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读读英国国宝级作家，有“旅行文学泰斗”之称的简·莫里斯可谓恰当其时。

前不久，中信出版与出版品牌湖岸，联合推出了这位伟大作家的系列经典作品——《世界：20世纪的道别》和《欧洲五十年：破碎大陆的返航》。

不过，提起简·莫里斯，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堪称“传奇”的一生。

作为记者，她的职业生涯堪称辉煌，亲眼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风云变幻：从人类首次登顶珠峰，到艾希曼审判、柏林墙倒塌，以及香港回归……

而就她自己的生命历程来说，故事就更为精彩了。牛津毕业，参加过二战，变性手术帮莫里斯完成了从“他”到“她”的转变，随后又从新闻记者转行到旅行文学作家，是真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莫里斯在近50年的时间里周游了40多个国家，出版了四十多部作品，还差一点就成了牛津大学校长。

简·莫里斯

她的一生殊荣不断，《泰晤士报》将她名列1945年以来50大英国作家的第15名。2020年，莫里斯走完自己波澜壮阔的94年人生。

去年，许知远的个人公众号“许知远漫游记”上线，推送的第一篇文章《漫游之梦》，就是献给他心中的英雄——简·莫里斯，其非凡的魅力可见一斑。

今天，阿信请来了《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贝小戎，《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以及《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三位老师，来为你聊聊，“我们这一代的首席记录者”简·莫里斯。

为你打开新一年的人生格局。

简·莫里斯的传奇生平

贝小戎：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公室收到的莫里斯的那本《她他》，写到她变性的经历。

其实那本书也不只是写到她变性，也写到她做记者的经历，写到比如她在《卫报》《泰晤士报》里面工作，对这两家单位有什么不满。

后来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开书评写作训练营，我们带很多人，去教大家怎么写书评。那么第一类就是游记，因为我觉得游记这个东西能让大家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所以就去看很多关于游记的推荐，经典的作品里面都有莫里斯的书。

吴晨：《经济学人》曾评价莫里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首席记者和首席观察者”，这个评价是比较高的。

为了这次对谈，我特别重读了这几本书，《世界》《欧洲五十年》和《她他》——这几本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觉得要把她放在三个重要的视角去思考。

第一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成就这样一位作家。大的背景就是“二战”之后秩序的打破与秩序的重建。一个出身自旧有秩序的英国人，拥抱一个新的秩序（美国治下的和平），再游走在英帝国治下的残余，再去写英帝国治下的秩序。

《世界：20世纪的道别》

第二个是，她在《她他》中特别提到的，所谓“平台”的重要性。

“二战”之后，莫里斯先去了《泰晤士报》，这是上流社会的人写给上流社会的，是明确的、精英的英国官方报纸。然后是《卫报》，再然后，到70年代她开始给《滚石》《人物周刊》《月刊》供稿。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遵从文字的时代，这是一个无论是英国的媒体平台，还是美国的媒体平台，都还有全球覆盖性跟影响力的时期。在这样的平台上，她有机会去表达。

第三个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界》结尾的1997年香港回归，以及后记中提到的2001年9月10号她回到威尔士。

第一个时间点，莫里斯是在告诉你，“这实际上是英帝国的终结”。她用50年的亲身经历，不仅让我们见证了一个帝国的终结，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帝国的崛起及其受到的挑战。

当你是一个崛起的国家，是一个支配者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犯任何一个支配者都会犯的错误——之前英国犯过，当时的美国也不例外，“9·11”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大的节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线，从她的行走、她的阅读和她的写作，到我们在20年之后再去看她的这些著作，其实可以很好地让我们了解到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大的图景。

郑诗亮：莫里斯作为记者，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和写作，这对她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初她在牛津读书，“二战”时入伍当兵，战后给《泰晤士报》《卫报》工作多年，在此期间，她做了很多知名事件的报道，比如英国的探险队去攀登珠峰，苏伊士运河危机。

