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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余亮:找到生命中被大雪覆盖的故事

日期: 来源:民进网收集编辑:民进网

“庞余亮的《小先生》,接续现代以来贤善与性灵的文脉,是一座爱与美的纸上课堂和操场。”这是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给予《小先生》的授奖辞。从15年乡村教师生涯到扬州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从一个疯狂喜欢阅读和写诗的“小先生”到荣获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庞余亮的文学人生,写满故事。“写作就是要找到我们生命中被大雪覆盖的故事”,新黄河记者专访庞余亮,听“小先生”讲述他的阅读和写作,讲述他的“露珠和泪水”。

一个爱读书爱写诗的“小先生”

记者:您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一颗令人心疼的童心最早是如何种下的文学种子?

庞余亮:我出生在江苏兴化千垛镇一座四面环水的村庄。父母是农民,也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小时候我问过我的父亲,为什么不读书?出生于1921年的父亲说不读书有两个原因,一是贫穷,二是我的爷爷有个非常出名的口头禅(这出名是在我们村庄):天下只有用半升子借米,没有用半升子借字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半升子”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竹或者木制的圆柱形的量具。我爷爷的意思是“读书无用”。我父亲也知道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但他无法改变自己是文盲的命运。况且,我们家又是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我父母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我是他们的第十个孩子。等我来到这个家的时候,父亲48岁,母亲44岁,家里没有书也没有报纸,而我偏偏是个想读书的孩子。生存的压力,过多的家务,也没有令我读书的渴望降低。我记得当时特别喜欢讨好大队会计,那是一个个子非常高大的大队会计,讨好他的原因是他们家有报纸,报纸的第四版是文艺副刊。我特别喜欢读那上面的文艺副刊。

读书的第二个途径是向回乡的知青借书。11岁那年,我见到本村有个哥哥有一本杨沫写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跟着他死磨硬缠了三天,他才答应我两个小时看书时间。偏偏这时候,我母亲让我去打猪草。年轻人可能不懂什么叫“打猪草”,“打猪草”就是去野外将猪能吃的野草给找寻回来。我当时就决定,违背一下母亲的决定,不打猪草了,即使挨打,也要把这本刚刚借过来的书看完。但天下的母亲都是出色的“侦探高手”,为了防止母亲找到我,我在打谷场上找了一个草垛,然后钻进去,扒开一个小洞,躲在里面,囫囵吞枣,连蒙带猜,把厚厚的《青春之歌》看完了。看完这本书的结果有三个:一是挨打;二是身上全都是被草垛里虫子咬的斑点;三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和余永泽革命和爱情的故事让我战栗不已,书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不再是我们村庄的人,而是一个远方的人。

记者:后来您是怎么真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庞余亮:16岁那年夏天,糊里糊涂上了师范。两年的师范生活一晃而过,18岁那年毕业,还没懂得分别的伤感,就分配回到了兴化。上师范的收获,就是让我疯狂爱上了读书和写诗。我那时还不太懂分到乡村的意义,就觉得有拿工资的地方了。当时坐了很长时间的船,那里没有公路,四面环水。四小时的船程后,到达了工作的学校,一见面我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我,就像看西洋镜:这么小的小先生。但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爱写诗的小先生,后来我写诗的秘密是被学生发现的。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定期跟学生介绍我读到的好诗。我的诗歌处女作是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的,题目叫《话说秋收》。这,就是我文学创作之路的开始。

“晚饭花开的时候,地球的中心就在我们那所乡村学校”

记者:《小先生》那种恳切和真情,令人感慨万千中仿佛回到自己的乡村校园生活。您曾经说过这本书开始于您的备课本,《小先生》的缘起和写作过程是怎样的?在写作时您最想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

庞余亮:《小先生》的起点在煤油灯下,我记下了《一个生字》。那是学生们的第一个故事。那时的我,刚学会像老先生那样,一边在煤油灯下改作业,一边吊起一只铝饭盒,利用煤油灯罩上方的温度煮鸡蛋。我想起了白天犯下的错,有个学生问我:“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字。我的喉咙里仿佛就堵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蛋,紧张,惶恐,心虚。我有个优点,知错就改,而且不想犯下第二次同样的错误。于是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慢慢素材就这样多了起来。

很多人说《小先生》怎么把我们学校写得那么美?这个美有没有存在?肯定存在。比如我写晚饭花。我觉得晚饭花开的时候,地球的中心就在我们那所乡村学校。不同人看待同一事物往往有着不同的视角,其实再简陋的日子里也有哈利·波特的9¾站台。鲁迅和周作人都写过百草园。周作人看到的百草园由几棵树、几个粪坑与瓦砾堆砌组成,但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便是发现了那个通向魔法学校的9¾站台,“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一切都是那么迷人。

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人看到的始终是光芒的部分。很多人看到的乡村教师的生活是简单的,但乡村学校的爱与成长是会发光的,我想通过《小先生》把这15年的光储存起来,就相当于把所有萤火虫放在一起,做一盏能够照亮乡村学校的灯。

记者: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给予《小先生》的授奖辞是:“庞余亮的《小先生》,接续现代以来贤善与性灵的文脉,是一座爱与美的纸上课堂和操场。”在创作过程中,您是怎么表现“贤善”、“性灵”、“爱与美”的?

