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作为推动乡村发展重要手段的乡村运营，越来越受到各地政府、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关注重视，在理论研究、摸索做法、培训推广等领域百花齐放、百舸争流，已成潮流。随着更多成功经验的产生，对于乡村运营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日臻完善，总结出来的经验模式也越来越多。

乡村运营到底有几种模式呢？

作为较早介入乡村运营理论研究的团队，我们重点关注观察了杭州市临安区和余杭区两地的乡村运营实践，参与研究了浙江千村公司和腾讯“为村共富”发挥社会组织优势助力乡村运营的大量案例，主持主导了浙江农林大学共富学院和未来乡村公司的乡村运营课题研究和人才培养，同时指导咨政了浙江、广东、安徽等地的“农村职业经理人制度”落地实践。四年多来，我们一直在思考乡村运营的模式问题，本着化繁为简、回归本义的原则，我们认为乡村运营百变不离其宗，模式不外乎三大类：

其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模式。

乡村运营，是通过经营村庄新理念，把建设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采用市场化手段、系统化方法，将乡村资源和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强村富民”乡村振兴目标的活动。毫无疑问，乡村运营的第一责任主体自然是村集体组织，乡村运营能力与乡村治理能力、乡村建设能力一样成为乡村干部必须具备的“三大能力”，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开展乡村经营是一种模式，更是一个目标。

推行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乡村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能人”效应明显，组织部门、社会工作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对乡村干部的选配和培养效果是要素。

其二是农村职业经理人制度模式。

鉴于乡村人才匮乏，尤其是现有村集体组织班子成员中大量缺乏经营性人才的现状，2018年，杭州市余杭区首创推出公开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又称乡村职业经理人或乡村CEO）。招录的农村职业经理人，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接受村集体经济组织聘用，代表村集体开展具体经营活动。涌现了刘松等大批乡村CEO，推出了余杭街道八村连片组团运营模式，继而在临平区、萧山区和宁波市、温州市，以及广东省、安徽省等地逐步推开，取得了大量成功案例。

这一模式最鲜明的特征是由县级政府背书、县乡村三级政府紧密联动，出资提供乡村CEO招聘待遇保障，究其实质，属于精准人才振兴，形式上是“招才引智”。

其三是招商引资引入运营商合作运营模式。

乡村运营是一种经济活动，本质意义上离不开市场化，利用乡村特有资产资源和政府的政策资源，通过招商引资，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回乡投资经营，鼓励社会资本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开展乡村经营。村集体组织以闲置资产资源入股，以“保底租金+收益分成”的基本形式，委托入村投资的运营商整村运营，有效促进创业就业，实现强村富民兴企。建立起村集体、村民和运营商（运营师）三者之间合理的利益共生机制，是确保该模式能否成功的基础。

2017年，杭州市临安区依托生态旅游和乡村旅游优势，大胆尝试通过“村落景区”引入乡村运营商（运营师）开展市场化运营的做法，成功打造了“龙门秘境”、“红叶指南”等典型并迅速出圈，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市场化运营乡村的示范点、策源地。

这一模式的关键点是“招商”。与农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人才招聘”不一样，运营商（运营师）模式没有政府背书和待遇保障，只有乡村独特的资产资源和所在地政府提供的政策性资源，才是吸引外来资本和运营商能否进村的核心因素。临安的“龙门秘境”以其独特的资源和环境优势成功招引了新乡贤娄敏回乡经营；“红叶指南”以其秋季红叶这一核心IP与太湖源景区合作，实现“引流共享”，从“一季红”到“全年红”。

乡村运营是战术层面的研究，属于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产物，受政策、环境等外在条件影响较大，切忌机械主义，也不能简单化地以成败论英雄，不可为模式说模式。紧盯乡村振兴这个大目标，因地制宜找到适合当地发展的经营之道，才是“王道”。

（撰稿 周卫庆 浙江农林大学共富学院季宗富研究团队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