到了60年代的时候，她就声名鹊起。她的一些代表作品都是在那个年代出版的。

另外，刚刚两位老师都提到了莫里斯的一部作品，《她他》。

为什么要提这个？莫里斯人生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她做了变性手术。

那是1972年，莫里斯46岁，已经结婚，而且已经有四个儿女，但她还是去做了变性手术。

她原来的名字——作为一个男性的时候——叫“詹姆斯”（James）。变成女性之后就变成了“简”（Jan）。称呼也由那个男他（he）变成了女她（she）。

詹姆斯·莫里斯（左二）与探险队在珠峰

由于她的变性手术是在卡萨布兰卡做的，所以《世界》里讲到卡萨布兰卡的章节也专门提到了跟她的变性有关的事情。

莫里斯的各种情结

郑诗亮：我觉得我们还以谈一下莫里斯这个人的情结，她是有很多情结的。

比如，她对历史厚重感的情结。所以才有这样的评价：与其说她是一个旅行文学作家，还不如说她是一个历史作家。

又比如，她是一个有读书和收藏情结的人，她收藏了很多旅行指南和游记。

莫里斯之前有本书叫Travels，里面有篇文章就谈到，她有时通过读旅行指南来进行纸上的旅行。她收藏了很多18、19世纪的比较珍贵的属于珍本的旅行指南，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她也有摘录。

再比如，她还有大英帝国的情结。在我印象中，她2001年有本书，其中就提到在她年轻时，她心目中的大英帝国的君主很宽厚仁慈，深受百姓很爱戴钦佩，大英帝国可以永远存在，百世流芳。

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结，威尔士情结。她的父亲是威尔士人，她晚年的时候也一直住在威尔士，大力宣扬威尔士文化。她的子女也有人把姓氏按威尔士的拼法拼成“Morys”，而不是标准英语里的“Morris”。

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写作者。

贝小戎：我有印象的是，她对汽车也有情结，她喜欢买二手车，大概还有一辆二手的劳斯莱斯。

她后来的写作是受别人委托的，别人出钱让她写东西。

比如世界银行就出钱让她写过世界银行的历史。然后她就用稿费或版税又买了一辆mini汽车，好像也是二手的，但是个比较新的二手车。

收藏旅行指南确实是挺神奇的。她本人曾表示她不是游记作家，因为她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比较主观的。她不是单纯地、负责任地告诉你，你来这个地方能看到什么景色，莫里斯是写她对这座城市的感觉。

所以旅行指南这种东西跟她的写作思路其实是相反的。她可能也需要这些，有指南比较方便，可以少浪费时间，但这个东西对她来说完全是工具性质的，或者说是有历史痕迹的收藏。她自己写的游记肯定跟这些指南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欧洲五十年》

吴晨：我觉得，首先她有大英帝国的情结。但可能我的观察稍微有些不一样。

大英帝国情结是什么？我觉得，本质上，这是一种精英治国的情结。这无疑跟她牛津大学的教育背景有关，因为牛津说白了就是生产大英帝国的精英。

进入媒体界之后自然也是精英，例如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之前也是给报社写稿的，之后才进入政界。也就是说，在英国，顶级的媒体跟政界，跟金融圈其实是互通的。

吴晨：在《世界》里，有一段她在90年代末去西点军校的记忆就特别有意思。因为她其实一直在做对比，倒也不是在哀叹大英帝国的衰落，但她一直在打量，在冷眼打量这个美国治下的和平跟美国的精英是什么样子的。

曼哈顿当时在她看来是“decayed”（败坏）的，然后她开车三四个小时到哈德逊河谷里面的西点军校去看，看看这些年轻的军人怎么样。

她感到这个军校有英国训练公务员、训练统治阶层、训练精英的遗风。也就是说，你需要把责任、国家、荣誉放在第一位。这其实是她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感触，一声叹息。

同样我也同意，她有开车情结。她七十多岁还在开车，到处旅行。都说50年代之后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年轻一代都追求个性，我觉得她就是一个非常明确有个性的人，而开车旅行正是彰显了她的个性。

第三个是她的变性，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的。

在那个时代，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而且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做尝试。

虽说我们不要过度强调一个人对自己的性别认知与社会对其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但男性视角跟女性视角打量同一件事情确实会有不同。

如果一个人经历过男性视角，然后又反叛男性视角，又有机会真正进入女性视角，你就会发现别人对待她的方式不一样了，她自己跟世界的交互方式不一样了，甚至跟女性同伴在一起交流的那种感觉也不太一样了，我觉得这是很奇特的。

我们可以揣测说，可能恰恰是这种多样性和这种冲突，以及在冲突过程中的和解，给了她另一双眼睛，让她可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并且打量得更有意思。