庞余亮:《小先生》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我的散文继承了“贤善”和“性灵”散文的文心和传统,这是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从校园走出来的教师作家前辈的散文之路。“贤善”和“性灵”的起点应该在我备课的煤油灯下,那时我一边备课,一边记下了学生们的故事。可以这么说,我笔下的“贤善”和“性灵”不是我给予孩子们的,而是孩子们无意中赐予我的。记得那时我个子矮,目光多是平视与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能看到教室后排,我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般转向我的方向。在现实中,很多学生对生活的理解甚至超越了我。做了15年“小先生”,不仅是我教学生,更是我与学生们一起成长。

直到现在,学生们还会打电话跟我聊天,倾诉他们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他们把我当作兄长,这让我非常欣慰。与孩子们相处,有种无言的默契,相当于在一片森林里,风刮到我身上,也刮到了他们身上。这样的暖风里全是无形的“贤善”和“性灵”。

记者:关于《半个父亲在疼》的创作,记得您说过一段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话:“我父亲生活的所有一切基本都被时空带走了,被时光的大雪带走了。今天是大雪,大雪覆盖着我们,如果不及时记载下来,我们的泪水我们的露珠都会被大雪覆盖,被时光的大雪覆盖,那是很可惜的。我希望我们读者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能够拿起自己的笔,挖掘自己的内心,不辜负自己的一生。”在您的理解里,那些“被大雪覆盖”的一切,重要性在哪里?

庞余亮:遗忘是我们的大雪,而记忆是大雪下面越冬的小麦。这小麦是我们人生的食粮。每个人写作的角度,都是从我的角度来写的,我心目中的,我看到的故事、我注意的故事、我记忆的故事,都是为了扒开记忆的大雪,找到我们生命中被大雪被灰尘覆盖的故事。在写《半个父亲在疼》时,我强调了这是我这个三儿子心目中的父亲,但并不等于我大哥心目中二哥心目中的父亲。我特别喜欢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尤金是《天使望故乡》里面的那个爸爸最小的儿子,他的爸爸也跟我的爸爸一样,反正那个美国的家庭跟我的家庭几乎是一样。《半个父亲在疼》就是我自己的《天使望故乡》,写下大雪和“大雪下的小麦”,我们和父亲就不会在茫茫人世中失散。这,就是写作的力量。

既然热爱文学,那就要全身心付出

记者:除了散文,您还写过众多诗歌和小说,对不同文体的写作,您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

庞余亮:我父母均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一本藏书。我的乡村学校也没有藏书。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用于购买书籍。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放弃阅读。这么多年的读书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自以为“非”,一是可以成为自己。第一个“非”,是界限。然后我就自我训练,15年,我完成了各种文体的自我训练。还有一点,既然热爱文学,那就要全身心付出,以及在青春时代最为寂寞的自我训练。10000小时定律永远是成立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在读书过程当中我渐渐分析自己理解自己,我想告诉大家我爱写散文写文章,不是为了露珠不是为了泪,实际上是为了心安。”怎么来理解“写作是为了心安”?您心目中追求的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样的?

庞余亮:爱写散文的确不是为了露珠不是为了泪,实际上是为了心安。一个人在这个地球上活了一百年,把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准确地、有力地表达出来,才无憾。这就是我的价值观、我的想法。我要把我的泪水表达出来,最后再回过来看这个文字,泪水和露珠实际上是同质的。在我的心目当中,泪水和露珠实际上也在浇灌我自己,我在写作过程中在向前走。比如写作《半个父亲在疼》,父亲不是个合格的父亲,他是半个父亲。但回过来想想,我这个儿子是完整的儿子吗?这就是写作对于成长的力量。我所认为的好散文首先要“准确”,永远要有作家的心跳和体温,还要向这个世界贡献出令人惊喜的“异质性”。

记者:眼下您的写作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庞余亮:我目前还在江边的一座叫靖江的小城生活和写作。还有4年,我就退休了。但写作是不可能退休的,现在我正在奋力写作长篇散文《小虫子》,这是我10多年来一直想写的长篇散文,也是《小先生》的童年前传,写的是小时候我与蜻蜓、天牛、屎壳郎、蚂蚱、蚂蟥等小虫子们为友为敌的故事。在与乡村虫子们的拉锯战中,渐渐长大的我体验到了世界的奥秘和生活的百味。这是属于我的《昆虫记》,也是中国孩子的蓬勃成长记。期待得到读者们的喜爱。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作者:新黄河记者 钱欢青,庞余亮系泰州民进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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