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组： 

　　大学5年有什么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人或者事吗？

毛鹤龄:  

　　我对我们学校的体育印象深刻，并且很喜欢当时学校的体育氛围。当时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高校的体育都不错。我们学校有几个比较强势的体育项目，如长跑、跨栏等，总是取得优异成绩，像北京每年春节举行的环城赛跑曾连续几年获得第一名。

　　对于实习我也印象深刻。我们大一是在京西实习，去地质调查1周、测量实习3周。大二是在山西大同实习，做野外填图，那一年实习比较匆忙。大三是在广西进行野外实习，也叫勤工俭学。我去了两三个月，那个时候有很多知识还不懂，老师带我们找矿找煤。广西生活条件比较差，我们生活也不是很习惯，不过大家没有什么怨言。在那里勤工俭学好几个月，后来我身体出了问题，就提前回来了。大四是在河南郑州搞四化实习，是关于水文地质方面的，在工厂里做测量水面浮动情况的相关设计。我因为身体原因不太适合做野外工作，学校就调我回来，提前一年在学校实验室工作了。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老师的谆谆教诲，当时我觉得老先生的教学是比较好的。

访谈组： 

　　1970年学校迁到四川时，您去了四川吗？您到四川后，在教学、科研和生活等方面遇到了哪些困难？

毛鹤龄:  

　　1970年学校迁到四川时，我在北京留守处大概待了一年多。北京留守处有很多实验用的设备、地质标本等，另外还有一些家具。那时留守人员主要是负责保管、打包、运输这些设备、标本、家具。

　　我一直在四川待到1979年底，后来回到北京接收仪器，主要是MPV-1型显微光度计、MPV-2型显微光度计。在金奎励先生的帮助指导下，我慢慢搞懂了这些德国进口设备。当时我们想请外国人来安装，外国人要10万美元的安装费，我们就自己做，慢慢也能做完。

访谈组： 

　　1978年设立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恢复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后，地质测量专业研究生培养是怎样的状态？

毛鹤龄:  

　　1979年我从四川回来的时候，北京这边已经叫北京研究生部了。北京研究生部的地质测量专业刚开始招生时，招得很少，就是一个导师招1~2个研究生。1980年我在徐州的时候，徐州那边还在建校，没有开始招生，学校规模比较大，地方不错。

访谈组： 

　　您长期在北京研究生部地质实验室工作，任实验室主任。后又接受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引进质谱仪工作，当时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毛鹤龄:  

　　质谱仪是为后来的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引进的。引进MPV-1型显微光度计、MPV-2型显微光度计以后，我们北京研究生部自己引进MPV-3型显微光度计，验收过程中花了一点时间，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当时引进MPV-3型显微光度计之后，还有很多单位到我们这里取经学习，我们还和其他单位一起办了培训班。

　　工作中遇到困难是不可避免的，经费是一个问题，还有很多不懂的技术。实验室筹建的时候，申报材料、标书这些都要找专家请教。设备定下来之后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一部分设备还在用，但并不完全适合这个专业，还有就是外语方面、技术方面的知识欠缺。其他很多东西我们都不太了解，所以引进东西还是很难的。但最关键的还是经费不足，使得很多条件都被限制住了。

访谈组： 

　　您的研究与煤矿紧密相关，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一直在这个行业工作？

毛鹤龄:  

　　首先，我是第一志愿考入学校的，入学时的初心就比较明确。其次，我的责任心，既然在学校从事这项工作，也就没有考虑什么。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就期望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将工作做好。

访谈组：

　　您作为煤田地质实验室的主要人员，对地质实验室的未来建设有何期许？

毛鹤龄:  

　　我希望实验室不仅仅只是管理，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也要能发挥作用。我们现在的教学科研设备比过去好多了，所以实验室就不仅仅要做好管理设备的工作，还要有创造力。

访谈组： 

　　当下，我国能源发展正处于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您对煤炭行业未来发展有哪些期待？

毛鹤龄:  

　　我退休很多年了，对煤炭行业发展现状不太了解。近年来，煤炭污染问题比较严重，煤炭是重要能源，但环保问题没解决，能源方面又怎么充分发挥作用呢？希望我们学校能够搞出一个特色。此外，我看现在的老师研究范围更广了，更注重煤炭的综合利用及关于环境污染方面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些方向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