辑，1993年12月版，第289页），所以此两报载都说明汪泽楷是唐生智的代表，在西安和潼关（注：4月，冯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任总司令，5月7日离开所在地西安，出师潼关）会上均喊了倒蒋口号。

汪泽楷是共产党员，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刘伯坚同学。汪泽楷夫人杜綝回忆说：汪泽楷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在巴黎成立时，汪泽楷和周恩来都是该组织创始人。1923年，汪泽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同年，受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刘伯坚是（汪）泽楷留法、留苏同学”。（杜綝：《往事历历忆泽楷》，《株洲文史》第17辑，第4、7页）

当年留法的沈沛霖回忆说：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召开代表会议，周恩来和汪泽楷及刘伯坚等人参加（沈沛霖、沈建中：《我的留法勤工俭学经历（1920-1926）（下）》，《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5期，第34页）。当年先留法后留学东方大学的郑超麟回忆说：汪泽楷早年留法，我和他在巴黎加入“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他还被当选上其执行委员。同年10月，我和他同赴东方大学学习，次年7月一起回国。（郑超麟：《记汪泽楷》，《株洲文史》第17辑，第35、36页）

这些回忆都说明汪泽楷早年是共产党员，曾在东方大学学习，与刘伯坚为留法留苏同学。

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中共党员汪泽楷是邓小平入团介绍人之一。邓小平回忆说：“（我在法国）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当时“只要参加了青年团的领导”“就算自动转入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我到1924年才“正式转党”。（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0、116页）

汪泽楷学问渊博，会讲演或口才佳。大革命时期，湖南醴陵工农运动骨干易学泳回忆说：1925年春，汪泽楷曾回家乡湖南醴陵，“以一个学者的面貌出现在醴陵各界人士面前”，多次讲演，“他说的话特别新鲜”“好象有一股吸引力”“大受青年群众的欢迎”。（易学泳：《汪泽楷与醴陵革命运动》，《株洲文史》第17辑，第59页）

汪泽楷的学生陆承裕回忆说：1925年汪泽楷曾在醴陵县立中学教历史课。代理校长李味农对学生们介绍说汪老师“曾留法、留苏”“很有学问”。汪老师上课时“从容不迫”“简明扼要地解答问题，使同学们从其精辟入理的解答中自觉地接受教育”。（陆承裕：《回忆汪泽楷老师给我们上的一堂历史课》，《株洲文史》第17辑，第61、64页）

总之，汪泽楷完全符合冯玉祥所说上述特点。所以，汪泽楷应是潼关会上最先提出倒蒋口号的人，冯玉祥当时未抓他，让他走了。

汪泽楷在当时西北王冯玉祥会上最先提出倒蒋口号，这颇有历史意义。一是为以后冯玉祥会上其他人员主张倒蒋开了先例，所以就出现下面提到“一位青年”又在冯部“潼关聚会”“讲演”“要求倒蒋”。二是此事对冯玉祥影响深远。1927年6月20日至21日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开始完全倒向蒋一边，后几经曲折，终于认清蒋反动面目，走上反蒋拥共之路。个中原因较多，但当年汪泽楷在会上最先提出倒蒋口号（冯玉祥1948年在回忆录里依然对此记忆犹新），自然亦有一定影响。

（二）关于第二次会上提出倒蒋口号的人。此次会上，有人提出倒蒋口号，但冯玉祥却抓了他。冯玉祥书中有一处对此进行描述:

“那时我正住在潼关，指挥前方军事，并检阅陆续开拔的部队。一日在野外对部队讲话，我力说此时大家当精诚团结，万不可自己捣乱云云。散后我即回文庙中批阅文电。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一位青年在那里讲演，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有几句话刺进我的耳朵，他说：

‘我们是一致要求倒蒋，可是有一个人现在庇护他。在今天，庇护他的就是军阀，就是反动……’

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不过初中毕业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职员。他还继续讲他的，肆意诋毁，热心和勇气真是有的。他说：

‘我们定要倒蒋，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动，我们就连他一块儿打倒！’

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你现在又说这些话做什么？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顶起来，还满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调，说我不应当以自己的地位，来‘专制’‘高压’云云。我以为军中纪律必不可破坏，当即令人予以逮捕。后来刘伯坚等向我说好话，方把他释放。”（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16、517页）

上述文字显示，冯所说“那位青年”有这些特点：大约十八九岁，初中毕业的程度，政治部中职员，喊倒蒋口号地点是在文庙里。

笔者认为，“那位青年”绝非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此时23岁，当时文化水平属于上等，任教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至于其具体姓名，现难以考证。但这一点可肯定：此前汪泽楷在潼关会上提出倒蒋口号（汪泽楷斯时还担任冯玉祥政治部组织处长），所以此青年现亦敢在冯玉祥聚会上喊倒蒋口号。

