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 执笔 蓝震

前几天，一条关于“代表建议直播账号日打赏额不超100元”冲上多个平台热搜。

这条建议来自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君。据了解，这是他连续第三年带来关于直播平台监管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君。图片受访者提供

这位“85”后代表在建议中提出，“应当严格控制直播平台打赏分成比例，从根源上解决平台利益驱动，平台打赏收入分成最高不应该超出5%”。同时，“应当严格限制高额打赏，设置每个账号每日打赏上限不超过100元”。

话题一出，成了热议话题。有网友留言“这个建议比较中肯，网络打赏乱象亟需整治”，也有网友认为“平台和主播不答应，会活不下去；榜一大哥也不答应，有钱花不出去”。

昨天，潮新闻记者连线上了正在北京开两会的李君代表，对于网友的关切，他进行了回应。

连续三年关注同一问题，网友说他“不务正业”

这不是李君第一次在全国两会期间走红。

2021年，他在全国两会上建议“禁止明星代言网络游戏”，关注度很高，话题还登上了热搜。建议披露的当天晚上，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收到了四五万条网友私信，很多人表达了支持的立场。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又提交了《关于加大网络直播监管整治力度的建议》，认为“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热火朝天，捧红了一大批吸金能力强的网红，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蹭流量无底线、直播无底线、网络行乞、数据造假、内容低俗等，令人堪忧。”

有网友认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村党支部书记，不去关心乡村振兴，而是操起了直播平台监管的心，认为他“不务正业”。

昨天晚上，潮新闻记者联系上了在四川代表团驻地的李君代表，对于网上的不同声音，他表示也在关注。

“有人说我蹭流量、蹭热度，想当网红，我想说我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网络平台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应该提出来。”李君说，他还有一重身份是团中央常委，关注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也是他的应尽之责，“如果这些大家都有感知的问题，能摆上桌面大家讨论和完善，我认为很值当。”

这位担任了15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年轻代表，曾亮相过2020年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代表通道”。李君所在的村叫岫云村，这几年通过互联网的翅膀，这个曾经的落后村变成了示范村。他当时表达的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农村。

“其实这些年，我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关注‘三农’问题，比如今年就提出建议国家要继续深入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推动高校毕业生投身乡村振兴。”李君说，这些年扎根农村，他也发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农村青少年的成长问题。

“我自己是不玩网络游戏的，但身边有很多跟网游相关的不幸事例。一些人不知道，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网游危害的重灾区，父母不在身边，老年人根本管不住孩子，很多留守儿童因此沉迷于网游不能自拔。”

为此，他提出建议禁止明星代言网络游戏等。相关部门也很重视，比如2021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通知，规定网游企业仅可在规定时段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这对解决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他认为漏洞并没有封死，“很多孩子用大人的身份证信息注册网络游戏账号，甚至出现‘60岁老人’凌晨3点打网游还拿下‘五杀’的笑话。这些‘老年人’账号实际上就是青少年用老人的身份证注册的。此外，游戏账号租卖已形成灰色产业链。”

“有些问题就需要有人站出来”

作为连任全国人大代表，今年李君再次把目光聚焦在直播平台打赏问题上，热度依然不减。他认为，“有些问题就需要有人站出来”。

“网络直播是现代人沟通交流和学习成长的重要互动方式，是时代的重要标签。直播平台本身没有问题，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年在爆发式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急需堵上的漏洞，尤其对未成年人及青少年带来的负面影响，更要引起高度重视。比如直播打赏。”

图源 视觉中国

在现今互联网直播平台上，平台主播们往往通过唱歌、喊麦、才艺表演等“吸粉”，平台用户则通过以一定价格购买“火箭”“航母”“跑车”“鲜花”“蛋糕”等虚拟道具来打赏自己心仪的主播；主播可对用户打赏至其账户的虚拟道具进行与购买价等价的现金提取。部分用户在主播“套路”和刺激下，进行非理性打赏；少数未成年人利用父母账号打赏进而引发消费纠纷；还有一些MCN机构通过扮演用户进行虚假打赏，制造人气，诱导其他用户打赏。

为此李君提出“应当严格控制直播平台打赏分成比例，从根源上解决平台利益驱动，平台打赏收入分成最高不应该超出5%。同时，应当严格限制高额打赏，设置每个账号每日打赏上限不超过100元”。

这个建议在网上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在社交平台主要声音有两种，其中点赞最高的是“应该支持”，还有一种声音是“这个事儿，完全没必要管，属于自由选择”。

为何提出应当严格控制直播平台打赏分成比例？李君谈了自己看法：“归根结底，还是利益驱动问题。行业本身无罪，但是一些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益智，而是为了‘割韭菜’，赚更多的钱，想方设法通过打一些擦边球、博眼球的内容吸引引流，而一些平台为了让主播赚更多钱，就把这些流量全部给这些内容低俗的主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让很多不良的影响在网络上滋生和蔓延，造成恶性循环。”

