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生初度：与韩国钧的文字之交⑩

从1936年9月11日起，高二适多次在信札中表示准备回老家省亲，并拜望紫石老：

适近成秋颇有归意，定当抠衣趋教。比来起居佳鬯［畅］为慰，不一一。

然而，随着国内形势的恶化，抗战全面爆发，所有的计划不得不中断，包括高二适想为紫石老出版他的《年谱》：

止老先生尊鉴，奉赐书敬案，尊体已康复，毋任欣尉，如有不良，宜常散步，血脉舒，斯可捷足矣。贱患喉疾，亦蚤告痊，承询并加慰藉，情尤可感。

公自定订年谱迄何时止？此书拟恳由口代为印行，一切费用亦全归适负责。盖凡人生之所可宝贵者无几，又时间稍纵即逝，适之为此，亦聊示敬长者之意，未审公宠以为何如也？

1937年11月，高二适也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战争纷乱，他们之间的文人风雅也暂告一段落。1942年，爱国老人韩国钧溘然长逝，高二适惊闻噩耗，长痛不止，赋七律《哭韩止老》：

东南人望张（啬庵）与韩，公更遗爱满乡关。

八十交我意恳恳，论兵遗札空泛澜。

自经乱作书常断，垂老丧明（公两公子均先后早逝）泪如霰。

我今吞声谁与谋，回首天涯怀更倦。

高二适在诗中回顾紫石老对自己的谆谆教导，表达了痛失韩紫老后“谁与谋”的孤寂与遗恨。与韩国钧两年的密集文字之交，基本上奠定了高二适的人生走向，特别是通过文字之交的形式，提升自己的学问，辅佐自己完成学术使命。

高二适是幸运的，前有韩国钧相携，后有章士钊相佑。嗣后，他与章士钊就是以这样的形式，相约“并肩厕入中唐大师讲坛”。章士钊专攻柳宗元，高二适专攻刘禹锡，并都取得惊人实绩。受惠于此，晚年的高二适也以同样的文字之交，惠泽于后学。从文化学的意义看，此“文字之交”完整地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和传承的一种特殊方式。因为文化，因为风雅，它穿透了等级、权威以及年龄、地域等一系列厚墙，长者宽宥，循循善诱，后学恭敬，兢兢业业，就这样一茬一茬地将文化薪火传递下去。

尤其是在20世纪传统文化式微、现代文化崛起且社会动荡的语境下，高二适的“文字之交”显得尤为可贵，同时又辅以中国特有的书法为载体，更加突显出其文化学意义、艺术学价值。

（曹洋）