综上，1927年5月中下旬，在冯玉祥总部潼关两次会上，均有人提出倒蒋口号。一次是唐生智的代表汪泽楷最先提出这口号，冯玉祥并未逮捕他。另一次是稍后冯玉祥政治部中某青年职员提出倒蒋，并与冯玉祥顶撞，被冯玉祥认为是破坏军纪，加以逮捕，后经刘伯坚等人求情，旋被释放。这位青年提出定要倒蒋，在某种程度上受了前面共产党员汪泽楷喊倒蒋口号的影响。他们当时先后提出倒蒋，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动斯时西北社会反蒋运动的出现，亦为冯玉祥最终走上反蒋拥共之路准备了一定思想基础。

邓演达在潼关是否与邓小平见面

先弄清邓演达1927年6月在潼关的日期。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同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并攻克开封后，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于2日抵达开封（《本报特派员2日6时由许州来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4日，第1版）。大约同时，邓演达急电在汉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紧急北上。5日，郭沫若抵达郑州，在当日郑州十万军民联欢大会上演讲（《郑州举行军民联欢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第2版）。郑州有关工作由郭沫若代理，邓演达遂于该日西行，6日抵潼关（《冯玉祥日记》第二编，民国史料编辑社1932年版，第53页）。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从西安抵潼关与冯玉祥晤谈，两人于8日从潼关动身赴郑州（《冯玉祥日记》第二编，第54页）。冯玉祥和邓演达途中同行（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18页）。9日抵郑州，10日和11日出席郑州会议（《冯玉祥日记》第二编，第54页）。可见，邓演达在潼关日期是6日至8日，即6日抵潼关，8日离开此地。李世军回忆说是某日下午邓演达与邓小平于潼关冯总部见面。如此回忆属实，见面应是6日或7日下午（8日邓演达离潼返豫，该日下午无法见面）。

现结合有关记载来分析。（一）邓小平及其家人与当时下属记载。邓小平女儿邓榕和邓林据父亲回忆说：邓小平1927年2月从苏联到达西安，6月底离开此地赴汉。此期间，“父亲在西安期间主要做（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也曾短期兼在西安中山学院讲课。” “他还参加西安的一些党团会议和革命群众集会。”（毛毛、邓林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中山军事学校分队长胡震回忆说：校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每天都很忙，上课、作报告，研究与处理学校的重大事宜，常常工作到深夜”（《胡震同志的回忆》，《西安党史资料》第二辑，第34页）。可见，邓演达在潼关的6月6日至8日，即周一至周三，正是工作日，邓小平当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或中山学院工作，不排除参加市内活动。邓小平亦不方便去潼关，因为两地距离约140公里。冯玉祥5月7日日记说：“五点半，由西安出发，九点半到华岳庙休息，下午二点一刻到潼关”（《冯玉祥日记》第二编，第48页）。可知，步行得4至7个小时。尚无记载说邓小平接到要赴潼关的通知。故，6日至8日，邓小平不可能去潼关见邓演达。

（二）冯玉祥记载。冯玉祥记载说，邓演达抵潼关后，6日或7日，这里有人告诉邓演达说冯玉祥并不“反蒋”；所以，邓演达见到冯玉祥后，未讲联合反蒋事（《冯玉祥自述》，第182页）。7日，于右任由西安至潼关与冯玉祥晤谈，两人遂8日启程赴郑州（《冯玉祥日记》第二编，第53至54页），冯玉祥和邓演达途中同行（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18页）。此全过程没有涉及邓小平。另，邓演达来潼关仅想联冯反蒋，冯玉祥没必要让远在西安的青年共产党员邓小平于繁忙工作日来潼关参加迎邓演达会。故邓小平没有来潼关见邓演达。

（三）当时西安媒体报道。《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6月8日报道说：“昨七日”，从下午3点到6时余，中山军事学校焕章俱乐部“举行盛大之欢迎农民代表大会”；“到会者”有陕西省农协代表80余人和含校政治部主任邓希贤在内的“该校全体”（《中山军校昨日欢迎农民代表》，《西安党史资料》第二辑，第19页）。可见，7日下午，邓小平还在西安，邓演达和邓小平不可能该日下午潼关见。

另外，6日，中山军事学校赠予陕西省农协成立大会代表锦旗（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1985年版，第6页）；同日，上午10点至12点，西安举行“追悼李大钊同志”大会，国民党员一万余人参加（《陕西通讯：西安追悼李大钊同志》，《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8日第3版）。而邓小平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特别支部执行委员，此日得忙于参与或参加这些重要活动。因此，6日，邓小平亦不可能去潼关。

总之，1927年6月6日至8日，邓小平应在西安忙于工作或重要活动；邓演达于6日抵潼关，抵后，有人告知说冯玉祥不反蒋，于是在冯玉祥面前未提联合反蒋，但邀请冯玉祥出席郑州会议；7日，于右任从西安抵潼关与冯玉祥晤谈，两人8日启程东行，冯玉祥和邓演达途中同行；此全过程中没有亦不可能有邓小平。学界所谓邓小平某日下午出现在冯潼关迎邓演达会上，此说法值得商榷，邓演达和邓小平不会亦没有在潼关见面。

（作者陶季邑系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江文沛系武汉市新洲区人大常委会代工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