郑诗亮：这点我蛮同意吴老师的说法。其实莫里斯自己在自传里就谈到，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她就意识到自己生错了身体，她本来应该是个女孩。

这种性别认同障碍的困扰，以及最后在1972年通过手术来解除这个困扰的体验，给她的写作，给她的思考所带来的变化，是其他人没有办法去拥有的，是她自己独属的一个体验。

贝小戎：我可以再聊聊。前不久刚出的一本简·莫里斯的新传记，她有一个女儿就出来表示了对她作为父母的不满。

莫里斯总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早夭。

在小女儿只有七八岁时莫里斯做了变性手术，由此给家庭带来了冲击。手术之后，莫里斯让孩子不要喊她爸爸，要喊她阿姨，这让这个小孩完全接受不了。

此外，她说她觉得自己是个女的，但她对女性的定位是很传统的，认为传统的女性角色还是一个附庸的地位。女的就是要生孩子，要收拾家什么的。但她自己在家里从来不做家务。可以说，她还是比较精英的。

她觉得自己是个女的，但是个不同寻常的女性，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她的女儿就对此很不满，你自己口口声声说你是个女的，但你对女性其实是不太尊重的。

她的女儿还直接说，自己生下来是对之前早夭的女儿的一个替代品。这让她的女儿接受不了，“我就是我，我不是前面一个姐姐的替代品”。

也就是说，莫里斯确实还是挺矛盾的——她有坦诚的部分，也有不坦诚的部分。她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写的。

郑诗亮 ：这方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八卦。据说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莫里斯变性都三十多年了），她又以女性的身份跟她的前妻秘密进行了一场同性婚礼。因为本来在变性之后，两个人就离婚了。

贝小戎：那会儿英国还不支持同性婚姻。

吴晨：所以08年在英国已经允许同性……

贝小戎：那倒还没有，这要等到2014年才行。她们登记的是一个事实婚姻关系，也算了有了一个名分。

吴晨：但我觉得其实背后有一个挺大的问题，她没有在书里面解决。

她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女性，但这并不是说她渴望跟男性在一起，她变性并不是为了去追求男性的爱或者经历，她还保留了自己的婚姻跟自己的家庭。这跟我们常见的那种变性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她在这上面是纠结的。

贝小戎：而且她之前可以忍受那么多年，是为什么？在当记者的时候，她就知道男性是有性别优势的。

《卫报》还好一点，对女性是比较公正。但在《泰晤士报》就不行，大部分同事、领导都是男性。所以如果你要想在新闻界立足的话，你就不能马上变性。作为一个男性还是有必要的。她很清楚这一点。

时代背景对莫里斯的影响

郑诗亮：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时代背景的关系挺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聊聊。

莫里斯选择做变性手术是在1972年，那会儿正好是全世界左翼运动风起云涌以及亚文化崛起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她的选择居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做了。所以，莫里斯选择变性，停止记者工作，开始纯粹的写作生涯，跟这个时代背景有关吗？

吴晨：我没有做太多的研究。我觉得至少首先，那个时期对于变性的包容度比在1968年以前肯定要更多。

其次是技术因素，变性手术当时仍然需要通过非正规渠道。英国也有相关的医生，但在英国，法律要求她去离婚。她跑到卡萨布兰卡做第一次手术，也是因为要规避这样的风险。

其实你看这次手术的过程，本身也极具传奇色彩。她飞到卡萨布兰卡，却不知道具体要去哪里。她只是听说过B医生，但不知道B医生诊所在哪儿，还得下了飞机先到电话簿上查找B医生的地址。

过去之后，她接着描述了B医生是什么样子的，他太太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些医护人员是什么样子的。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即便在1972年，她仍然是在做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最后她回到英国，浑身仍然带着疼痛，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大的“功勋”。

她记得特别清楚，身边有一位男性乘客，这是她第一次以女性的身份跟一个男性去互动。她把这些细节都写了出来。

在这之后，她还要再去做两三次的补充手术。所以我觉得，即便在1972年，她也是在做一件很先锋的事情。

作为一个记者，你如果没有冒险的精神，没有猎奇的心态，没有那种对未知的好奇心，你是绝对做不好的。

如果换成别人，或许要等到1982年或1985年之后才敢去做，她在某种意义上是敢超前于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