李君担忧的是，不良的直播行为对青少年成长带来的负面冲击，值得社会警惕。

“青少年和未成年人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如果大家都争着去当网红了，都沉迷游戏，谁还愿意沉下心来搞研究、做学问？这几年我连续提了这个问题，有家长给我写信表达支持，也有人千里迢迢来村里找我表达苦衷。当然，也遭到过网络暴力，收到过威胁信息，还有一些平台联系我，问诉求何在。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我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只要当一天代表，我也一定会把这个问题追到底。”

精准化治理和发展型监管

对于直播打赏，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看待问题的深度也不一样。

还记得2017年登上国内多家媒体头条的“打赏门”漩涡中的彭氏父子吗？当时钱江晚报曾连续做了关注：两个月内，上初中的小彭通过支付平台偷偷把父母缝了十年牛仔裤赚来的16万多元存款统统打赏给了直播平台女主播。这件事当时在网上反响强烈，也触发了社会各界对直播平台监管问题的思考。

6年过去了，当潮新闻记者再次联系上彭父时，他表示“一家人已经从当年的事件中走出来了，儿子也很争气，后来考上了一所本科院校”。当提到直播打赏的话题时，因为曾经“淋过雨”，彭父表示这些年他也一直在关注，“这几年偶然还会刷到未成年人天价打赏等新闻出来，对平台还应该继续加以完善。”

深圳的家长颜先生，他认为李君代表提的建议有其合理性。“直播打赏平台确实应该好好管管，一些质量不高的内容，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不利。”颜先生认同打赏额度应设限，“但应区别对待，对一些低级趣味的直播打赏要限额、限流，对一些优质内容的创作要鼓励倾斜，引导正向的竞争。”

魏麟（化名）则是一家MCN机构的负责人，目前旗下有3000多位主播。在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说，这几天在网上关注到这位代表的建议，对于我们从事直播行业的人士来讲，应该理性看待，不能一刀切。直播做成了产业，增加了很多就业机会，尤其疫情之下给了很多国人快乐，但是成长过程中确实遇到与其他行业发展带来一样的烦恼和问题。纵观近三年，国家对这方面的规范也是越来越严苛，尤其2022年5月7日，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发布了《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优化升级“青少年模式”等。无论是平台方、MCN机构还是主播，我们在平时的培训和内部管理中，都特别谨慎，严格执行，我们也希望这个行业更加健康发展。

采访中，多数人认同诱导打赏、高额打赏等问题，都是直播领域在特定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是新事物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阵痛”，不能因为其暂时的不成熟、不完善而全盘否定这一产业模式。

从事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的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在接受潮新闻记者时表示：“直播打赏本身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它只是一种中立的商业模式。如果直播打赏用于宣扬传统文化、鼓励科技创新等领域，我认为可以起到特别正向的作用；但现在直播打赏更多是过度娱乐化消费或者是欺骗性圈钱，甚至主播通过一些卖惨、卖性感、编故事、胡吃海喝等低俗、引诱方式吸引眼球、抓流量，获取巨额利润，直播内容对社会发展的助力不大。”

目前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予以引导，在高艳东看来，“还应充分利用法律和技术手段解决直播打赏的存量问题，分级分类管理直播内容，引导直播打赏助推正能量，从而扬长避短、引导直播健康化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产业的兴起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应该持包容但不纵容的态度，通过立规矩、明边界解决其发展中的问题，让网络直播在多方参与者的监督与塑造下不断变迁，在创新与试错中走向稳定与完善。”高艳东说，比如纯娱乐表演性的直播打赏，老百姓也有精神需要和情绪宣泄，但是否可以考虑在这种娱乐表演性质的打赏上提高税收，这些税收补贴给传播传统曲艺、科教兴国等的直播达人，通过税收调节起到分类管理的功效。

高艳东也留意到像刘畊宏直播健身操，有着66年历史的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黄梅戏剧团将演出舞台搬到直播间等，收获了一票粉丝，“显然，直播打赏不是问题，问题是直播的内容，建议通过对直播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以引导打赏成为弘扬优秀文化的激励因素。”

另外他也建议，对于达到一定粉丝级别和收入的主播，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就应该有一个准入资格，类似于出租车司机的一样，把它纳入到职业评估、职业考核、职业培训范畴之内，便于平台有效地管理。

“对于直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我们应坚决治理，同时也应正视直播对于社会经济的价值，治理的目的是促使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监管部门应对网络空间进行精准化治理和发展型监管，通过灵活的政策引导直播打赏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传承优秀文化的商业模式。”高艳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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